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受惊吓后的一种奇怪的感觉：许多人都对琐碎事或很小的一点损失担惊受怕。当越过布格河时，一个边防兵被碎弹片击中，但他却大声抱怨自己的帽子不见了。一个士兵被困在掩体内，突然，他伸手找自己的共青团员证，抱怨上面没有盖章，但他已交了6月份的团费。人们常常发现自己沉浸在与生存毫不相干的一些事情里，就像一群乌鸦一样，在倒下的大树上空盘旋，树上原来筑有它们的窝巢。
电话不通，第4集团军在科布林的司令部仍然一无所知。被派去检查线路的士兵报告，几百英尺的电话线被割断了。凌晨3：30，科罗布科夫才和明斯克取得了联系。直到这时他才收到了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
第4集团军几乎所有的参谋人员都集中在司令部的地下室里，那里也是通信中心。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科罗布科夫试图与下属各部队取得联系，他要派兵到战场。正在此时，第42步兵师报告，德军在布列斯特已经开战了。
15分钟后，4：30，一个空军师的指挥官别洛夫（Belov）上校跑到了司令部，叫喊着，德军正在轰炸机场。还没等他下命令，一声巨响，连建筑物也晃动起来。之后就伴随着一阵飞机引擎声。那些和巴甫洛夫一同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军官一下子就清楚了，这是德军容克轰炸机的声音。他们拼命向外跑。德军飞机正好就在他们头顶，很快，炸弹就扔了下来。
敌机飞远后，科罗布科夫命令赶快撤出司令部。办公室保险柜的门打开了，当军官们匆忙间想把文件拿出来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之前根本就没有人想起来整理这些文件。当他们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飞机又飞回来了。几秒钟后，第4集团军司令部就变成了一片火海。当容克飞机飞走后，到处是一片焦煳味，但很快一切又归于平静。那些活下来的军官们正藏在壕沟里，他们听见了一个妇女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正当德军轰炸机轰炸科布林时，在明斯克的巴甫洛夫接到了第3集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电话。德军正在轰炸格罗德诺，这是比亚韦斯托克突出地带北角的一座重要城市。第3集团军的通信已经完全被破坏，库兹涅佐夫将军联系不上他的部队。巴甫洛夫回答：“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当他正在沉思到底怎么办时，国防人民委员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巴甫洛夫报告了情况，但铁木辛哥却没有任何指示。一个小时前，朱可夫联系了斯大林，而铁木辛哥正在克里姆林宫等待马上要召开的会议。
很快，库兹涅佐夫又给巴甫洛夫打来电话，德军的轰炸更猛烈了。许多将领都报告了各地被轰炸的情况，有比亚韦斯托克、利达、沃尔科维斯克、科布林、布列斯特、斯洛尼姆。
黎明时分，德军突破了边境最薄弱的防线，侵入苏联境内。有些部队主动反击，有些放弃了抵抗。但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在报告，军队已经失控，通信被破坏，飞机在地面就被炸毁。
巴甫洛夫去叫他的参谋。军官们正围着参谋听他结结巴巴地评说着。“这不可能，”有人在说，“这纯粹是挑衅，或者是一场误会。我们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巴甫洛夫离开办公桌的工夫，铁木辛哥又来了电话，他对巴甫洛夫的副手博尔金（Boldin）将军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对德军采取任何行动！”
“什么？”博尔金将军对着话筒喊道，“我们的部队都在被迫撤退，城市在燃烧，百姓在哭泣……”
“斯大林同志认为这是德国一些将军制造的挑衅行为。”铁木辛哥冷冷地说道。
早上6点，当第4集团军司令部还在疏散时，科布林中心广场的黑色大喇叭刺刺了几声后，响了起来，随后是莫斯科的整点报时信号。广场上的人都停住了脚步，满怀希望地抬起了头。
“现在是莫斯科时间六点整，”大喇叭呱呱地响着，“我们开始播送新闻。”播音员交替念着稿件，赞颂农业大丰收，工厂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新闻还播报了德国对英国的空袭，英国军舰沉没，提到了叙利亚的反抗活动。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天气预报。
然后，黑色的大喇叭安静下来。
“马上要播报特别声明了。”一个军官不肯定地说道。仿佛要证实他的疑问，大喇叭又响了起来，这次传来的是播音员愉快的声音：“现在是广播体操节目时间。伸出你的双臂，弯曲！向上举，向下。就这样，很好。”
星期天的广播，聚集在科布林广场上的人们没有再听下去。头顶又响起了德军容克轰炸机的引擎声。
清晨，爆炸声越来越响，显然，德军的炮火集中攻击布列斯特的防御工事和战壕。布列斯特地区地势平坦，很容易成为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目标。士兵们都挤在防御工事和战壕里，人太多了，那里的床有三层，甚至四层，有一张床被击中，就会炸死不少人。
布列斯特的大街上也是一派可怕的景象。
德军狙击手早就被安排在沿街的阁楼或阳台上，向恐慌的部队开火。当地监狱的犯人也冲开了大门，跑到大街上，到处抢劫财物。火车站到处是惊慌失措四处乱跑的人们。一列火车很快就被妇女和儿童坐满，然后向东驶去。整座城市都在燃烧，这是那天离开这座城市的唯一一列火车。
清晨5：00，德军坦克开始越过布格河，非常轻松。布格河上有6座桥梁通往第4集团军的防区，没有人想起炸毁这些桥梁。
6岁的列尼亚·波波科夫（Lenia Bobkov）紧紧抓着爸爸的手拼命跑下楼梯。在布列斯特的防御工事里，他们和数百个军官家属住在一起，到处都是爆炸声，地动天摇，爸爸说战争爆发了。现在爸爸带着他、妈妈还有妹妹向最近的地下室跑去。他们进入地下室后，列尼亚并不喜欢看到这里面的一切。房间里到处都是人，能听到子弹飕飕飞过去的声音，还有轰隆隆的声音和他还叫不上来名字的各种声音。声音让人不安，爸爸紧紧拉着他的手，他感到很安全。
突然，爸爸让他走。列尼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阵骚动后，爸爸不见了，他感到极度恐慌，爬进了一个角落里。突然，他感到了两处剧痛，意识到有什么热辣辣的东西从身上淌了下来。作为军官的儿子，他明白，自己被子弹或弹片击中了。他略微定了定神，能够再次集中精神时，他发现妈妈和妹妹已经死了，爸爸受了重伤。
波波科夫一家似乎要和其他的幸存者和死尸永远待在地下室里了。小男孩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口渴得也非常厉害。最终，他听到一阵皮靴声，有人在讲着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
几个穿着奇怪服装的士兵走了进来，大喊大叫，做着手势。似乎是命令人们都出来。那些还能走的人迟疑地站了起来，向门口挪去。但德国人和那一些还能走的人一离开地下室仿佛就完全消失了，他们没有再回来。又有德国人回到了地下室，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当那些再次定下心时，一颗手雷被扔到地上，正在嗞嗞作响。或许这是一个德军士兵扔过来的，他断定地下室还有苏联士兵，或许是一个苏军士兵扔来的，想炸死德军。
“快把它扔出去！扔出去！”一个女人尖叫着，指着一些年龄大些的男孩儿。但这些孩子害怕极了，没有人敢动手。
就在那一刻，列尼亚的爸爸小声说道：“靠我躺着，把头护好。”
列尼亚照着爸爸的话做了，身体紧紧贴在坚硬、冰凉的水泥地上。然后，他听到一声巨响，一阵钻心的痛。
之后，就是一片空白。
当他再次醒来后，发现爸爸死了，地下室的人都死了。
列尼亚说不上他一个人到底呆了多长时间。一个德军士兵借着手电筒的光线，发现了他。这个人嘴里咕哝着什么，弯下身，抱起他，走出地下室。阳光刺眼。他不知道这个士兵要把自己送到哪里去，大概是要把他送到战地大夫那里。大夫包扎了他的伤口，那里很痛。很快，除了头和右臂外，全身都被纱布裹了起来。
在把他放到一辆开往医院的汽车上之前，这个让人不安的士兵送给了他一袋糖。
6月22日 莫斯科的清晨
当红军要放弃布列斯特时，莫洛托夫、贝利亚、麦赫利斯（Mekhlis）、铁木木辛哥和朱可夫5个人正坐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等着斯大林开口讲话。斯大林还是沉默不语。
面对斯大林的沉默不语，朱可夫实在觉得无法忍受下去了。“我们应当下令让部队阻止德军。”朱可夫说。
“不是阻止而是要消灭他们。”铁木辛哥接过话。
“下达命令，”斯大林说道，“但要保证，除过空军外，我们的部队不要越过边境线。”
显然，斯大林仍然希望他能阻止这场已经爆发的战争。斯大林分析道，如果希特勒明白红军还在考虑如何回应的话，他就会停止屠杀，和苏联达成外交协议。
早上7：15，西线的苏联红军被告知，立即“消灭敌人”。这道命令被命名为2号令，以便和前一天夜里那道丢人的命令相区别。现在，那道命令被称为1号令。
那天早上，仍然没有考虑设计防线。不知所措而又惊恐不安的斯大林，还在考虑进攻的事宜。他不能想象，当2号令下达时，德军可能已向东开进了3英里。苏联正在以每小时丢失600平方英里的速度丢失着自己的国土。
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离开后，斯大林给白俄罗斯党的领导人波诺马廖夫卡（Panteleimon Ponomarenko）打电话，愤怒地告诉他，巴甫洛夫将军并不了解前线的形势。斯大林命令波诺马廖夫卡立即到军区司令部。这是斯大林的习惯，那就是派人监督地方领导或指挥官，以保证不会发生背叛事件或滥用权力的现象，但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波诺马廖夫卡勉强接受了这个任务。白俄罗斯党委有100多名成员，其中只有3个人在最近的大清洗中活了下来。他担心斯大林会让他当巴甫洛夫的替罪羊。当然，他不敢作任何辩解。
当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回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之时，第一批报告部队伤亡的文件已放在了他们的办公桌上。
报告并不全面，其实想从前线得到准确的消息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这些送到莫斯科的消息非常有限，但仍然非常可怕。所有的通信线路都被切断了，通信员也受到敌人破坏小组的攻击，没有一个指挥员能确切知道他所在的防区发生了什么情况。许多将军离开指挥部到了战场，与他们同样也失去了联系，这使情况变得更糟。沿西部边境的所有大城市和铁路枢纽都被严重毁坏，几乎所有的连队都被德军打散了。
最糟的消息是希特勒的突击队已经设法破坏了红军的通信线路。当外敌入侵之时，一支失去通信联络的军队几乎无所作为。在那天早上所有的灾难中，这个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军官们不相信无线电通信，其结果是各军区配置无线电台的工作进展非常缓慢，而且即使配置了电台，人们也不愿使用。每部电台都要有专用的和保留的频道，还要有自己的呼号。战时使用的波段和呼号都和平时不同。指挥员们明白，至少要花一周时间才能告诉各个军事单位电台的波段和呼号，一直到营级。而考虑到“安全因素”，电台的呼号平时不得使用。这意味着，6月22日那天，红军还没有使用无线电台。有线通信被错误地认为是比较可靠的通信方式。事实上，连接方面军司令部的通信线路，只有最后几英里才埋设在地下，而绝大多数的线路——长达数百英里的电话线却是挂在公路和铁路两边的电线杆上，显然，这很容易成为希特勒突击队的破坏目标。在离司令部最近的公路上，一个突击队员只要割断几百英尺的电话线路，一个师的通信就瘫痪了。
由于玩忽职守，6月21日夜，电话线路没有得到任何的保护。无论是朱可夫、贝利亚，还是前线的部队或当地警察，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通信线路。军队忙于执行斯大林的1号命令，而边境警察，还不包括边防警卫人员，则忙于控制想象中的“人民的敌人”。这些人本可以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从司令部到边境这一带，每10平方英里就有一名警察。大多数电话线路都沿公路和铁路布设，却没有考虑其应有的故障率。
苏联西线的空军全部被摧毁，这可以说是德国空军飞行员职业生涯中最容易完成的任务之一。为了准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斯大林把空军正好布置在边境，这很容易让德军的容克轰炸机用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发现目标，并炸毁它们。因为新机场都还在建设中，而旧机场多是“机”满为患，很容易被摧毁。斯大林的1号命令并没有被及时送到空军指挥员手中，他们对空军高级军官的被大清洗还心有余悸，不敢主动应战。最后的结果是红军的飞机大多在地面就被摧毁了。
那些勉强起飞的飞机，也没有几架有机会返回机场。并不是每一架飞机都有无线电台，那些有无线电台的飞机也只能接收信号，所以飞行员不能向地面指挥部发送任何信号。静电干扰非常厉害，甚至连单向的通信都不能实现，这使得空中侦察都无法进行。为了报告德军的动向，飞机不得不先降落，然后由飞行员亲自向地面报告。
那天早上没有什么好消息。伏罗希洛夫元帅叫来了主管莫斯科防空的秋列涅夫（Tiulenev）将军，向他问道：“最高指挥部在哪里？”
将军吃了一惊：“请原谅，没有人曾经指示要准备最高指挥部。”他这样回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