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一年时间里，斯大林都在举棋不定。这使得苏联红军发现自己既没有做好进攻德国的准备，也没有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其结局是灾难性的。驻守边境的部队遭到重创。当后备部队抵达前线时，其主力部队即使不被消灭，也会遭受重创。
6月23日 西方方面军司令部
在波罗的海地区，苏联红军每天牺牲5000人。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个数字分别是1.6万人和2.3万人，平均每两秒钟就有一个士兵牺牲。
几乎在一年时间里，斯大林都在举棋不定。这使得苏联红军发现自己既没有做好进攻德国的准备，也没有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其结局是灾难性的。驻守边境的部队遭到重创。当后备部队抵达前线时，其主力部队即使不被消灭，也会遭受重创。
只有一种明智的选择——战略撤退。这样会失去领土，但保住了军队。对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来说，撤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有的部队，无论在后方还是在前线，都被命令进攻，直到流干最后一滴血，耗尽最后一颗子弹。
终于，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军官们开始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和残酷。没有人知道驻守在比亚韦斯托克的第10集团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人人都明白，当一支拥有数以万计士兵的队伍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时，这意味着什么。在南部的第4集团军一边进行小规模的战斗，一边撤退，而在南部的第3集团军则全军溃退。与此同时，斯大林下达了明确的指令：无论如何，决不能丢掉明斯克。这时战火已逼近明斯克，离那里仅有100英里远。德军在狂虐地吞噬着俄罗斯的领土。
斯大林考虑的是明斯克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其战略地位。明斯克仅次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是苏联的第四大城市。如果苏联放弃明斯克，拱手让给德国人，那会让全国人民都感到震惊。可是，明斯克没有一点实质性的重要战略地位。它既不能保证任何运输干线的畅通，也不处于河道要塞之地，而且它的工业极不发达。明斯克只有24万人口，发展缓慢。它之所以重要，只不过因为这里是白俄罗斯的首府。如果红军从明斯克撤出，并把他们派遣到向东推进的战场上，西方方面军将比目前的形势要好得多。但部队被命令待在原地不动。即使被德军包围，也比放弃明斯克好，斯大林这样说。
巴甫洛夫很听话，他不反对斯大林的这个主意。
当6月22日傍晚接到3号指令时，巴甫洛夫就立刻联系了他所能联系到的所有指挥官，命令他们第二天进行反击。他下发指令时充满了自信，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这时，明斯克正遭受猛烈的轰炸，巴甫洛夫的司令部也被迫搬入地下室。巴甫洛夫本人并没有躲在地下掩体寻求安全，无论怎样，他都不是一个懦夫。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身处第一线，但这也无济于事。从一个部队到另一个部队，巴甫洛夫不停地奔波，而博尔金（Boldin）也和第10集团军一起消失了，司令部里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实权人物。与此同时，斯大林的使者——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和库利克元帅已到达明斯克，这使得巴甫洛夫的处境更加艰难。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是红军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但在过去的24年中，他从未到过战场，身处枪林弹雨之中的他感到完全迷失了，认为自己是个无用之人。他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周围漫无目标地四处游荡，面对令人困惑的报告，他也一筹莫展。
库利克元帅，是一个既刻薄又愚蠢的奉承者，也是个地道的无用之才。除了保护自己的性命，他对一切事情都不闻不问。
几天前，他被革职，失去了炮兵部队司令的职位。他的主要对手、装备部人民委员万尼科夫（Vannikov），现在仍被关在牢里。然而，库利克对自己的前途也茫然不知。他觉得必须做点惊天动地的事儿，以再次赢得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于是库利克元帅决定飞往第10集团军，挽救那个处于突出地带的红军。这听起来像是一次自杀性的使命，也许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人为此争抢的原因。库利克是个危险人物，看到他离开这里，每一个人都很高兴。自从库利克去了比亚韦斯托克，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巴甫洛夫的司令部里，另一名斯大林的代表是白俄罗斯党的领导波诺马廖夫卡。如果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俩人都不得不对巴甫洛夫察言观色的话，波诺马廖夫卡则不得不对这3个人察言观色。他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6月23日下午，波诺马廖夫卡给斯大林打电话，建议白俄罗斯应该后撤。
就在前一天，斯大林命令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做好白俄罗斯后撤的准备工作，以防万一。然而这时他仍佯作震惊：“真的吗？”他问道，“难道你不认为太早了吗？”“现在已经太晚了，以至于已经不能从西部省份实行真正的撤退了。”波诺马廖夫卡生硬地回答道，“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从明斯克和东线地区的撤退问题，以免再次错失良机。”
“好吧。”斯大林答道。他命令波诺马廖夫卡将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文件都要妥善抢救出来。斯大林最怕的是自己的秘密落到敌人手里。
大多数将军对斯大林批准撤退一事毫不知情。他们深信，斯大林非常坚定、乐观，就像他下达的3号令那样，要夺取卢布林和苏瓦乌基。
6月23～26日 西方方面军第4集团军
第4集团军司令科罗布科夫（Korobkov）将军还不知道斯大林的3号令，他还在执行着2号令，2号令是6月22日签署的。3号令发布11个小时后，第4集团军司令部才收到，3号令要求部队迅速摧毁敌军。这时的德军已向东至少推进了20英里。此时，将军接到了巴甫洛夫的命令：对布列斯特进行反击，夺回战前所拥有的边界。第4集团军针对2号令、3号令做了详细的战略部署。
“不容易做到，”政委哀叹道，“我们应该要求司令部允许我们转入防御态势。”
科罗布科夫失去了耐心，他不知道妻子和女儿在哪里，他感到已经被撤退压垮了。当司令部放弃科布林（Kobrin）的时候，他曾回过自己的公寓，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的家人已经逃离，没有带任何财物，“就好像他们出去散步了”，科罗布科夫这样以为。现在他不能肯定她们是否还活着。他亲眼目睹了德军飞机那天对准无数难民投下成批的炸弹，他感到家人已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你想让他们把我们称为胆小鬼，还要撤了我们的职吗？”他问道，对那个政委的天真提议很生气。“你自己可以要求司令部下达这种命令——你是我的客人！”
科罗布科夫非常生气，他给司令部发了电报，确认正在进行反攻。至于部队，他下令在6月23日黎明“歼灭敌人”。
科罗布科夫不是一个坏人，任何军人都要服从命令。一位下级指挥官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不应该与上级争论。不然的话，整个统治集团就会瓦解。在红军中，发表个人意见也是相当危险的，尤其当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科罗布科夫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也有家庭，还要活命。
尽管科罗布科夫拥有很高的地位——他是战场上仅有的9个集团军的指挥官之一。但至少还有两打比他更重要的人物：方面军指挥官们、他们的参谋长和政委，还有副国防人民委员，更不要说铁木辛哥和朱可夫了。没有人敢对斯大林说，反攻的想法是多么荒唐、愚蠢。
那天夜里，科罗布科夫一直无法入睡，他内心有一种犯罪感。第二天，部队就要按照他的命令开向德军阵地，进行自杀式的袭击。与此同时，他们的指挥官们还不知道要让他的士兵们驻扎在哪里。
他乘着小车开始巡视，寻找他的士兵，只发现了几个分遣小队。让他吃惊的是，他所见到的所有军人，不管是士兵还是军官，几乎都在熟睡中。他们确实没有休息好，士兵们躺在地上，四仰八叉，毫无表情，就像是晕了过去。但是，他看见老百姓却没有这样熟睡。
那天夜里，科罗布科夫走过的所有道路都拥挤不堪，沿途全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正在逃离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夜色下，或许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从他的身旁经过，而他没有认出她们来。逃难的人们表情痛苦、惶恐不安，看上去筋疲力尽，他们拖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向东行进。就像科罗布科夫的家庭一样，这些人之所以逃离家园，是因为害怕德国人将他们作为人质来要挟其父亲和丈夫，还有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也有人因为大火和浓烟吞噬了他们的房子而只好逃离家园。有人在逃离之前还花时间给植物浇了水，锁了门，甚至给猫咪留一扇窗子，以便它能够从那里进出。
官员们不愿意费神去安排撤退，因为人们不允许怀疑红军的战无不胜。因此，只好听任难民们自作主张。
科罗布科夫的士兵们至少还可以期待他们的上司为他们提供食品、医疗救护，指引方向，而难民们却不得不自己解决吃住，自我救护，自己找方向。有同情心的军官或农民可能会给他们一块面包，军队的救护车可能会给被德军弹片击中的孩子一条绷带，士兵们可能也会掩埋一具尸体，老人可能会为他们指点行进的方向。尽管如此，这都毫无意义，因为难民们几乎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难民们离开家园后，希望军队或当局在某种程度上能照顾他们，而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理睬他们。路上的人们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到底要到哪里去。大多数情况下，能给他们提供庇护的亲戚们都远在好几百英里以外，有的甚至在几千英里以外。他们不能待在一座农场里，等着战争结束。他们路过的农场，无论是否同情他们，都会把他们视为危险的客人，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负担。
在空袭中，母亲将水桶套在孩子的头上，以免被弹片击中。绝望中，有的母亲还把手提包挡在孩子们的头上。只要看到德国飞机，人们马上就用夹克或上衣把穿着鲜艳衣服的女孩遮挡起来，担心红色的衣服会引起德军飞行员的注意。母亲们将出生证明和家庭住址塞进一个小袋子里，把它们拴在孩子们的脖子上，如果他们的妈妈死了，孩子们能被辨认身份。
很多妈妈在空袭中身亡。一位目击者看见，妈妈被炸死了，婴儿还在吸吮着妈妈的乳汁。还有几个孩子在乞求士兵们，不要掩埋他们的妈妈，恳求妈妈睁开眼睛。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生死转折中，许多洋娃娃被丢弃在公路上。洋娃娃是女孩儿们经常拿在手里玩的，而现在却在惊慌失措中被丢在了路上。
科罗布科夫的家人可能也在拥挤的路上长途跋涉，不止是科罗布科夫本人，每一个红军战士看到这一眼望不到头的、绝望的人流，都会感到无法忍受。然而，即使是那些最有良心的人，面对这些逃亡的人流也无能为力。这两类人根本不能混合在一起，逃难者的疏远充满了这个伴随着紧张和危险的黑夜。
凌晨6点，第4集团军试图发起进攻。遭遇德军装甲部队反击后，科罗布科夫又派第30装甲师参加战斗。双方小心翼翼地向对方逼近，不时地放着冷枪。德军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抵抗，因而他们很吃惊。德军不想遭受不必要的伤亡，便后撤了几英里，并调来了空军。伴随着恐怖的刺耳声，U－88轰炸机几乎垂直地向第30装甲师俯冲下来，投放炸弹，然后带着胜利的轰鸣声，冲上云霄。
那里没有红军的战斗机来阻挡它们。很快，战场上到处都是苏军坦克的残骸。它们像火炬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熊熊燃烧起来。第30装甲师的反攻没有取得成功。德军空军狂轰滥炸后，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开进阵地，摧毁了第30装甲师，把苏军的残余兵力赶向了东部。第30装甲师共有120辆坦克，这次损失了60辆。第22装甲师只剩下40辆坦克，而师长普加诺夫（Puganov）将军也在战斗中牺牲了。古德里安的队伍只是被阻挡了几个小时，而红军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科罗布科夫显得疲惫不堪，情绪低落。当他被告知和巴甫洛夫的通信已恢复正常时，立刻与巴甫洛夫取得了联系。他要求巴甫洛夫增派飞机，补充燃料和弹药。尽管两人都明白，这个要求并不现实，因为空军已被摧毁，燃料和弹药也被炸毁。但是科罗布科夫仍然感到有责任提出这些问题，而巴甫洛夫也觉得不得不给予承诺。
6月的阳光让古德里安可以继续向东推进，直到深夜才停止战斗。晚上8点，第4集团军被迫实施一场难以控制的撤退。
那天，部队后撤了60英里。德军将第4集团军逼入了一个天然的陷阱——普里皮亚季（Pripet）沼泽地带。和第4集团军交手之后，德军突然转向东北方向，即第4集团军的北部侧翼。显然，他们要进攻第10集团军的后部，把它们扼杀在比亚韦斯托克。科罗布科夫不仅打了一场败仗，而且反击战的失败也使得第10集团军的全军覆灭成为定局。
大约晚上10点，科罗布科夫又一次和巴甫洛夫通了话。后者告诉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防线，还承诺第二天早上将派两个新的步兵师。毫无疑问，这个承诺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巴甫洛夫惯有的虚张声势。夜幕降临，枪声渐渐地停了下来，夜晚变得温和而宁静。科罗布科夫只听到短促的机枪声，偶尔也有一支德军的火箭弹射向空中。除此之外，一片寂静，一片黑暗。
那天夜晚，所有的参谋人员不得不挤进他们剩下的唯一一顶帐篷里。桌子上有一台摩尔斯电报机和两只蜡烛。负责通信的军官正试着联系明斯克。现在与第4集团军联系的唯一办法只有派通信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