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战争不是解决国家、民族、阶级间利益矛盾的唯一手段
在阶级社会中，战争尽管被亿万人所痛恨，但它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战争总是以流血的方式去贯彻政治的意志。但是，人类社会的前进，使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不一定必然导致战争。因为只有当争端一方诉诸武力，战争才可能爆发，而双方如果都选择政治解决方式，战争就可以避免。也就是说，在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上，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都是可能的选择。然而，问题在于，各国在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更偏重于军事手段，而仅仅把政治手段作为军事手段的补充。因此，运用政治方式解决争端没能构成主要的手段。
邓小平针对新的现实指出：“维护世界和平，应当放弃利用暴力解决国家间冲突和争端的方式，而代之以政治解决。”冲突双方应相互克制，求同存异，灵活地通过协商、对话等一系列政治方式，加以和平解决。邓小平认为，国家间的利益冲突、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的许多问题，都应当本着双方受益、合情合理的原则化解“热点”，同时还主张加强联合国调解和仲裁国际争端的功能。邓小平还成功地运用了“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解决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为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树立了典范。
4.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
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新时期战争与和平以及制定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前，我们党和国家对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是战争与革命。进入80年代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第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合作越来越强，其矛盾远未达到引发战争的程度。第二，两大社会制度体系之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力量大体平衡，尽管双方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和意识形态斗争，但也没有发展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地步。第三，资本主义本身加强了对经济的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能力，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从而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因而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第四，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和平与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第五，国际竞争的重点已经由军事竞争转向经济与技术的竞争，各国都在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推行新的科技发展计划，力争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第六，随着苏联的解体，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已经结束，世界开始向多极化格局发展，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邓小平以战略家的敏锐眼光，及时洞察了这些重大变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著名论断。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指出：“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我国南方视察时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能掉以轻心。要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的共同繁荣，任重道远，还需要世界各国人民进行长期的艰巨斗争。
（二）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理论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的军队，是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我军实际进行科学分析后提出的，是新时期我军建设的纲领和实际工作的指南。
1.积极防御思想
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未来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我国对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稳定，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的一贯主张。我们真心实意地希望避免战争、不打仗。
因此，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对我国来说，不仅军事上有利，而且政治上也有利。但是，对于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对于企图以武力侵略我国领土、主权的任何行为，我们将予以坚决还击，直至最后胜利。
2.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思想
邓小平强调，在现代条件下，毛泽东的“坚持人民战争”、“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依然是我们重要的战略思想。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现在我们还是要坚持人民战争，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原则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邓小平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我们有这样多人口，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一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要与时代发展的脚步相适应；二是战争的内容要与现代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的任务相一致；三是战争的形式要与现代战争的特点相吻合；四是从事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的人必须具有很高的素质。以上观点，是邓小平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发挥和新发展。
3.新时期常备军和后备力量建设的思想
1975年邓小平指出：“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1977年他又指出，军制建设“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邓小平不仅反复强调编制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还从提高战斗力的目的出发，采取了如下一系列措施加强常备军的建设：
一是通过裁军100万，减少数量；合并大军区，减少机关人员，使军队指挥系统日益精干、日益小型化，提高了部队和指挥的整体效能；
二是将陆军的军改为集团军，增大特种兵比例，提高合成程度和独立作战的能力。在邓小平合成思想的指导下，通过1985年的精简整编，组编了兵种基本齐全的陆军合成集团军，并从战略上提高了陆、海、空三军与战略导弹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使我军在建设现代化的合成军队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三是形成了初、中、高三级院校体系，加强了军队的教育训练。
此外，邓小平还确定了后备力量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突出重点，打好基础”的16字方针，建立了预备役制度与民兵制度相结合的后备力量体制。实践证明，预备役制度是实施成建制快速动员的好形式，是提高储备的好办法，是节约军费开支、加强国防建设的好措施。
4.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早在1981年，邓小平就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邓小平明确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伟大目标。
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革命化体现人民军队的本质、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传统作风；正规化体现军队组织、管理和军制水平；现代化体现军队的武器装备、指挥、作战和协同等方面适应现代高技术战争的能力。“三化”不是并列的，而是以现代化为中心。邓小平深刻指出：“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
以现代化为中心，就是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合成军队，这支合成军队不仅需要按照正规的编制、体制将各类人员和武器装备加以科学组合和配备，而且需要在正规的教育训练中提高协调行动的能力，建立有序、高效的组织指挥系统。显然，正规化保证着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正规化。革命化是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灵魂和方向，是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和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
5.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1988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明确提出：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的战斗力，主要表现为五种战斗能力，即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我军在这五种战斗能力方面与西方军事大国的差距，已经进一步缩小。
6.加强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
邓小平指出：“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根本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
为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提出了许多关于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为适应军队建设的新形势、新情况，必须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保证我军政治上永远合格，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2）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时期“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教育并统一全军思想，把忠实维护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和平演变”作为政治工作的重点。
（3）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军人列为政治工作的目标。
（4）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发挥军队内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
（5）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观念，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发扬“五种革命精神”作为政治工作的着眼点。
（6）在实践中继承和创新，把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作为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动力。
（三）中国特色的国防
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直接关系着国防建设的成效。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的长期观察和深思熟虑，对我国国防建设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原则、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严重恶化，中苏关系从破裂走向对抗，美国把中国看作主要敌人之一，我国周边的敌对势力伺机而动。这促使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形势作出严峻的估计，确立“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备战、备荒、为人民”，整个国家和军队长期处于临战和备战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他战略家的眼光和胆略，通过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分析后，明确指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世界大战至少在本世纪末打不起来，我们有可能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我们要充分利用大仗一时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放心大胆地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为此，邓小平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进行战略性转变，即：在立足点上，要从临战状态转到和平建设上来；在工作重心上，要着眼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突出现代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中心地位，着重抓好国防科研和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发展以及现代化军事人才的培养；在军队数量与质量上，要由偏重规模转到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上来；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功能与体制上，要由军民分割、自成体系转到使军队和国防建设融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体系中。
2.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国民经济建设是军队建设依赖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建设是军队建设基础的观点，联系当前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在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古今中外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以及新时期我军建设的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的重要思想。邓小平指出：“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和全军的大局”，“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因此，军队的一切都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这是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但是，国防建设并不是被动地依附于经济建设，它不仅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而且还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所以，必须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集中可能的力量，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加强国防建设。
3.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地发展国防工业
针对国防工业基本上还是单一的军品生产体制和国家经济建设对它的需要，邓小平提出：“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中央制定了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发展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