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的历史贡献
为了反抗清朝政府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从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在回族相对集中的西北地区相继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宁夏的田五起义和马化龙领导的金积堡反清斗争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爆发的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宁夏六盘山地区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反清斗争，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有田五、张文庆、马四娃等，史称“田五起义”。公元1862年，在太平天国运动和陕西回民起义的推动下，马化龙率领金积、吴忠等地回族举旗反清。金积堡起义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统治阶级，但清政府则利用汉族民团对付回民起义。为了避免激化民族矛盾，马化龙在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后，宣布解散民团，安定民心、恢复生产。1869年，陕甘总督左宗棠镇压西捻军和陕西回民起义后，决定集中兵力进攻甘肃，马化龙积极部署回民军守寨反击，拉开了金积堡保卫战的序幕。后来，清军采取长期围困、断绝粮草等办法，使起义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在这种情况下，马化龙于1871年1月6日亲赴清军将领刘锦棠军营，希望以自己的牺牲挽救族众的生命，坚持了近10年的金积堡回族反清斗争至此失败。宁夏境内的两次反清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有力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宁夏回族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过积极的历史贡献。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曾途径宁夏南部回族地区，并在这里成功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了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毛泽东同志壮怀激烈的《清平乐·六盘山》诗词也是在这片热情的土地上酝酿而成的。1935年8月至10月间，红二十五军和毛泽东等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先后进入宁夏南部回族聚居区。据老红军刘英同志在题为《长征路上》的回忆文章中记述，红军队伍来到西吉县的新隆镇、单家集时，受到当地回族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街道上摆上桌子，上面放满了水果、香糕、干粮摸，有几位戴着白帽、留着白胡子的老人，双手捧着小瓷碗，恭恭敬敬地给红军递茶。老乡们还腾出自己家的房屋、窑洞给红军战士住宿休息，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被安排在单家集单南清真寺附近的一位海姓回民家里住宿。张闻天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这个地方的回族群众是这样热情地迎接我们，我们只要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在单家集期间，红军领导人还参观了清真寺，向当地回族群众赠送了“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匾额。中国工农红军途径回族聚居区时，不仅受到普通回族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得到宗教上层和社会贤达的支持和帮助，哲合忍耶教主马震武和虎夫耶教主洪寿林、马百华等宗教界知名人士，都曾在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回族地区、保护红军战士和为红军筹粮款等方面作出过贡献。1936年10月，西征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红军三大主力在宁夏西吉的将台堡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从此胜利结束。会师后的中国工农红军随后进入宁夏同心、海原一带，建立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不仅唱响了回族人民解放的先声，也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后期发展和广泛实践积累了经验。
回汉民族在历史上虽然也有“兄弟阅于墙”的时候，但每逢外敌入侵，他们总能捐弃前嫌、挺身而出，携手并肩“外御其侮”。日军侵华时期，妄图通过在我国满、蒙、回等少数民族中策划所谓的“民族自决”，实现其肢解中国、各个击破的阴谋。当时，日本特务曾多次诱迫宁夏军阀马鸿逆降日，但屡屡碰壁。有一次，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邀请马鸿透赴阿拉善旗会谈。马鸿透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煌前往，表示与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显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在绥西抗战中，马鸿宾、马敦靖父子率领的81军勇猛作战，屡创日军，击毙日军水川中将，与傅作义部密切合作，收复了大片国土，彻底肃清了包头以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日伪势力。除此之外，回族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也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宁夏同心的虎嵩山阿旬利用聚礼日讲“瓦尔兹”的机会，引经据典动员穆斯林群众要为抗日救国作贡献。他还用阿、汉两种文字写了一篇抗日救国的祈祷词，分发各地清真寺，要求各寺教长在每周一次的“聚礼”前高声朗读。日本特务本想利用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和宗教信仰差别在西北回族上层中打开缺口。但他们没有想到，回、汉民族在政治、经济、地域、文化等方面血肉相连，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回回民族不仅会自觉地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会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去抵抗外敌入侵，保卫自己的祖国和家园。
灿烂绚丽的回族文化
宁夏地区的回族人民在保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学习汉文化，形成了兼容并蓄、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如饮食文化、建筑文化、民间艺术、服饰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伦理道德等，这里仅撷取其中的若干片断作简要介绍。
1.饮食文化。宁夏回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民族交往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清真饮食文化。比如在面食中，油香、撒子、花花子、荞面圈圈、稍子面、麻食子、揪面片、炒煳悖、粉汤饺子、面茶等是回族的特色。牛羊肉中的手抓羊肉、清汤羊肉、蒸羊羔肉、烩肉、牛羊杂碎等比较著名。在食品制作方面，回族长于炸、烙、撰、烩、炖、蒸等技艺，擅长调料的使用和搭配，酸、甜、苦、辣、咸五味取其中，质朴、实惠、味美是宁夏回族饮食的基本风格。回族的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也独树一帜，其中以，’/又宝盖碗茶八和“罐灌茶”为代表，“八宝茶”由茶叶、桂圆、构祀、葡萄、果干、红枣、冰糖、芝麻等组合而成，有时也会加入黄芪、人参等中药成分，所以喝“八宝茶”不仅能生津止渴，而且有滋补养颜、益气强身之功效。“罐灌茶”是以砖茶为原料煎熬出来的，茶色浓醉、味道醇厚，喝起来回味无穷，使人顿生茶如人生的感悟。
2.建筑文化。建筑是一切艺术中最能持久的一种艺术，宗教建筑也是建筑艺术的重要代表。宁夏地区的清真寺和拱北等宗教建筑表现出阿拉伯伊斯兰风格与中国古典风格相结合的多元统一。宁夏有许多清真寺属中国传统木架结构式建筑，如中宁纳家户清真寺、银川中大寺、同心清真大寺等。这类清真寺的礼拜大殿多为“大木起脊式”，飞檐挑角；宣礼塔一般为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所以回族穆斯林更习惯于把宣礼塔称作“邦克楼”、“望月楼”；大门多为砖木结构，门上方起楼，门两边为“八字墙”，所以又叫“门楼”。“拱北”一词是对修建于伊斯兰先贤陵墓之上各种建筑物的总称。宁夏地区的拱北多为四合院式，主要建筑物有亭子、卷棚等，亭子是直接修建在墓冢之上的一种建筑，其结构形态表现出中国传统塔式建筑与伊斯兰拱顶风格的相互融合，主体多为青砖砌八棱体檐塔楼，每层都有飞檐，顶端为木制楼阁式亭盖，上有绿色琉璃瓦，阁顶圆润，飞檐较为平直。清真寺的装饰以图案和文字为主。与教堂、佛寺、道观等宗教建筑不同，清真寺大殿内没有塑像、画像等拟人化的造型，外部的图案装饰多以花香鸟语、山水美景、几何图形为主。这些图案或由工匠描绘而成或寓于精美的木刻、砖雕艺术之中，看上去富有立体感。从地理位置看，清真寺与佛寺、道观也有所不同，佛寺、道观大多位于远离尘嚣、孤寂幽静的深山老林，清真寺则处在穆斯林社区之中。遍布城乡的清真寺建筑不仅是回族穆斯林社区的显著标志，也是宁夏地区人文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3.民间艺术。回族民间艺术丰富多彩，其中最有韵味的当属经文书法、“花儿”民歌、民间剪纸和刺绣、民间器乐等。宁夏回族民间的通常被称为“经字画”是回族穆斯林中的阿旬等念经人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一种书法艺术，其内容多取自伊斯兰教经典中的警句格言。经字画的创作者在书写方式和字形组合方面颇具匠心，如有的创作者用多色彩笔书写阿文，把文字与美丽的小鸟图案融为一体，看上去栩栩如生；有的创作者能够把所书写的文字组合成花瓶、香炉、清真寺、新月等图案。经字画有中堂、横幅、对联等形式，其中以中堂为主，大多挂在屋子里与门相对的正墙或西墙上，是回族穆斯林家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回族“花儿”又被称为“少年”，是一种散发着芬芳泥土气息的民歌艺术。宁夏回族“花儿”以六盘山区为代表，它吸取了河涅花儿的长处，融入本地人情世故，具有浓郁的抒情短歌特征，内容粗犷而又细腻、直白而又含蓄。花儿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是社会底层人民朴素而执著的心声，爱情则是花儿永恒的主题。除了花儿，回族的民间剪纸和刺绣也是具有民族特色和较高审美价值的乡土艺术。回族剪纸和刺绣在素材取舍和主题表达等方面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一般没有表现人物、回族禁忌的动物及福禄财寿等内容的作品，画面恬静、典雅，生机盎然。宁夏回族的民间乐器以“口弦子”最具代表性，它是回族妇女消闲娱乐、抒发情感、表达自己心声的主要乐器。
4.语言文化。宁夏回族普遍使用汉语，但有本民族自己的特点：一是回族人在使用汉语时往往夹杂着许多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如回族人把朋友称为“多斯提”，把灾难称为“白俩”，把聪明称为“阿格里”，把“天空”叫做“阿斯玛”，把感谢叫做“色瓦布”。由于民族间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接触和交往，其中的许多外来词汇已为汉族成员所熟知，如“色俩目”、“阿旬”。
5.姓氏文化。回族人一般有两个名字，一种叫经名，另一种叫学名。经名多取自《古兰经》中先知、先哲、圣妻、圣女的名字或一些表示健康、进取、美好的词汇，如男性多叫易卜拉欣、阿里、穆萨、优素福等，女性多叫阿依舍、海蒂彻、麦尔燕等。在农村地区，经名和学名交互使用。回族学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由姓和名两部分组成，姓氏代表家族及其传承，名代表个人称号，有的还反映辈分。过去，回族中的社会上层、士绅文人、宗教学者还有字和雅号，如曾任宁夏护军使的马福祥字“云亭”，开明绅士郭福金字“南浦”，宗教人士虎镇林字“嵩山”。宁夏回族的姓氏中有大量的汉姓，同时也有许多独特的姓氏，如哈、海、纳、摆、买、撒、沙、闪、铁、妥、苏等姓。回族姓氏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一是取经名中的首字、尾字或者其中的任一字音为姓。如永宁纳家户回族的纳姓就是取自其先辈“纳速刺丁”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音；同心苏姓回民的先辈叫苏莱曼，后代就以“苏”为姓。马姓也是从经名中音译过来的，宁夏回族中以马姓为最多，有“十个回回九个马”之说。二是借用汉姓。回族中的很多姓氏是通过民族通婚、皇帝赐姓等形式直接从汉姓中借用过来的。三是融入回族的其他兄弟民族的姓氏。如铁、妥、脱、朵等姓回族的先民是饭依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蒙古人中有铁木尔、脱脱不花、朵不花等名字，他们融合于回族后，以原来名字中的第一个字音为姓，从而成为回族姓氏的一部分。
6.宗教文化。随着回族人口大量迁入宁夏和聚居区的逐步形成，伊斯兰教也随之在宁夏地区得到了传播和发展。早在元代的时候，宁夏地区就有清真寺的记载。到了明代，清真寺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有些清真寺规模宏大，精雕细琢，表明该地区回族穆斯林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如西吉的单家集清真大寺、同心韦州清真大寺、同心清真大寺、永宁纳家户清真大寺都始建于明代，当时的银川城里也建有礼拜寺。清朝以后，宁夏地区逐渐形成了格迪目、虎夫耶、哲合忍耶、嘎德忍耶、伊赫瓦尼等多种教派并存的局面。宁夏地区的伊斯兰教虽然有教派、门宦之分，但其核心宗教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普遍遵奉伊斯兰教中哈乃斐学派的教法，都坚持“六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前定、信末日），履行“五大天命”（念、礼、斋、课、朝）。遍布宁夏城乡的清真寺既是穆斯林群众的宗教活动场所，还可用于宣传党和政府各项政策、开展普法教育。经堂教育作为回族伊斯兰宗教教育与中国私塾教育模式相结合的产物，在回族穆斯林宗教文化传承、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宁夏回族文化作为回族人民实践和智慧的结晶，丰富和拓展了宁夏区域文化，在中国回族整个文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回族文化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化系统，回族人民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优化本民族文化结构，从而为宁夏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本民族的繁荣发展不断提供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