——曾敏之《古诗的艺术魅力》的写作
陆士清
曾敏之于1978年重返香港，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1982年，香港波文书局出版了他的《诗词艺术》。1986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诗词艺术》的续编《诗的艺术》。后来《诗词艺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改题出版为 《诗词艺术欣赏》。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诗词艺术》和《诗的艺术》汇总，出版了《古诗撷英》。现在，这本被誉为诗词赏析中“出墙的红杏”的著作 (李元洛语)，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更名为《古诗的艺术魅力》再版，将再次普惠广大古典诗词的爱好者。对这本著作，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文革”动乱结束后，曾敏之思想解放、探索古典诗词艺术的成果；但是细加推究，我发现这样的评价虽有道理但并不十分准确，因为这涉及这部著作是何时涉笔、为何而写的问题。
在《诗的艺术》的“后记”中，曾敏之有这样的交代：“记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我产生了想写一点读诗断想的札记，用以记下自己欣赏古典诗歌的感受，于是就动笔了。在大学教书的年代，我曾把欣赏诗歌的艺术表现与写作技巧联系起来，向莘莘学子灌输过这种观点，反应很好。后来重游香岛，又萌发了对古典诗歌的通俗化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的想法，于是就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札记。年前出版过《诗词艺术》，是这些札记的结集，如今出版的《诗的艺术》可说是其续编。”
这里，有一点说得很明确，那就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教写作课的时候，就结合课程教诗词艺术欣赏了；但是什么时候着手写诗词艺术欣赏札记这一点却没有明说。实际上，曾先生的这些札记是在“文革”中期开始写作的。这里有他过去从未披露的背后故事。
背后的故事之一：婉拒改编“样板戏”
“文革”期间，“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推行“三突出”的样板戏，“文革”中期，一些地方迫于“四人帮”淫威，将有的“样板戏”改编成地方戏，广东方面也被迫应付，欲将京剧《红灯记》和《沙家浜》改编为粤剧，在电台演播或在剧场演出。虽然谁来改编省革委会自有考虑，但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则想接这项改编任务。此时，与华南师范大学仅一路之隔的暨南大学已被撤销，原暨大中文系的部分师资包括曾敏之等已并入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敏之告病假在家休养，不用上课，工资照领。突然有一天华南师大党委通知他：“曾老师，现在我们派人来跟你商量，你要做一些工作。”什么工作呢？他们接受任务，要把革命样板戏改编为广东话的广播剧。一部是《智取威虎山》，一部是《沙家浜》。他们要让曾敏之和陈芦荻带三个年轻的教师来改编。曾敏之接受还是不接受？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下糟糕了，有可能变成反革命分子。因为江青的东西怎么动呀？动错了一点就把你打成反革命的。我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跟陈芦荻说：‘芦荻呀，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做了一定后患无穷啊！’我向华南师大党委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工农兵的感情。我离开了家乡几十年，后来也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现在要让我们改编革命样板戏，是难以表现出工农兵的感情的。可不可以让我们下乡体验生活。这一招很好，我马上借了五百块钱工资，通知我的老伴快点回来，那时我老伴在文教系统，下放英德”于是，曾敏之和老伴下农村体验生活了。
不过，曾敏之去的不是别的农村，而是他的故乡，是阔别了四十年后的故乡。
曾敏之估计，一个月的时间里改编的事会有变化。“假如一个月还无动静，我就装病，反正就是不干这个事情”。
背后的故事之二：亲情温馨激发起的诗情
曾敏之是广西桂北罗城黄金镇人，十岁时父母相继离世后，小学毕业后就中断学业，三十年代初漂泊到广州，靠勤奋自学而成才。凭一腔热血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十多年没有回过故乡。这次，借着所谓体验生活，踏上了归乡的旅途。他先到桂林，饱览了漓江春色，有感而发为《朝发漓江》：“波光摇荡群峰醒，星月舒眸水色蓝。买得蒲帆江上去，笑携老伴看春山。”然后从桂林直抵罗城黄金镇。时隔四十年，黄金镇面貌依旧，人事已非。当他重见儿时嬉水之地的平桥时，不禁感从中来，写下了《口号一绝》：“休问浮沉身外事，且衔哀乐手中杯。多情自有平桥水，照得天涯浪子回。”曾敏之盘桓数日后，告别故乡，离情依依，欲去犹恋，在《赠景桓》诗中，甚至表达了叶落归根之念：“板水明如镜，物华有此人。倾襟情款款，惜别意殷殷。老圃传高节，天涯愧壮心。何年烟水绿，归棹傍芳邻。”
返乡之旅，掀动了曾敏之的心潮，也掀动了他的诗思。在返穗的列车上，曾敏之一腔思绪皆被我国古典诗词所萦绕。怀乡、送别、悲悼，一系列诗作和诗人的名字，一一掠过他的心头。特别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两首，使他反复品味。
贺知章以平常的接近口语的词句，极其生动细致地描绘出了久客他乡之感和还乡所见之情。用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意趣和春风不改水波的画面，抒发了千古以来相通共鸣的游子情怀。这种动人肺腑的优美情怀，在四十年后返乡之旅的今天，不是感同身受吗？ “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与“多情自有平桥水，照得天涯浪子回”，前句是贺知章的，后句是曾敏之的，千年相隔，相继相承，情同一脉！曾敏之想起了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在《登楼赋》中说过：“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曾敏之觉得，这是说怀念故土是人之常情，绝不会因为贫困失意、显贵得意而有所改变。古往今来，难道不是共通的规律么？想到这里，曾敏之不禁一愣。什么共通规律，这不就是共通的人性么？“共通的人性”
这在当时是被视为禁区的几个字，一下子把曾敏之拉回到现实中来。现实是“文革”的炮火隆隆，所谓“文艺黑线”被又砍又砸，那些“左”派恨不得把“人性”两字从汉语词典中删除。可是即使将“人性”两字从词典中删去，难道人性就不存在？人之常情就从此消失，人就只有狼性了吗？真是荒唐！曾敏之自知自己不是美学理论家，尤其在权力即真理、弄不好反遭杀身之祸的当时，他无力而且也不想在理论上与他们多费口舌；但是他下了决心，回到广州，如果改编样板戏的事烟消云散，那么他将开始写作古典诗词札记，这是陶冶自己，回归艺术，欣赏民族皇皇然的美学。果真，曾敏之回到广州之时，华南师大放弃了那个课题，改编的事再也不提了。于是，从1972年开始，他挥笔织锦，写古典诗词艺术札记，化名寄往香港，在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和《新晚报》的副刊上发表。这在视为禁忌的当时，是需要政治勇气和艺术勇气的。
曾敏之古典诗词艺术札记的写作，是从探丽唐诗艺术着笔的。曾敏之倾情唐诗，嗜读唐诗。在《诗的艺术》的“后记”中他透露说：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算起，一位挚友赠送给我的《全唐诗》线装书伴我度过四十年风风雨雨的生涯，直到如今仍珍藏在身边，可见嗜读成癖的程度。有不少名家之作，可以背诵得琅琅上口，这对于欣赏及试作很有帮助，这也是流传不衰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的一种验证”。这说明，唐诗的诗情诗艺之美，早已萦绕于曾敏之心间。更何况，回乡之旅所激发的诗情，也主要来源于唐诗。所以从赏析唐诗落笔，对曾敏之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就这样，从赏析唐诗开始，曾敏之一发而不能收。就这样，在受“文革”折磨苦难的岁月里，曾敏之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也就这样，他沉浸于回归艺术、回归美的诗美天地的创造中，在美学思想上与“左”倾文艺路线彻底地分道扬镳。
他从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开始落笔，而后写李白、写杜甫，写出了一个别具风采的诗美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