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在不断提升我们智性的今天，又怎么不带来它的负效应呢？科学理性与德性育化具有不同的生成途径，明晰这一点，是我们学走向德智平衡的重要一环。
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取得的更大成就以及其力量的不断提升，更多的人们日益将科学理性作为了他们评价事物的标准。近30年来在我们国家所有层面一直都有着一种科学至上的心态，这种心态日益构成了社会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理性意识无可避免地与德性育化进行着正面的交锋和交融。
由此不难看出，把德性育化放在科学主义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就成为学校乃至社会德育面向现实，走出困境，精致有效育化德性的必然途径。
第一节科学理性与德性育化
“科学的春天”重临中国大地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不但在知识阶层得到广泛推崇，它还与改革开放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号召同步，以其对人民物质生活文化水平的直接促进，而且日益在人民大众心目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追捧。人们便在不知不觉中把科学以及科学理性作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当科学理性或方法从事实领域被不断地运用到价值领域之时，以事实性范畴为目的的行为选择与以价值性为目的的行为选择就被混淆了其界限，而导致可能的错误不断地出现。
科学理性与德育之别
“建立在科学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理性，一般是指那种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或在自然科学中被认知的范畴和事物，当做哲学探索和其他探索的唯一正确的原则信念。”科学主义所持的这种信念，其诞生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归于数”的主张。在本质上，科学关于真与假是对事物必然的、永恒的、普遍的认识，而德育就是善于关注，考虑对自身的善之形成及有益之事，即关乎善与恶，它因人而异，是具体的、可变的。
我们完全相信科技创造奇迹的无限能力，但是我们也会发现科技发展往往与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制度发生冲突。远的如克隆技术诞生后，人们对它的种种质疑与越来越高的立法呼声，近的如脑部开颅戒毒技术被卫生部叫停，这些似乎都在暗示着科技与法律有着内在的矛盾。
科技追求变化、追求创新，它要打破常规，要不断突破现有的常态性的束缚，甚至是思想的束缚，不如此科技就无法存在、无法发展。而伦理道德也好，法律制度也罢，它们维护的是稳定，是现有的秩序，这既包括人们思想的稳定，也包括社会建构的稳定。科技要创新、要发展，那它就总是超前的；法律要稳定，要秩序，那它就总是滞后的。法律永远落后于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也会永远给法律出难题。即使并非本意，科技也在做着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构架的工作，而法律却在努力地给科技这匹野马套上枷锁，将其纳入自己的规范体系之中，甚至有时不得不牺牲科技的创造力。这一对矛盾有点让人左右为难，让人无所适从。
自然科学发现真相，人文科学发现自我；自然科学研究人的自然构造，人文科学研究人的内在需要。从现在表现出来的问题看，两者的发展并不平衡，当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越来越涉及人自身的时候，人文科学也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索人的需要，同时拓展研究领域。看来把“科技人”纳入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可能。
科学理性主张一切道德问题的研究都必须以量化分析为前提，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或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道德问题，从而发挥自然科学对道德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中国，针对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被称之为“科玄论战”。当时，一直积弱力图崛起的中国人民日益感受到现代科学的强大威力，以及倡导科学的紧迫性，可长期重视心性修养的传统文化又在精神层面上对科学理性的长驱直入形成屏障加以抗拒，从而造就了“科玄论战”以“科学是否能支配人生观”为主题而展开，论战的双方包括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当时，“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在他的名为《人生观》的演讲中指出，人生观是主观的、真实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在当时，他的观点得到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以丁文江、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的反对。丁文江指出：“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障碍”以求人人所能公认的真理……”很明显，“科学派”强调科学方法的全能，论证了知识、科学在控制人们情感和建立人们信仰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导致人生效应由科学来决定的讨论，而“玄学派”的观点却与之相反，他们坚持感性、信仰等人生问题是科学所不能解决的观点。
综合两派的观点，其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科学的有用性和价值性，而是在于是否承认科学对人生观点的主导作用，是否认同科学理性能够寓于以价值观为导向的人生观之中。究其根本，我们便会发现：科学理性的方法，在自然界里充分显示它的力量，并不断产生着很大的成果，这种成果又使我们不断把它的势力推广和扩充，进而使人类不但具有了求真的挚诚心态还有了求真的工具，不但在价值获得上有了为善的意向而且还具有为善的技能。为此，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现代社会的事实存在，科学主义及科学理性从两个维度上越来越对德育领域产生着影响：一是科学主义对德育目标的制定、德育过程的实施、德育效果评价等重要环节构成重大影响；二是科学主义对德育的存在与继续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致德育向科学倚重的倾向。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以及高校教育一直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会科学，重理轻文、重智轻德的情况。这些表现在学生身上，呈现出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特点，且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所以，要揭示现代德育的困境并探索高校德育之途径，不能忽略科学主义以及科学理性勃兴的时代环境。
德育之殇
2010年12月，以复旦大学学生为主的18名上海驴友黄山遇险，致营救民警张宁海不慎坠亡。他们在论坛大谈面对媒体如何公关，那个警察身体素质不好，以及可怕的“你们就该为纳税人服务”，由此引来媒体批评嘲讽。在当今社会，人们普遍感到温情缺失，道德感匮乏，即使是被科学理性武装的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对救命恩人生死的置若罔闻……我想引证几段对这一行为的评价，只是想说明在现实科学主义以及科学理性如此发达的社会中，其与德育的内在冲突达到了何种程度。
“学校到底是教什么的？或许教会了生存的技能，教会了外交辞令，却唯独忘了人性中最温存的东西——对生命的悲悯与尊重，这是学生的悲哀，是教育的悲哀，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子子“教育是什么？是善、是追求善，是激发人的善。但如今教育成了什么？工具，控制的工具，驯化的工具，功利的工具。没有了道德，没有了对善的追求，就难成为人，教育也就彻底失败了。”——司恩师“他们脑子装满了书本知识和考试技巧，以及天之骄子走入名牌大学，想象力几乎全无，心智宛如婴儿一般稚嫩，常年的温室效应又使内心冷漠而自我。是谁的错？”——牛昆仑“大学课堂应该多开些有关生命、尊重、平等的讲座，而不是如何走向成功的讲座。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是民众内心的善良，而不是GDP过多少亿。”——局外人“复旦18名被救学生的感恩之路已经开始，但更多人的反思和救赎依旧没有破题。民警张宁海用自己的生命点亮了一颗希望的火种，刺穿人性的黑暗和冰冷，直抵我们的内心。”——石述思生活中诸多事实发生，也许还会有比复旦18名学生这一行为更直抵人性深处的强烈刺激，但这深刻地显示着一个社会的现实问题，即科学主义（科学理性）如何对德育构成挑战以及德育如何从科学理性、科学方法中寻求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是我们深入研究德育的重大问题所在。为此，我们必须关注在德育过程中道德与科学、智性与德性，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多对范畴之间的关系研究。
第二节德育的困境
深刻的德育过程本该包含着道德知识教育，道德规范教育，价值和信念教育的不同内容。在这些内容中，道德知识却最为接近科学知识，由于我们在教育过程中，过多赋予科学知识唯一的重要地位，所以，当我们把它用于德育之中，则形成排斥了道德规范教育与价值信念教育，这种理念上的误区被运用到德育实践中的最大恶果，便是把道德规范价值、信念放弃当做客观知识来灌输。
品德修养成绩
在我们的德育教学实践中，思想品德课程在很大一部分高校中，仍然以采取课堂考试形式为主，虽然也做过一些充斥理性判断或增强逻辑评判能力的改进，但本质上依然是用“写出来”的成绩作为德育课程的评价结果，而在实践中“做出来”的成绩丝毫没有得到体现。所以，科学理性的确定性是否能促进德育的实效性？我的教学实践之尴尬，对于德育这样一门极具知识认知、情感体验、意志信念升华的课程无疑是个讽刺。
大一的思想品德课程考试中，土木学院的张××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了“A”的优良成绩，但在同一学期的另一门专业课考试中，他却因作弊而被处分，该专业课程被记零分，必须重修。这里同时出现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张××同学的思想品德课就不需要重修吗？德育课的成绩是否能说明他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行为水准？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这种情况在高校中，具有普遍化的趋势。青年大学生在对德育接受的表现中，表现出了更多的“知而不信、言而不行”的理念和行为特征。这种结果，是我们受科学理性的影响并且以科学知识的标准来套入，无视并放弃了道德知识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以及价值信念教育的不同特点。
总而言之，一味地把科学理性中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原则贯彻到德育过程中，结果可能使德育目标空泛化和教条化，德育方法程式化、灌输化，德育评价知识化和书面化。其根本缺陷在于使德育知行分离，使德育失去应有的实践意义和价值，进而可能培育出虚伪的人格。
德育边缘化
以威尔逊创立的社会生物学的中心观点认为：人类的基因是自私的，更强化了德育无用论的观点，故而人类在道德问题上是难以作为的。他的名作《自私的基因》全面地论证了这一观点，因此，千百年来被人们所秉持的正义、节制、勇敢、同情等美德便成了无稽之谈，以德性教化为目标的德育就成为了隔离尘世的布道、没有任何实践的意义。于是，高校德育在实际上置于一个受到质疑、与人性相背离的位置上。同时，重智轻德倾向便在高等教育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据一项关于当代大学生道德认知的调查表明，从实际的时间和精力分配上，大学生更重视专业素质和能力素质的自我提高，而关联到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课程和活动都不愿花费太多的时间。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有高校德育课程或活动设置科学化、精致化不足，而未能达到学生认同的原因，但更多或更重要的是学生认为高校德育课对专业知识拓展“作用不大”或“没有帮助”。
由此不难看到，重智轻德这一状态在高校中普遍存在，使得高校德育不断被边缘化。何以让内在德性与他同在，何以让外在德行与他同行？这不也和德育之功相关联吗？生理的寿命与人的寿命常常不是一回事。有的人肌体活着，但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死了。有人的躯体死了，但在人们的心灵中却依然活着。有的人虽则只活了20余岁，如聂耳（由于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其铿锵的英魂依然舞于大地，其激越的呐喊依然响彻全球。
有的人虽则已逾百岁，但由于“放荡的青年时代”导致的“悔愧的老年生涯”，使早已腐朽的灵魂受着难耐的熬煎。因此，一切过来人，一切的智者，当回答青年人“什么是寿命的价值”
时，往往喜欢说：“从你踏入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寻觅德性的操守，以看住灵魂的房舍吧……”因此，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的寿命之短长实在也不是“等价物”。写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前苏联作家亚·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小说《癌病房》中所引用的一段故事：
人何必要活100年？没有必要。当初事情是这样的：真主分派寿命，给所有的动物各派50年，够了。可是人最后才到，真主只剩下25年还没有分掉。
……
“对。”人表示不乐意：太少！真主说：“够了。”可是人坚持说：“太少！”于是真主说：“那你自己去问，也许有谁觉得太多，愿意让给你。”人便去打听，他遇到了马，对它说：“喂，马啊，我的寿命太少。你让一点给我。”“好吧，你就拿25年去。”人继续往前走，只见狗迎面走来。“喂，狗啊，让点儿寿命给我！”“拿25年去吧。”人又往前走，碰见了猴子，向它也讨了25年。他回到真主那儿。真主说：“随你的便，是你自己要这样。最初的25年你可以过人的生活。第二个25年你将像马一样干活。第三个25年你将像狗那样汪汪乱叫。还有25年，你将像猴子一样被人取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