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近照
刚刚从老院长和老师曹禺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归来，心里翻滚着四十年岁月抹不去的印迹。此刻，我坐在桌前，凝神面对着那朵小小的白色纸花，仿佛有说不出又说不尽的话。窗外已是寒风凛冽的严冬，一位戏剧大师从此步入了风和日丽的永远春天。
曹头儿——这是曹禺老师和我们都喜欢的爱称，在北京人艺几乎连院里的孩子们也这样亲切地喊他，而他会满脸带笑地愉快应着——在他生前喜欢的肖邦名曲《葬礼》声中，如同睡眠一样安静、安然又安详地躺在鲜花丛里，身上还洒满了一片片散发着芬芳的花瓣，刹那问，我觉得他没有走，没有，仿佛他就会立刻醒来，就会立刻兴奋而又激动地和我们谈剧本创作，谈剧院建设，谈在老百姓当中发生的各种各样事儿。然而，他确实是走了，离开我们走了，走得很远很远，再也不会回来。是的，我从此再也聆听不到他的教诲，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一个点头或摇头。可是，过去他对大家在剧本创作上的指导却突然间显得更加清晰，更加丰富，更加中肯，更加深刻，使人终生难以忘怀。同时，我也在懊悔自己于不经意中放过了许多向他请教的机会，而更痛心的是自己并没有真正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他的谆谆教导。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学生，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这，也许是让人终生都追悔莫及的事。
此刻，我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中，写下这篇深切悼念的文章，片片断断记录下他在我们身上所花费的心血，揭开这位戏剧大师的生命之幕，以缅怀这位不可多得的好院长和好老师。
著名作家巴金对曹禺说：“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
记得，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个金色的秋天里。那天下午我和剧作家丘扬来到铁狮子胡同三号曹头儿的家，为剧本《星星没有陨落》的事向曹头儿请教。
曹头儿刚刚睡过午觉，正在明亮的客厅里等着我们。他见到剧院的人总是显得格外高兴，一边热情地让阿姨沏茶，一边亲自走过来让烟。我们每次来到这里都有个习惯，在谈剧本之前要先谈上几句“闲话”，和曹头儿谈“闲话”是很能长学问的。
曹头儿首先问我们手头上都在写什么，当得到回答以后，又问我们脑子里在琢磨点儿什么。他一贯主张作为一个剧作家脑子里应当经常琢磨点儿什么，生活上的，创作上的。他说：“一个作家不能懒，老琢磨点儿问题才能不断有所长进。”
我想了想说：“您说写戏的技巧大概一定很重要？”
曹头儿沉默了片刻，扬起脸来：“当然重要。现在技巧仿佛谈得不够，学得和用得就更不够。”
我和丘扬点着头，预感会听到一些与众不同的高见。
曹头儿停了一下说：“可是，如果技巧脱离了人物的灵魂，脱离了人物的思想感情，技巧就会变成‘把戏’。”
我和丘扬不大懂地摇摇头。
曹头儿摆摆手，耐心地作着解释：“你们应当知道，表现人物真情实感的技巧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而脱离开真情实感的‘把戏’是可以互相抄来抄去的。”他又停了一下说，“这也许就是世界上产生许多坏剧本的原因吧。这些剧本的特点大体上是现成、普通、肤浅、平庸和一般化。看这些戏的时候，观众时常被一些‘把戏’闹得眼花缭乱，却根本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说什么。”
我和丘扬谁也没有吭声，都在认真想着什么。
曹头儿看了看我们，顺手把鼻子上的眼镜推了推说：“一个作者如果只看重技巧，耍弄技巧，盲目追求形式上的东西，必然要使自己的作品走进死胡同里出不来。人是很丰富的，很复杂的，很深刻的，也是很宝贵的。什么叫深刻呢？就是深下去，再刻几下子。往哪儿深，又往哪儿刻呢？只能往人的灵魂里。”
我和丘扬赞赏地连连点头。
曹头儿笑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吧。”接下来，曹头儿才和我们正式讨论剧本。
老实说，对这一席话，我当时并不是很理解，甚至多多少少还有一点被泼冷水的感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的逐渐成长，越来越觉得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特别是当前文艺作品中还相当多地存在着形式大于内容之弊端，就更显得他的话直至今天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也许，这就是曹头儿毕生写戏的经验之谈吧。
我十分同意曾经写过《曹禺传》的田本相先生所言：“他一生都在探索着人，探索着人生，探索着人类，探索着人的灵魂。在他那些杰出的剧作中，把人的灵魂，把中国人的灵魂铸造出来。蘩漪、陈白露、仇虎、愫芳、瑞珏……这些或是屈辱的被损害的，或是被抑压的变态的，或是闪着圣洁美好的灵魂，仍然在激励着人们，仍然在启迪着人们去思索。我以为，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最能揭示人的灵魂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作家，一个善于刻画深刻灵魂的戏剧大师。”
大约也正因如此，著名作家、曹头儿的挚友巴金先生在十多年前就真诚地对曹头儿说：“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
曹禺一贯认为，剧作家的劳动就是想，不断地想。他从来不听剧本提纲，只看提纲，要求我们写成三百字，多一字不可记得，大约是六十年代初，在一次谈剧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向曹头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说剧作家的劳动是什么？”他几乎想也没想说：“剧作家的劳动就是想，不断地想。”老实说，对于这个概括当时听了并不觉得有多么重要。甚至．，在他说完以后的不久我也就忘记了。
后来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曹头儿在一次谈我写的剧本时，听完了第一幕就提出了三条意见，由于都是关于台词上的小意见，我稍稍想了想就谈出了进行修改的方案。然而，在我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便打断了我的话。
曹头儿扬起手来问：“你这是不是刚刚想出来的？”
我有些莫名其妙地点点头。
他又说：“那你就不必再说下去了，这么短的时间里想出来的，是不可能精彩的。”
我一下子闹了个大红脸，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曹头儿笑了笑说：“不急，你先去好好想想，想精彩了再说。记住，想得少，好不了。”
第二件事。有一次，曹头儿在看过我写的提纲以后找我来谈。他对总体上没有说什么，只是在一些小的细节上提出意见来，我都一一记下了。而且，心中暗喜，觉得这个提纲大约没有什么大问题，马上可以动笔写剧本了。
曹头儿看出了我的心态，却没有吭声。
我说：“您要是没有别的意见，我回去改改提纲就动手写剧本吧。”
他看了我一眼：“我的意见你听清楚了吗？”我连连点头：“听清楚了，都记在本子上了。”他停了一下说：“你还没听清楚。”我不大懂地一愣。
他又说：“我提出意见的地方是还可以的，没有提意见的地方，也就是总体上还根本不行。”
我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他又加重语气说：“整个戏你还得想，继续想。”
经过这样两件事以后，我才深深地感觉到“想”是一件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事，“不断地想”就更是一件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剧作家时刻都不应忘记的准则，也许是一生都应当去做的事。几十年来，我在写作之中，特别是在满足现状沾沾自喜的时候，就常常用曹头儿的这句话来反问自己，鞭策自己——“难道你已经想得够深了吗？有没有还没有想到的地方？能不能再想得更精彩一点？不要忘记，你的劳动就是想，不断地想！”。
当时，曹头儿针对我们那种不肯认真地想，便“口若悬河，下笔千言”的坏毛病，明确提出指导我们写戏时不听提纲，只看提纲，并严格要求要把提纲写在稿纸上，只能是三百个字，字字人格，多一字不可。这下可使我们犯了难，每次写提纲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来压缩，再压缩，甚至要像写诗那样，字斟句酌才行。提纲写好以后，在交给曹头儿的时候，还总是不甘心地这里补充几句，那里说明几句。这时他就会制止地说：“一个剧本的提纲越写得花哨、华丽，就越是自欺欺人，或者说，是自欺而又欺不了人。真正有戏的地方，只要你想好了，它们一定会管不住地从你的脑袋里往外跳。我写《雷雨》的时候，根本没有写提纲，可是一口气就把第二幕周朴园、蘩漪的‘喝药’和第三幕周萍、四凤的‘幽会’写出来了。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想，想，想。”
就是这样，曹头儿用写三百字提纲的办法，逼迫我们“想”，锻炼我们“想”，提高我们“想”，也使我们慢慢养成了“想”的习惯。
近一些年，我又看到了曹头儿在文章里这样一段文字，使我更加理解了他提出的“想”和“不断地想”之深刻含义。
他写道——“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据说进天堂是美德的报酬，天堂是永远的和谐与宁静。然而戏剧的‘天堂’却比传说的天堂更高，更幸福。它永不宁静，它是滔滔的海浪，是熊熊的火焰，是不停地孕育万物的土地，是乱云堆起、变化莫测的天空。只有看见了万象人生的苦和乐，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
他对我们在戏剧创作上，最严厉的批评是“现成”和“普通”，这是因为他的心中有着不“现成”，不“普通”的高标准有一次，在《明朗的天》的排练场上，我们和曹头儿聊天，不知道怎么就把话题转到“眼高手低”上去了。曹头儿问：“你们说，‘眼高手低’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在场的人几乎异同声地回答：“是贬义词。”曹头儿听过之后，半天没有吭声。我问：“您说是贬义词吗？”
曹头儿反问了一句：“你们说是贬义词，道理何在呢？”我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有的人看什么都标准很高，可让他干，他连一件最简单的事都干不成。”
“‘眼高手低’也就是‘好高骛远’。”
曹头儿停了一下，又反问一句：“这么说一个人标准不高，本事也不高，就是对的了，好的了？”
我想了想说：“差不多吧，起码能说到做到。”
曹头儿笑了。
我问：“那您说呢？”
曹头儿看了大家一眼说：“我认为‘眼高手低’应当是褒义词，而不是贬义词。”
大家忙问为什么。
曹头儿不急不忙地说下去：“你们想想看，一个人只有见多识广视野加大了，手才有可能跟着向前发展，由低变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眼高手才能高，眼低手也就更低。这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我们都不说话了。
曹头儿继续说：“一个人本来眼睛就长在手的上面，自然是‘眼高手低’，现在可怕的是‘眼低手也低’。根据我的体会，要想‘眼高’，也就是知识的积累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至少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因此，‘眼高’当然应当是褒义词。你们说对不对？”
大家听到这里，顿时赞同地鼓起掌来。
那时，每当曹头儿看我们写的剧本提纲，或者听我们写的剧本初稿，在发表指导意见的时候，常常喜欢用“现成”和“普通”这两个词。开始我们并不大重视，以为这只是在总体上肯定的前提下的一些小的意见，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批评，在评价上只不过是个“好”的程度问题，不存在“不好”的问题。后来经过他的解释，我们渐渐感觉到这就是在总体上的否定。这就是在批评“不好”，甚至比这还要严重一些。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曹头儿的“眼高”，所以也就标准高，要求严，如果你写出的是一般化的东西，是很难让他肯定的，更是很难让他满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