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字与汉字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1）都属于表意文字体系，具有难认、难写、难记的特点；
（2）都属于方块文字，西夏字的笔画也有汉字的点、横、竖、撇、捺、提等；
（3）有相似的文字构成方法，西夏字80%属会意合成字，和汉字有大量的会意字、形声字相类似；
（4）都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西夏文与汉文一样，也有书法艺术；
（5）两种文字都受当时统治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对异族有歧视的表示。
西夏文字与汉字不同之处：
（1）西夏字笔画繁复，大多数字为十几划；
（2）西夏字斜笔较多，也即撇、捺比汉字丰富，四角饱满；
（3）西夏字用一字组成新字时，可以根据需要，用这个字的上下左中右、大部、全部，也即一个字的各个部分都可以代表这个字去组成新字，没有汉字那样明显的偏旁体系；
（4）汉字从原始社会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有很多象形指示字，西夏字则是党项人进入封建社会后才创制的，因此，象形、指示字极少；
（5）西夏文语法结构与造句法与汉文不同，如汉文“第一”作“一第”，“开渠”作“渠开”，“下雪”作“雪下”等等。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人长期生活在苍茫辽阔的青藏高原上，高寒的气候、艰苦的自然条件，使他们养成了吃苦耐劳、奋发乐观而又富于战斗的民族精神。党项羌内迁后，虽然社会经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这种质朴又富于战斗的民族精神一直保留下来。人人“乐战斗，耐饥渴”。
西夏社会广泛流行巫术，人们得了疾病，召请巫师送鬼，或把病人迁到另一屋子，叫做“闪病”。党项人不论做什么事，特别是出兵打仗的时候，总要占卜吉凶。他们的占卜方法通常有四种：一是炙勃焦，即用艾草薰烧羊脾骨，看兆纹纹路，以定吉凶；二是僻算，就是在地上瓣竹子，通过数目来定吉凶；三是咒羊，让羊吃用香火咒过的谷物，羊吃后若摇头，表明神灵已应验，将羊杀掉，剖其五脏，若肠胃通则吉利，羊心有血则多凶；四是用箭杆敲击弓弦，根据声音来判断胜败。复仇是西夏社会流行的又一习俗，如果仇人未杀，则蓬头垢面，赤足素食，只有斩了仇人以后才恢复正常。若与仇家和解，则要举行和解仪式，用镯骼盛和血的酒饮之，并发誓不再复仇。
党项人内迁以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为了防止氏族财产流失，实行收继婚制，娶其庶母、伯叔母、嫂及子、弟妇，然同姓不婚。进入西北地区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家庭关系逐渐变化，西夏建国后变化更大，婚俗大体接近中原汉族，盛行明媒正娶。党项男女性爱关系比较自由，女孩长大后，可以不经过媒妁而私订终身。男女相爱到难舍难分时，便逃到山林里，并首而卧，将绳索系在脖子上，相互勒死。家人认为这是男女极乐，用不着伤悲，而是杀牛设祭，送死者灵魂“升天”。
西夏丧葬深受佛教与汉族葬俗的影响，有火葬也有土葬。早期党项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内迁以后这种葬俗仍保留下来，不过焚尸后还要建坟，和古代羌人焚尸扬灰的葬俗有很大区别。在汉族的影响下，内迁党项开始出现了土葬。1004年初李继迁卒，子李德明即位于框前，7月葬李继迁于贺兰山西南麓。其后，西夏历代皇帝、后妃及王公大臣都埋葬在这里，逐渐形成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园。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其丧葬习俗也接近于中原汉族，如陵园坐北面南，继承了汉族南面为尊的观念；墓室前雨道有门，门外两侧有门神武士，是汉族墓葬的传统习俗；墓室内发现棺材朽木和人骨，说明是汉族的土葬方式。
西夏陵虽继承唐宋陵寝制度，但也保留了大量的本民族习俗。如汉族是龟碑座，而西夏为力士碑座。力士手腕、足胫皆饰圆环，是包括党项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西夏的陵台建成独特的塔形，当与党项旧俗和笃信佛教有密切关系；献殿、墓道、墓室、陵台都位于陵园偏西处，可能与党项人以西为尊的观念有关；随葬完整的羊、狗、鸡等家畜家禽以及铜牛、石马、石狗等，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
国内外西夏学研究概况
1909年内蒙古黑水城西夏文献出土后，引起国内外学人的极大关注。著名学者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袭、王静如等，对西夏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先后发表多种考释著作，刊布夏汉小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及西夏文辞书《同音》。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西夏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大大拓宽，并且大体形成了宁夏、北京、甘肃等几个研究机构和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这些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考古发现层出不穷。1972年甘肃武威张义亥母洞西夏考古发现；
1972～1975年以及近年西夏王陵考古发掘；
1964年及近年对敦煌莫高窟与安西榆林窟西夏遗存的考古调查；
1983～1984年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的调查发掘；
1984～1986年宁夏灵武磁窑堡西夏窑址的发掘；
1990年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发掘清理等。
文献整理成绩显著。先后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1～11册）、《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9卷）等文献资料十余种。
社会历史研究全面展开。80年代以来，围绕西夏历史文化专题研究，出版20多种著作，发表大量论文，使我们对党项民族起源与变迁、西夏社会形态、政治军事制度、民族关系、文化艺术、语言文字及宗教等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研究队伍培养壮大与专门研究机构相继成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西夏的学者非常少，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众多的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佛学专家相继投入西夏研究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西夏学研究蓬勃发展，专门研究机构相继成立。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多年西夏研究的基础上，成立西夏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在宁夏博物馆常年展出西夏文物的同时，银川市又建立了颇具规模的西夏博物馆。宁夏大学十分重视西夏研究，1991年成立西夏研究所，2000年更名为西夏学研究中心，2001年该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由于俄国拥有科兹洛夫从我国黑水城掘走的大批西夏文献，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的西夏学研究一直处于至为重要的地位。二三十年代，整理研究这批文献的有伊凤阁、龙果夫、聂历山等，五六十年代有索夫洛诺夫、克恰诺夫、克平、孟列夫等，其中聂历山与克恰诺夫的成就最大，聂历山的《西夏语文学》曾获列宁奖金。克恰诺夫与克平等多次访问宁夏，并被宁夏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日本的西夏学研究也起步较早，二三十年代，以研究西夏文献的石滨纯太郎为代表。五六十年代的前田正名与冈崎精郎在党项与西夏历史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相继出版了《河西历史地理学》与《党项古代史研究》。西田龙雄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著名的西夏语言与文献研究专家，九十年代还出版《西夏王国的语言和文化》。继西田之后的日本西夏学家桥本龙太郎、野村博，均有多项西夏语言与文献成果发表。
黑水城西夏文献出土后，引起了欧美学者的关注，1914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发表文章，将这批文献介绍给欧洲学术界。1919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考释出12种西夏字的部首。六七十年代，受前苏联西夏学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如捷克的谢德拉契克、新西兰人格林斯坦德、美国学者宽登等，还有一位美国学者邓茹萍，1998年出版了《白高大夏国》（10～11世纪西夏的佛教和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