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五六十年代，北京人艺每当新戏开排公布演员名单的时候，全院如同遇到盛大节El一样兴高采烈。而且，得到角色的人们会马上跑到图书馆把相关的小说、史料和资料抢借一空。从此，一个舞台人物形象艰苦的“十月怀胎”便开始了。近日，一位青年演员在一出新戏里得到了一个重要角色，没过几天他便大声疾呼：“这个活儿拿下来了。”我问他怎么讲，他说：“我已经把台词背熟了，到时候台上见，错不了。”听了他的话，我真有些哭笑不得。顿时，我想到了另一位演员——于是之。于是之说过这样的话：“我尊重有书生气的、学者化的同行们，在他们面前我自惭形秽；学习之心，油然而生。我最害怕演员的无知，更害怕把无知当做有趣者。演员必须是一个刻苦读书，并从中得到读书之乐的人。或者他能是一个杂家。浅薄，而不觉其浅薄，是最可悲的。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浅薄而能自知浅薄的小学生。这样，便能使我不断地有些长进。”
请看，他们同样是演员，对待知识的态度反差竟然如此之大。为什么会这样呢？恐怕这里还有一个怎么看待演员职业的问题。显然，那位青年演员是把演戏看得太容易了，以为有了台词就有了一切。相反，于是之却把演戏看得很难很难，要求得很高很高，所以他非常“尊重有书生气、学者化的同行们”。
在我和于是之接触当中，还有过这样一件事也是令人难于是之与作者在一起忘的。“四人帮”倒台以后，剧院组织一些人准备写剧本。我和于是之也参加了，并且他做了我们的临时负责人。在酝酿创作题材的过程中，于是之向一位同行推荐了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书，没有想到那位同行过了一个星期连看都没看，甚至已经不记得有这件事了。对此，于是之生了气，而且发了火——这在他的生活中是不多见的。他说：“一个写书的人怎么能不看书呢？就从这一点看，这个人是写不了剧本的。”他说的时候非常认真，也非常激动，真有一种疾恶如仇的感觉。足见他对于读书看得是多么多么的重，而对于懒于读书的人又是多么多么的不能容忍。这，大约就是源于他所说的“浅薄，而不觉其浅薄，是最可悲的”吧！这件事并不算大，然而，它却使我清楚地看到于是之在读书问题上，那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于是之是我们剧本组的组长，所以我常常到他的家里去谈创作。写一个剧本从体验生活、进行构思、拉出提纲、完成初稿，以至反复修改的每一道工序，于是之都能给我很大的帮助。其中包括剧本里的，也包括剧本外的。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先说第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谈一个已经接近完成的剧本。在我的请求下，作为特殊的情况他在稿子上动了笔。他一直坚持用铅笔帮助别人修改剧本，而且改后再也不看，目的是让作者有充分的自主权。如果不同意他的修改只要用橡皮一擦就可以了。
于是之把剧本交给我以后，突然问：“雪莱的名剧《钦契》，你读过了吧？”我点着头。
于是之说：“那个剧本第一场的结尾写得非常精彩，你回去可以再读读。”
“你是说能在哪方面有所启发呢？”
他几乎想也没有想：“美的表现。作家写了一个坏人，非常之坏，但是一点也没有简单化。第一，他写了一个坏人；第二，他写得让观众爱看。只有给观众以美的享受，大约才能算作是文学形象。”
我当时没有吭声，但是已经懂了他的意思。显然，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通过一个剧本的写作让我想到、悟到更多的东西。
回到家里，我找出《钦契》重新读了一遍，由于是结合自己的创作读，感受就更深一些。这部诗剧取材于十六世纪发生在罗马的一段史实。钦契伯爵终身放荡不羁，为非作歹，最后竟然谋杀了两个儿子，甚至又摧残了亲生的女儿贝特丽采。然而，在表现钦契乱伦强奸贝特丽采的时候，作者并没有明明白白地直写这件最为卑鄙龌龊的罪行，而是把人物的感情写得十分真实、细致、生动，使观众仍然感受到一种艺术的美。
请看：
钦契在下定决心强奸贝特丽采以后说——钦契：“(怀疑地环顾周围)呃，你这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的空气，但愿你没有听见我现在所想的一切吧！还有你，踩在我脚下的路面，我要踩着你，走到她的闺房里去——你的回声，可以传出我鄙视惊讶、睥睨一切的步伐，但是决不要说出我的心意！安德里亚！”
(仆人安德里亚上。)安德里亚：“老爷，什么事？”
钦契：“告诉贝特丽采小姐，要她在今天晚上，……不，今天半夜独自一人，在她的房间里等我。”(下)——落幕当时，我读完以后深深地感到于是之的知识太渊博了，也太深厚了，大约只有如此才能从中外古今的艺术大师那里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几乎随心所欲地吸取到有益的营养。
再说第二个例子。
有一次在他家里谈剧本当中涉及到的台词问题。他认为写好台词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他几乎很随便地提到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结尾的台词有两种版本值得琢磨一番。当天回到家里，我就把书找出来看，果然有所收获。戏中第三折的情节就是“六月雪斩窦娥”，两个版本的结尾却大不一样——第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刽子开刀，正旦倒科)监斩官：“呀，真个下雪了，有这等异事！”
刽子：“我也道平日杀人，满地都是鲜血，这个窦娥的血，都飞在那丈二白练上，并无半点落地，委实奇怪。”
监斩官：“这死罪必有冤枉，早两桩儿应验了，不知亢三年的说话，准也不准？且看后来如何。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便与我抬他尸首，还了那蔡婆婆去罢。”
(众应科，抬尸下)第二个版本是这样的：前边的台词基本上是一样的，最后监斩官的台词改为两个刽子的台词。
刽子甲：“今日干得利落，好痛快！”
刽子乙：“走，吃酒去！”
(刽子下)不难看出，前者只是交代情节，而后者才是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通过刽子手的对话，使观众感受到元朝的黑暗统治已经到了杀人如麻，习以为常，甚至是以杀人取乐的程度。这就远比只是交代情节要广阔得多，厚实得多，也深刻得多。两个版本，一个是写人，一个是写事，可谓泾渭分明。应当说，这种写法是相当含蓄的。于是之一向崇尚含蓄，他说过这样的话：“艺术与欣赏者的关系，决不仅仅是让人听懂看明白就行了。作一个报告，一听就懂；看一幅地图，一看就明白，但这些并不是艺术，艺术要让人产生联想，引发欣赏者的再创造，这就非讲究含蓄不可。”“艺术是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反映生活，艺术的本性就是含蓄的。同时，生活本身也是含蓄的。”
当时，我读完以后，更进一步感觉到于是之不但读的书多，而且还做过认真的比较，认真的分析，认真的思考，真可谓是把书读进去了。
一定意义上说，我的读书习惯也是在于是之指导下才养成的。
中间为于是之先生于是之关于他自己如何养成读书的习惯，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压、逼、打、骂，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所以还喜欢读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有的在校内、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在校外和课堂外，在日常的生活中。”
可以这样说，于是之的读书习惯是“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而他又在“熏陶渐染”着别人的读书习惯。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就是我的良师益友。
大约是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在北京郊区巡回演出《女店员》，于是之在戏里扮演宋爷爷。我也在这个剧组里工作。当时，演出的条件比较差。常常是二十几个演员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里化装、换服装、拿道具和休息，来来往往，嘁喊喳喳，很不安静。然而，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利用不上场的空隙时间把厚厚的一部《战争与和平>；看完的。记得，我当时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不看书把时间白白地浪费了多可惜。再说，这部托尔斯泰写的世界名著是早晚非看不可的。”后来，他写的一篇文章使我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他在文章里这样说：“我愿意学习，我总觉得有一个无形的神或鬼迫压着我，催促着我——为什么一些普通的知识你竟白痴一样的不懂？许多名著你为什么当读不读？我总觉得我读不下来，我不想开脱自己，我曾粗略地估量过，即或老天能多假我以时El，有的我能读到，而有的，我清醒地知道，我大约是今生读不到的了。”是的，于是之就是如此地要求自己，如此地不能满足，如此地发奋读书。我们一直在一起]：作，他那“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刻苦读书精神，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终于有一天，我以迫切的心情和强烈的愿望，请求他指导我读书。
那是一九六四年的秋日，我们正在西山八大处写剧本《矿山兄弟》。
有一天晚上，我们吃完了饭到小山上去散步。我说：“是之，你能不能简单扼要地说说你的读书经验？”于是之想了想说：“有这么两句古诗挺有意思的。”
“哪两旬？”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皆黑。”“是不是说读书要有个好的环境呢？”“就是这个意思吧。读书没有一个文化环境不行。”他停了一下，“老实说，pnl"f]剧院的文化环境相当不错，读不读书就看个人的毅力了。”
我点着头。“我总觉得读书是件最容易的事。”
“为什么？”
“你看，只要有一双眼睛，再加上一本书就算解决问题了。可以不花钱，或者少花钱。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从小养成了读书习惯。至于读什么书，我想还是自主一点，自由一点更好。”
“你自己的经验是什么？”
“戏剧的世界名著你读了多少？”
“第一，读得不多。第二，没有系统，基本上是逮着什么读什么。”
他摇摇头：“这可不行。第一，得多读，这是咱们干戏的，特别是写戏的一项基本功。第二，起码得把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各位戏剧大师的代表作读了。当然，古希腊的悲喜剧代表作也得读，苏联的重要作品更是不可少的。”
“你提个具体的要求。”
“这样吧，你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拉个表儿，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往下读。”“多长时间读一部呢？”
“这可不太好说，反正得抓紧。你说呢？”
“要不，一个星期读一部。”
“也可以。不过，不能像一般读者那么读，得是用一个作家的眼睛去读。当然，最好是记记笔记。”
“那就这么办了。”
“你可以先试一个阶段嘛。”
老实说，就是从那儿以后我才开始练上“基本功”的。记得，一直到“文革”初期，差不多坚持了近两年的时间，读了近一百部剧本，而且读得确实比较认真。如果说，我在写剧本上还有一点底子的话，也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那么，于是之到底为什么要读书，又是怎么读书的呢？
于是之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里，然而，在这种家庭里反而更能显出文化的至关重要。
于是之在《幼学纪事》中这样说——“我出生在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们都绝对地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因为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的二十四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制为图像，她们自然也就辨认不出了。直到我上了小学，家里上两代人的这个困惑才算解决。‘皇历’也才得到比较全面的利用。”
于是之曾经告诉我，正是由于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他小时候得到最多的“母训”是：“记住，长大了得凭本事吃饭！”显然，这里包含着鼓励他要好好读书，增加知识的重要嘱咐。也许这就是他当时读书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吧。而且，他上初中时确实是产生过当“学者”的幻想。
于是之在《信笔写出来的》中这样说——“我之成为演员，完全不是我的本志，很像是命运拨弄的结果。”
我曾幻想成为画家。小学上的是‘孔德’，自幼的美术课就是站在画架子前学的。画石膏，画静物，以至风景写生。暑假时，还有另一位老师喜欢带着孩子们在大树荫下学木刻。木刻刀贵，我就买了石刻刀，学刻印章。治印，要先写篆书，转来转去，很有意思。但是这个活儿太不干净，磨石头就要磨得满地都是泥浆，受大人的呵叱；刻的时候免不了随刻随着吹出许多废弃的石粉，对己对人，都要造成污染，这就更加讨人嫌了。尽管如此，我却至今喜欢它，当然只是喜欢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