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克银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银川750021）
引言
旅游业作为亚文化产业在国内起步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自旅游产业发展以来，国内学者关注了旅游产业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1990年代中期至今可以看作是一个起步或开创性阶段。在此阶段，旅游业对接待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吸引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关注，主要的研究文献和成果在这一阶段涌现。研究内容包括：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基本理论。
国外学术界60年代初将旅游业对接待地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称为旅游影响研究。在研究初期，主要着眼于旅游产业对接待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以及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到70年代，由于旅游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接待地，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旅游对发展中国家接待地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影响等方面。80年代以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方法论研究上，到90年代初期国外就形成了较为系统、科学的旅游影响研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首先，国内外关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尤其是国内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回族穆斯林聚居区域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虽然国外此类研究成果多于国内，但是研究的总体数量还是相对不足，且以学术论文为主，系统的专门性学术论著较少；宏观研究多，以点带面，深入分析的微观研究少。其次，国内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影响的正面影响研究较多，负面影响研究少，多数观点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欠缺对深层次影响因素的探讨，将旅游导致少数民族接待地社会文化变迁和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相对不足。鉴于此，课题针对旅游产业发展与宁夏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保护的现实问题，运用话语理论对旅游产业开发和回族穆斯林特色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并提出了各种对策。它的创新之处在于，此课题研究一方面能够为宁夏回族聚居区域的旅游产业政策、文化产业政策和相关企业的发展策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增强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对回族聚居区域经济社会的贡献率，促进宁夏回族聚居区域穆斯林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抢救部分即将失传的原始信息，补充编修地方志所需要的第一手田野资料。
一、旅游表征与回族穆斯林本土文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中国的文化学研究引发了对旅游产业的关注。旅游主体话语作为文化转型的表征，主要体现为对宏大叙事的诉求和商业化的运作。一方面，旅游宏大叙事带动了宁夏回族穆斯林聚居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穆斯林特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一些不符合现代性的本土民族文化的特质被冲淡或同化。
（一）旅游表征的形成过程
旅游表征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须经历一个艰苦过程。当前宁夏回族聚居区域各种形式的文化旅游正处于这一阶段之中，其面临最大的难题为表征的塑造与发展。下面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纳家户的旅游开发为例来说明旅游表征的形成过程。
纳家户村属宁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辖区，距银川市区21km，距永宁县城1km，交通十分方便。永宁纳家户村有1448户，其中回族人口占97.5%，回族群众中纳姓又占了62.3%以上，是宁夏引黄灌区少有的回民集聚村。当地村民长期过着围寺而居的生活，村内拥有一座480多年历史的清真寺，寺内楹联匾额上边记载着：“吾家弃秦移居西夏，吾寺起建于明嘉靖三年间”。在清真寺的南面和北面，有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祖坟。纳家户村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浓郁的饮食、节日、服饰、建筑、艺术、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等多元文化。宁夏永宁县从1996年就开始积极树立文化旅游的品牌意识，在2008年构建了“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表征，提出在纳家户回族穆斯林村落围绕“中华回乡文化园”，连接“纳家户清真寺”、“国际穆斯林文化村”、“纳家户回族风情街”等一系列景点，并按期付诸实践，试图通过这一宏大叙事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根据Norman Fairclough（批判话语分析理论奠基人之一）的话语分析理论，“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这一表征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即生产－分配－消费。自“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宏大叙事产生后，它就进入了分配和消费的环节。“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分配和消费主要体现在旅游方案实施和媒体宣传两个方面。
自“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口号产生后，永宁县政府和国内外旅游开发商、投资商积极进行了这一话语的消费。田野调查表明，根据“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表征，纳家户自2008年以来，按照银川市旅游业空间布局的总体思路，分别启动了“宁夏阿拉伯国际文化城”、“宁夏回族穆斯林国际文化村”等项目。其中，“宁夏阿拉伯国际文化城”被规划在原纳家户1队和11队的居民区和农田上，北向首府银川，东接古地灵州，南接回族商业之乡吴忠，西倚贺兰山麓；“国际穆斯林文化村”被规划在原纳家户6队的农田及周边地区，总建筑面积24.5万平方米，其中湖泊、生态园面积12.6万平方米，建设以国际穆斯林文化展览馆为标志，以穆斯林文化广场为核心的建筑项目12项；“中华回族第一街”（纳家古街）被规划在原纳家户3队、4队、5队的部分居民点上。期间，媒体也不失时机地对“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表征进行了宣传。在计算机普及和媒体展示技术日渐成熟的形势下，旅游开发商逐渐青睐以屏幕显示媒介汇报成果，极大改善了规划成果的表达手段和可视化效果。他们运用图文并茂、声像并存、颜色变化、要素隐现等方式，让人们在视觉上感受到了“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宏大叙事可能给地区经济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
在“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生产、分配、消费过程中，旅游表征带给当地的变化和收益是显而易见的。截止到2010年底，纳家户近60%的土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旅游业已成为永宁县域经济的重要产业。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纳家户就业岗位的开发，解决了困扰当地村民多年的“人多地少”难题。纳家户村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旅游开发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旅游扶贫的目的。
（二）旅游表征的影响
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全球化所带来的危机感引发了文化学者对旅游所体现的意义的质问——他们不得不追问本土文化自身存在的价值。不难发现，按照旅游表征的规划，一些文化资源被纳入到政府保护之中，而未受保护的或未被挖掘的珍贵文化资源有可能在旅游开发中遭到破坏，甚至消失。面对这一现状，越来越多的文化学者对旅游表现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有了更深理解，尤其在面对现代性的危机中，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对当下旅游表征产生的文化身份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下面通过东西部两个省市现代旅游开发的实例来阐述旅游表征的影响。
浙江省遗产地旅游业的蓬勃兴起成为浙江省旅游开发的热点，各地以“保护与开发”为核心，在各自遗产地打造了特色旅游开发项目，其开发规模和形式都在旅游发展中彰显出重要性。然而，随着房地产的开发，在杭州的许多开发区，原有的本土文化正在急剧消逝，即在城市化过程中，源于村落原有的、杭州过去的老百姓的生活图景逐渐消逝在高楼大厦中。浙江还有一些偏远的郊区，虽然没有经历大规模的都市化，没有经历像西溪湿地那样的大型旅游开发，还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然状态并能够反映大杭州的文化特色，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不得不步入深度旅游开发的行列。再从西北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旅游开发现状来看，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纳家户回族穆斯林村落的现代旅游开发。宁夏回族穆斯林村落文化的想象是借助语言表征来实现的，直到今天，纳家户依然在想象的假设中被建构成为“纳家户旅游名城”一个宏大的公众形象。按照“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宏大叙事，截止到2010年底，村子里的十一个队中，目前已经有6个队的耕地和住宅地及家禽圈舍用地被征用，村民们被安置到其他地方居住。在纳家户设计开发的几个景点中，除了拥有480多年历史的纳家户清真大寺是纳家户古建筑以外，其余的景点都是为了实现“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宏大想象而虚构出来，从此以“时尚”为格调的都市旅游文化叙事涌进了纳家户。而纳家户几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被表征语言所控制，表征语言因具有人为制造的“普世”性，包含在纳家户文化中的异质文化则处于边缘地位。我们要冷静地看到，随着回族村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旅游业作为关联带动性强、拉动内需明显的新兴产业，一方面促进了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了一些几百年遗传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失传。任何文化碎片的遗失都将无法复制，因此挽救在旅游开发中逐渐失传的回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任务迫在眉睫。在旅游开发的全球化语境中，重视保留和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保持本土文化的内涵和根基，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旅游开发和本土文化保护的重大课题，2009年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所吴宗杰教授从语言切入了浙江省富阳市东坞山村寨乡俗文化，即在现代旅游开发的背景下，通过语言来关照东坞山村落的本土文化。东坞山村座落于富阳市东北部，东邻杭州西湖区龙坞荣村——上城埭村，南为金都富春山居，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西与受降镇梓树村相连，北接小和山森林公园，浙大高教园区，位于杭州西湖区、余杭区、富阳市金三角中心。村子拥有数百年历史，内有佛教、道教、九庵十三寺遗址，现该村正处于旅游开发的设计阶段。该课题组重点关注村寨这一社会组织的乡土文化遗产，以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为主要收集资料的手段，在方法论上表现出典型的现象学（强调在“行为者的眼睛和头脑里”现象意味着什么）、自然主义（强调在自然情境中研究问题，并要求对结果的解释要依存于收集资料的情境）和有机整体观（强调以整体的全局的观点看问题）的特征，注重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统一性，从学术上让生活话语来找到“保护”与“开发”的文化冲突的根源及其语言改造途径。对东坞山村乡俗文化遗产的研究是对杭州传统乡俗文化的挽留和保护。这种挽留和保护，对于今后东坞山在整个杭州、富阳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展示出东坞山古村落乡俗文化遗产现代化变迁过程的足迹，为浙江其他古村落民族社区文化遗产的现代化旅游开发提供了借鉴意义，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浙江省本土文化遗产。
就宁夏回族穆斯林文化而言，笔者认为，为了实现异文化间的理解与包容，我们除了要从跨文化的视角，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探讨具有某个文化背景的民族在西方强势话语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还要在现实生活中还原特定个体文化的意义本质。要想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宁夏回族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混杂性，我们既要发现西方表征话语给本土村落社会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又要摆脱科学实证的工具理性的控制，转而采用一种非科学实证，非西方表征的话语体系，从而实现宁夏回族地区本土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