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现实生活中的鸟儿要比寓言中的鸟儿聪明得多，否则，它们早就要绝迹了。譬如海洋鹱，它每年一度要实现从北极到南极的远翔。有趣的是，这种鸟儿走的却是一条与南北两半球相关的曲线。经过人们考证，海洋鹱在远古时代飞越大陆板块时，是沿着趋于直线的维生系统环境飞行的，世世代代，南北大陆徐徐分离，海洋鹱却依然适应着维生系统的制约，不谬改变近似于直线的飞行路程，沿着有益于维生的曲线飞翔。这种随机适应的做法，表面上看来，是失之于迂回曲折，会增添飞翔的“倦意”，而实则是把延长的路线分割成可资消除“倦意”的“补给点”，从而维护了生命系统与维生系统的协调。因此，这种在必要时弃直路、抛“捷径”的做法，也确乎不失为一种大智、一种明晰的人生态度。
背景思维
当受到两个以上的干扰因素干扰使我们难以给予事物或人真切本质的判断时，背景思维的智性缺憾便显现出来。
心理学家为此做过大量的实验，下面试举两个，它们都会影响我们给予事物的本真的判断。
背景因素的干扰，常常使我们对事物以及人的感知与认识产生错误，更难去完成正确的逻辑思维和理念推理了。有两种情况是需要分别开来的，如背景思维的智性缺憾中，一是我们对面临的事物或人的复杂背景的区分；二是我们的思维已有了许多不同的背景要素来干扰我们的认知。这就是一样的眼睛有不一样的看法；一样的耳朵有不一样的听法；一样的嘴巴有不一样的说法；一样的心有不一样的想法。
有一则佛家故事，颇能说明这个道理——应该立足于一个事物的整体背景来观察分析。
李太太和其他香客是有一些不同的，她在寺里待的时间比较长，有时候还会住上一两天。
我们的客房并不在寺院里面，而是在寺院外不远的地方。有次李太太在佛堂里看到了戒痴，下午便问智缘师父，寺庙里那个很可怜的小和尚是谁？智缘师父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李太太觉得戒痴很可怜呢？李太太说：“你看，小和尚的衣服都破了。”其实，并不是寺里穷得没有钱给戒痴做衣服，而是戒痴太调皮，在寺里上上下下地乱跑，有时候，还跑到茅山里爬树摘果子。从树上摔下来很多次，却执意不改，给他做的新衣服没有一件不被他很快穿破的。寺里没有条件经常给他做新衣服，智慧师父看见了就帮他补补，没有看到，他便穿着破衣服在寺里乱跑，有的衣服甚至连袖子都少了一只。
这次有施主指了出来，师父便交代戒嗔给戒痴找套新的僧袍穿上。
下午去给戒痴换衣服，交代他以后不要再穿破衣服乱走动，这样影响不好，进香的施主们会以为寺里欺负小和尚。
戒痴张着手，让戒嗔帮他穿衣服，手脚兀自不老实地在新衣服上拉扯，好不容易替他换上新衣，戒痴忽然问戒嗔，上午那位可怜的太太是谁？
戒嗔也很奇怪，追问了几句，才发现戒痴口中的可怜太太居然说的是李太太。
李太太的衣着讲究，身上看起来总是金灿灿的，脖子上的项链的成色比佛像上的金漆还要货真价实，戒嗔实在看不出戒痴有什么可以可怜李太太的地方。
戒痴说：“你看她虽然衣着华丽，但她的眉头一直紧锁着。”
有时候，看一件事物的方法确实很奇怪，即使是评价同一件事情，又即使在同一个角度望过去，目光如果落在李太太眉头上就会觉得她很可怜，如果落在李太太的衣物或金链子上，可能反而会觉得自己可怜了。
除此之外，我们不同的文化思维背景，也是在智性发展过程中值得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这种不同的文化思维背景也可能造就我们对同一客观对象的观察、认知具有不同的结论。例如：西方文化背景思维模式以细节分析居优和逻辑实证为上，而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背景却显示了以整体综合见长和辩证思维的特征。早年在复旦大学完成学业，将毕业论文交付一个外籍导师审阅时，对我的论文指导的过程，充分显示了我俩东西方思维文化背景之依托不同！记得那是一篇反映“一国两制”的毕业论文，我自认为写得非常不错，在文章结尾时特以一句带有文学笔调的语句概括：“海峡两岸人民都盼望着祖国的统一！”可时隔不久，外籍导师叫我过去，为了尽可能地向我说明问题，给我画了一个中国地图，接着问我道：“大陆离台湾海峡有多远？”我答：“约131公里，81海里。”“大陆人民盼统一，你我都知道，81海里之外的台湾人盼统一，你怎会知道？”导师反问我。“这……我不知道！”我只能直言相告。外籍导师很冷峻地和我说：“做学问，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逻辑实证思维，不能仅凭自己的臆想与妄断，这问题你如果不能给我一个实证性的结论，这就不能算一篇科学论文。”那算什么呢？我急着问并多了几分担忧，“只能算是一篇宣传材料！”导师不容改变地回答道。
很清楚，存在的事物或人如背景复杂难以使我们分清哪些是本质要素，哪些是非本质要素，这充其量是使我们对存在对象认知或判断上的失误，我们在实践中尚可纠正与弥补，而自我在认知中被要植于认知图示中的背景思维左右，那就很难去积极主动地发现这些智性缺憾了。
情绪思维在情绪处于极端状态下对事物或他人所做出的认知、判断。前苏联著名的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支撑人类这种种生存与发展的要素有两个，即激情与理性。这就是说，在生命过程的展示中，我们常常或许处于激动或冷峻，愉悦或恼怒，崇敬或嫉妒，勇敢或畏惧，感恩或仇恨等不同的情绪状态之中，由于情绪的作用，一般我们很难对现实情境作出客观的本真判断和认知，甚至难以进行认知。一般说来，一定强度水平状态的感情状态，或说心境，具有提高认知加工的效果，超高强水平的感情激活则干扰甚至阻断认知加工过程，过低的激活则不足以维持认知加工所需求的激活量。所以，世间因重情弃智或因重智而弃情，均可能导致对人生的失衡。
据传，有一位非洲牧马人在观看莎士比亚戏剧《奥塞罗》演出时，被剧中人物的阴险毒辣所激怒，并在整个剧场所形成的情感情绪氛围影响下，怒不可遏地进入失控状态，竟然举枪射杀了剧中人物扮演者雅戈，他自己也因此被判处死刑。无论是多么逼真的表演还是观众嫉恶如仇的情感，都不可以到忘乎自我的境地，更何况这是在情绪支配下的错误认知呢？
如此看来，我们在生活实践中仅有充沛的激情和鲜明的爱憎，不足以构成清晰的观察和认知，仅有情感丰富的感受力和响应势情，也不足以形成有益的生存智性。为此，不能以情绪激发下的冲动带来智性上的缺憾，影响我们的正确认知，这样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求生存智慧当以求生存观察、生存认知为首要前提，必须保持三静之态，即身静、心静、灵静。
唐朝的光宅慧忠禅师，因为修行甚深微妙，被唐肃宗迎入京都，待以师礼，朝野都尊称其为国师。
有一天，当朝的大臣鱼朝恩来拜见国师，问曰：“何者是无明，无明从何时起？”
慧忠国师不客气地说：“佛法衰相今现，奴也解问佛法！”（佛法快要衰败了，像你这样的人也懂得问佛法！）鱼朝恩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立刻勃然变色，正要发作，国师说：“此是无明，无明从此起。”（这就是蒙蔽心性的无明，心性的蒙蔽就是这样开始的。）鱼朝恩当即有省，从此对慧忠国师更为钦敬。
正是如此，任何一个外在因缘使我们情绪波动都是无明，如果能止息外在所带来的内心波动，则无明即止，心也就清明了。大慧宗杲禅师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一天，一位将军来拜见他，对他说：“等我回家把习气除尽了，再来随师父出家参禅。”大慧禅师一言不发，只是微笑。过了几天，将军果然又来拜见，说：“师父，我已经除去习气，要来出家参禅了。”
大慧禅师说：“缘何起得早，妻与他人眠？”（你怎么起得这么早，让妻子在家里和别人睡觉呢？）将军大怒：“何方僧秃子，焉敢乱开言！”禅师大笑，说：“你要出家参禅，还早呢！”身静为心灵静之基。不为闲琐无聊之事而动身同，讲求律动。
心静则善于内化外相，善于内省，善于解逻辑之辩，结构之异。灵静为思，善于缜思异质之差异，同质之特微，进而达及自我之思悟。
单翼无为
如果生命里只有智性，生命就不会有方向，生命也就只是单面的发展，如同海面的波浪；如果生命里只有德性，生命就不会丰富多彩，只会有深度，但可能完全没有发展，像静止的湖泊。人生推进的自然过程，也正是德智完善的必然之路，因而如何来接受生命的变化，觉知德智完善与平衡，是生命的根本主题。
最近这些年，我感觉越来越多的人有两极化的倾向。一种是生活、行为、动机、人生目标极像动物，就是我们所说的“衣冠禽兽”，他们几乎不管心灵的提升，只求物质的满足甚至不在乎别人死活，杀盗淫妄无所不为。另一种则是极像机器人，全部自动化，终日不与人相处，只与机器相处，在家里一切都是机器化，出门关在汽车里，在办公室则与电话、电脑、传真机为伍，晚上在沙发上看电视、听音响，一直到睡去为止。
这种两极化的倾向是非常令人忧心的，长此以往，人间的冷漠无情、僵硬无义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因为不管是“衣冠禽兽”或“衣冠机器人”的共同特征就是缺乏人间的沟通与情义。时日既久，当然成为人最大的危机了。
要突破禽兽与机器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有一颗温暖的心，过单纯的生活，真实地为别人奉献，花更多的时间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机器身上，其实这也只不过是坚持作为人追求真、善、美、圣的品质罢了。
确实，做一个完整的人比做禽兽复杂得多，与人沟通相爱比起和机器相处困难得多，这使大部分人“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不肯承担人的责任与荣誉。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倾向动物或机器的人，都是曾受过伤害与害怕受伤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