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一个人，看他到达的时间，大概可以猜到他来自哪一个年代。
早到的，是上一代人；准时的，该有五十岁以上；迟到十五分钟以内，可能是三四十岁的；迟到半小时或更多的，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还有一种是约了人没踪影、不出现的，属于哪代人的常见现象？由阁下自行判断好了。
守时这个习惯，愈来愈难求，连我都自问不常做到。
重要的事，我坚持准时到。如做访问、上课、约了长辈……遇上闲事，如跟朋友吃饭喝茶上街看戏，人一松懈下来，时间就掌握不了了。
准时其实不是什么好习惯，正确的守时行为应该是早到。因为调校了准确的时间，万一运气不好碰上堵车之类的意外，就会变成迟到。所以，早到才是守时的正确态度。
自从有了手机，大家都忘掉了提早约定的承诺。到时再确定，赶不及就拨一通电话，从此世间便没了杨过和小龙女式的一诺千金。
我家附近有一所中学，每天早上经过时总会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八点学校铃声响起前，一辆辆出租车就像约定好了似的全速驶至，跳出来的尽是赶得气喘吁吁的学生，偶尔还会有几个老师。
第一次碰到还以为是学校考试什么的，渐渐发现原来每天都有人坐出租车赶在打铃前回校。
我读书的“咸丰年代”绝对鲜有人搭出租车上学，学校里每天总有迟到的人，但坐出租车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习惯早到，上课前半小时便回到学校打球读报，昨天忘了做的作业还赶得及完成，几个死党碰头吱吱喳喳，上课铃响起前便开始了一切的社交活动。有些住得远的更会早一小时到校，在连门都未开的校门前闲聊，已经是友侪间的一大乐事。
渐渐地，因为交通便利、通讯科技发达，我们已经习惯了last minute（最后一分钟）的生活态度。没有惩罚的地方，如听讲座、看电影……迟到成了理所当然的动作，慢条斯理又大大咧咧进门的大有人在。
擅长教授危机管理的新世界传讯总经理关则辉先生，曾到各大学作讲座，他总结经验说：“每次演讲，准时到的通常是小猫三两只，十五分钟后才会陆续来人，二十分钟后，到场人数才会像点样。然后，讲座中段又会开始有人离座而去。”
我的经验也如是。
下午两点半的课，准时在座的通常是一两个高材生和守法守时的内地生，其他同学，起码十五分钟后才见影。有一回，竟来了个先头部队给我报告：“他们去了联福道（对街的校园）那边喝茶，刚埋单，要晚一点才到。”因为喝茶而荒废学业，对方还理直气壮，听者啼笑皆非。
据说我的下午课已经算不赖了，大学里的早课迟到和逃课问题更严重。
问道于树仁大学新闻系的主任梁天伟，他是我的前上司，一向以规矩严明见称。
他说，对付迟到者绝不能手软，姗姗来迟的臭骂一顿，然后一律把他们赶走。
前《读者文摘》老总潘少权也教我：“一见到有人大模大样地迟到进场，我就会中断讲课，因为他打扰了我的思路，我会当众请他离场，让他出丑，他不离开，我就不继续。”
他们的方法也有效，有的同事甚至订出规定：迟到十五分钟者当成缺席。于是，学生在十五分钟内赶到，但课堂还是要在十五分钟以后才能开始。
我大惑不解，都是十几二十岁的成年人了，为什么还不能自动自觉地看着手表准时上课去呢？
年长的朋友道出了端倪：“你不知道吗？这年代的手表是时装、是时尚、是潮流、是装饰，就是没了让人守时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