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谦博学多才，临床经验丰富、德艺双馨。他一贯谦虚好学，熟读古今医籍，善于总结经验。相传，吴谦早年行医曾遇到一个骨折病人，由于久治不愈，吴谦深感歉疚。后来，吴谦听说一位民间医生能治愈这种病，他就便不辞劳累、翻山越岭地去登门求教，学习这种技艺。
一般来说，医疗技艺是不外传的，但吴谦的谦逊与好学感动了那位山间医生，于是，他就将整骨手法及药方教给吴谦。此后，吴谦受到启发，又先后拜10多位民间医生为师，博采各家之长，练就了自己娴熟的技法。这为他后来进入太医院，及主持编纂《医宗金鉴》大型系列丛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739年11月，清高宗要求太医院组织编写一部大型综合性医书，并钦定吴谦、刘裕择为医书总修官（主编），开始整理编辑医学类丛书。由于古代医书多是有法无方、义理深奥、方法微妙，不易领会，因而容易造成讹错。以前的注释也大多是随文衍义，让人很难深入理解原文以及在临证时运用原文。因此，吴谦亲自进行删订。
吴谦等人编纂的医书，注重于实用，并且图、文、方、论齐备。对临床很适用的内容则附以歌赋，便于初学者记诵，此书曾作为太医院的教学用书。在这套丛书中，有两部是吴谦亲自执笔，其内容选择精当确切，取舍编排合理，纠正了既往注释和原条目的不少错误，对于难以判定的地方，他也作存疑处理，其中有很多新观点。
152.思想进步的女中医曾懿
曾懿是著名的古代女中医之一。她处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曾懿接受了进化论和改良主义思想。她认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家庭保康强，国家强种族，而行医正合此道。所以，曾懿在医人医国的思想指导下，深究医理、著书立说，对医药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曾懿十分重视民间经验。她在院北某地听到一个士兵说，以前他从军到一个地方，得了噎病，能饮不能食，一点办法也没有。一次，他到一个集市游荡，走得口渴，又没有茶水可买。只见一个小贩，用一大锅煮十几只鸡现卖。他实在口渴得厉害，就与小贩协商，买了点锅中的鸡汤，饮以解渴。不料，这鸡汤又浓又鲜，喝下后，马上就到了下焦，不像从前饮水进食，往往阻于上焦而不入。于是，他就连买几大碗鸡汤饮服。以后，他常用鸡汤煮粥作为主要饮食，胃膈渐开，毛病也慢慢好了。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曾懿听了以后，用心记住，以后凡遇到这类噎膈症，她就用浓鸡汤，略加姜汁治之，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曾懿还十分重视医学卫生知识的普及。比如，她提出要注意休息，“以保脑力”；经常吸新鲜空气，以保肺气；多活动，以使血脉“流通”等等。
曾懿生长在封建时代，但医学知识十分渊博，尤其思想很进步。在古代，既通晓医理，又有行医救国思想的女中医很少，而其中以曾懿最为出色。
153.希波克拉特斯治疗瘟疫
希波克拉特斯是古希腊的著名医生，西方医学奠基人，被后世尊称为“医学之父”。
希波克拉特斯的祖父、父亲都是医生，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医。父母去世后，他在希腊、小亚细亚、里海沿岸、北非等地一边游历，一边行医，学会了许多的民间医学知识。后来，在古希腊各地的旅行过程中，他医治了很多怪病，并把一些城市从瘟疫中拯救出来。
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了瘟疫，许多人突然发烧、呕吐、腹泻、抽筋、身上长满脓疮、皮肤严重溃烂，患病的人接二连三地死去。几天之内，雅典城随处可见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对这种疾病，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希波克拉特斯却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雅典救治病人。
通过调查疫情，希波克拉特斯积极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经过精心的调研，希波克拉特斯发现全城只有一种人没有染上瘟疫，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希波克拉特斯由此设想，或许火可以防疫。于是，他让人们在全城各处燃起熊熊的火堆来扑灭瘟疫，这种做法制止了瘟疫的进一步蔓延。
希波克拉特斯在医学方面还有很多贡献，他指出的癫痫病的病因被现代医学认为是正确的，他提出的这个病名，也一直沿用至今；他对骨折病人提出的治疗方法，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为了纪念他，后人将用于牵引和其他矫形操作的臼床称为“希波克拉特斯臼床”。
154.誓死捍卫新说的塞尔维特
米凯尔·塞尔维特是西班牙医学家，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科学家，肺循环的发现者。
在《基督教复兴》一书中，塞尔维特提出了“灵魂本身就是血液”的看法，否定了当时盛行的“三灵气说”。塞尔维特认为，血液是从右心室先流到肺，再由肺送回左心房，并强调这种循环是“在肺内完成的”。这种理论直接触犯了那些被宗教神学奉为经典的荒谬理论。
塞尔维特还把《基督教复兴》一书寄给了法兰西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同时寄去一份附录，列举了加尔文的种种过失和错误，并表示要与他展开争论。加尔文大发雷霆，塞尔维特因此被捕入狱。在狱中，塞尔维特经常为同狱的难友们治病。后来，在难友们的援助下，他逃出了监狱。
逃出监狱后，塞尔维特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打算到日内瓦联合一些知识界的人，继续与加尔文论战。但不幸的是，在日内瓦的一座教堂里，塞尔维特被加尔文的爪牙认出，再一次被捕入狱。这次，加尔文亲自审讯，并恶毒地咒骂他，说他的著作是“异端邪说”。塞尔维特当场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对加尔文的咒骂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塞尔维特的信念和观点，对新教、天主教来说，都是非正统的“邪说”。宗教法庭不止一次地对他进行审判。虽然当时也有一些加尔文的反对者企图营救塞尔维特，但都未成功。他最终被定下“传播危险异教”等罪名，处以火刑。1553年10月27日，塞尔维特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他的所有著作也同他一起上了火刑场，通通被烧毁。
155.维萨里盗取尸体
安德烈·维萨里是著名的医学家和解剖学家，是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他与哥白尼齐名，是科学革命的两大代表人物之一。
维萨里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宫廷御医，家中收藏了大量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籍。维萨里幼年时代就喜欢读这些书，从这些书中，他受到许多启发，并立下了当一个医生的志向。
在上学期间，维萨里常与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在严寒的冬夜，悄悄地溜出校门，到郊外无主坟地盗取残骨。或在盛夏的夜晚，偷偷地到绞刑架下，盗取罪犯的遗尸。他不顾严冬的寒冷、盛夏的炎热和腐烂的尸体冲天的臭气，把被抓、被杀的危险置之度外，只是为了寻求真理而努力工作。
他专心地挑选其中有用的材料，对得到的每一块骨头，都如获至宝，精心地包好，带回学校。回来后，他就在微弱的烛光下彻夜观察研究，直到弄明白为止。维萨里就是用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超人的毅力，长期坚持工作，终于掌握了精湛熟练的解剖技术和珍贵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在业余时间，维萨里开始写作一部计划已久的人体解剖学专著。1543年，年仅28岁的维萨里终于完成了按骨骼、肌腱、神经等几大系统描述的巨著《人体机构》。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维萨里冲破了以盖仑为代表的旧权威们臆测的解剖学理论，以大量、丰富的解剖实践资料，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精确的描述。他在书中写道：“解剖学应该研究活的、而不是死的结构。人体的所有器官、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都是密切相互联系的，每一部分都是有活力的组织单位。”
这部著作的出版，澄清了盖仑学派主观臆测的种种错误，从而使解剖学步入了正轨。可以说，《人体机构》一书是科学的解剖学建立的重要标志。
156.敢于挑战权威的哈维
大凡在科学史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人，都是敢于向权威挑战的人。哥白尼敢于怀疑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怀疑“地心说”，才创立了全新的“日心说”。到了17世纪初，又出现了一位敢于向权威提出怀疑的学者——威廉·哈维。
哈维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在意大利学医时，哈维常常听伽利略的力学和天文学课。伽利略注重实验的做法，对哈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为他日后研究医学，发现人的血液循环奠定了基础。
哈维一直想弄清人体血液的奥秘，以更好地救死扶伤。对不同的动物进行解剖之后，哈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血液由心脏这个“泵”压出来，从动脉血管流向身体各处，然后，再从静脉血管流到心脏，这样完成了血液循环。他把这一发现写入《动物心脏和血液运动》一书，正式提出了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
为了让人们接受他的观点，证明人的血液循环也与动物是一样的，他还在人身上反复地实验。他请了一些比较瘦的人（容易在身上找到血管）。他把那些人手臂上的大静脉血管用绷带扎紧，结果发现靠近心脏的一段血管瘪下去，而另一端鼓了起来。他又扎住了动脉血管，发现远离心脏的那一端动脉不再跳动，而另一端，很快鼓了起来。证明人的血液循环完全与动物的是一样的。
哈维在医学史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但他的理论有悖于权威的理论。所以，他遭到当时学术界、医学界、宗教界的权威人士的攻击，说他的理论是荒谬而不可信的。
哈维去世后4年，意大利马尔比基教授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改制为显微镜，用于医学上，观察到毛细血管的存在，真正证实了哈维理论的正确性。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的确认，标志着当时的科技在医学领域中的显著成就。
因为出色的心血系统的研究，哈维成为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齐名的科学革命的巨匠。他的《心血运动论》一书也像《天体运行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等著作一样，成为科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
157.雷奈克发明听诊器
1816年，法国名医雷奈克去探视一位年轻的女患者，她正因心脏病而痛苦万分。由于她体形肥胖，以手敲诊或触诊断又起不了多大作用，而附耳于其胸口做诊断又不被风俗允许。忽然，雷奈克想到少年时用木杆传递声音的游戏。
灵光一现之后，他立刻用纸卷成圆筒，结果，他听到心脏运动的声音，比他以前任何一次直接附耳于患者胸口来得更清晰。就在一瞬间，一个卷起的纸筒使临床医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雷奈克继续研究和实验，于1815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听诊器。它用洋杉木制成，空心直管30厘米长，其中圆管直径3厘米，腔管直径5毫米。圆管的中部可以分开两节，以便携带。那时候，有人称之为“独奏器”，也有人称之为“医学小喇叭”，他的叔叔建议命名为“胸腔仪”。几经考虑后，雷奈克最后决定定名为“听诊器”。
在将听诊器应用临床3年之后，雷奈克写了《论间接听诊法》一书，介绍了听诊器的发明，描述了听诊时所发现的各种不同声响，尤其是有关肺部疾患的内容更为丰富。
1826年6月，雷奈克和妻子雅奎琳·雅龚回到故乡，接着便一病不起。雷奈克去世后，他的遗嘱中有这样一项内容：“将我的医学书籍和论文都赠给我的外甥梅希笛克，还有手表和戒指，这些都是不重要的。值得永存的是，我把我制造的第一个听诊器留给了他，这才是我赠与他的最珍贵的遗产。”
158.弗莱明发现青霉素
弗莱明从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卓有学识的细菌学家，与他努力、勤奋是分不开的。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从事细菌学研究上。
1928年，弗莱明在检查培养皿时发现，在培养皿中的葡萄球菌由于被污染而长了一大团霉，而且霉团周围的葡萄球菌被杀死了，只有在离霉团较远的地方才有葡萄球菌生长。他把这种霉团接种到无菌的琼脂培养基和肉汤培养基上，结果发现在肉汤里，这种霉菌生长很快，形成一个又一个白中透绿和暗绿色的霉团。
通过鉴定，弗莱明知道了这种霉菌属于青霉菌的一种，于是，他把经过过滤所得的含有这种霉菌分泌物的液体叫做“青霉素”。接着弗莱明又把这种霉菌接种到各种细菌的培养皿中，发现葡萄球菌、链球菌和白喉杆菌等都能被它抑制。这极大地鼓舞了正急于找到一种治疗化脓性感染药物的弗莱明。经过一系列试验和研究，弗莱明认为青霉素可能成为一种可以全身应用的抗菌药物。
1929年，弗莱明发表论文报告了他的发现。但是青霉素的提纯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使这种药物在大量生产上遇到了困难。
1935年，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和侨居英国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合作，重新研究青霉素的性质、分离和化学结构，终于解决了青霉素的浓缩问题。当时正值二战期间，青霉素的大量生产，拯救了千百万伤病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雷达并列的三大发明之一。
这一造福人类的贡献使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共同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青霉素的发现是人类发展抗菌素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直到今天，它仍是流行最广、应用最多的抗菌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