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幸好这样的生活不是天宝遗事，三十年前的生活状态总还不至于忘记吧？那时，城市和农村被一项带有明显军事色彩的“编户”制度隔离开来。农民被严厉地限制在土地上，偶有外出，必须开出行政当局的介绍信；否则，饭店不能进食，旅店不能留宿。任何一个警察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人，都可以将其当作“盲流”遣送回原籍。每家人吃多少米，吃多少油，穿多少条裤子，都是严格地由计划当局发放的“粮票”“油票”“布票”决定，而不是由各人的肚皮、胃口和个头决定的。我在农村，曾有幸目睹了这些农民一天的生活：拂晓时分，这些被严格组织起来的农民，不，他们现在不叫“农民”，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社员”，被一个手拿棍棒的“队长”驱赶，来到一块据说是“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去服无尽的劳役。劳动的间隙，这些“国家的主人”也不被允许休息，他们必须放开嗓门背诵当今圣上的语录。直到黑夜完全降临，他们才回到各自的屋里，开始一天的休息。
城市人的境况相对这些挣扎在土地上的“农奴”来说，当然要好得多，但也只是“相对”而已。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工人，在机关当差的公务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一生，从出生、上学、结婚、生子、工作、退休，甚至连死后骨灰盒的大小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但在这种无微不至的“规定”背后，实际上隐藏的是公共权力对个体生命的无尽吞噬。那时，几乎所有的厂矿企业、政府机关都流行一种说法叫“业余活动安排”，仿佛不经过行政当局安排，人民群众即使在“业余”也无法“活动”。或者换一种理解，只有经过行政当局“安排”，人民群众才敢在“业余”“活动”，否则，就可能像太平天国一样把老百姓自己过的年叫“私过妖年”，论罪当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权力部门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事无巨细，连发放避孕套这样的琐屑也烦劳领袖亲自过问。毛泽东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计划生育工作会上，专门指示他的各级党政机构：“避孕药物和避孕工具不要钱还不行，还要送货上门，不然群众不好意思去拿。”
历史就这样被抽去了附在其上的个性与故事。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家庭，被屏蔽在了历史的背后。他们的幸与不幸无人问津。没有一支笔肯记录他们的悲欢离合，没有一首歌肯抚慰他们的深沉黑暗。御用文人笔下的历史成了各个周年纪念和代表大会的周而复始，成了权力和它的各级代理人自我表演的影视基地。人民，这个没有长相和衣服的“抽象名词”，只是作为群众演员被抽调来举拳头、喊口号的，类似于电影中的“匪兵甲”和“匪兵乙”——直至一枪撂倒再没有出现，人们都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
当然，对一个极其自负的权力系统来说，仅仅控制人们的当下生活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知道，人类除了要吃饭、会思想外，还有一个大缺点，那就是有记忆。记忆能使人们从时间的深处汲取力量。从那些推动过人类文明前行的伟人那里，人们可以聆听到智慧的声音，从而对当下的生活作出判断。因而，要想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就必须推倒以往历史上一切能够站得住脚的伟大学说，否则，人们就会利用记忆和当下比较。于是，他们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侮之为“封”，把西方人数千年积累的精神财富蔑之为“资”，把俄罗斯一切贤哲明达创造的不朽经典斥之为“修”——你数数看，自有文字以来，我们能够学习和继承的还剩什么？
当生活失去记忆以后，时间就变得没有了刻度。在这样的地方，今天和明天一样，明天和后天一样，春夏秋冬除了气温不一样外，其余的每一天都可以替换。人们见了面，除了问“你吃了没”再不敢传递别的讯息。因为任何一句有故事的个性化叙述都可以被当做罪证移交当局。爱好写日记的人们，除了记一日三餐以及三餐后的大小便，别无可记。私人的空间被强制拆迁，时间完全被国有化了。
三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挡住这种历史的虚无。他们顽强地从时间的深处汲取力量，监狱、酷刑甚至死亡都不能使他们改变。
俄罗斯文学批评家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伏伦斯基，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对艺术有极高的鉴赏力。曾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了当时苏联最好的杂志《红色处女地》，左琴科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但他深受父亲的影响，不幸成为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当然知道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但出于对神父儿子的尊重，每次看歌剧总喜欢把伏伦斯基带上，想听听这位杰出的批评家怎么说。喜欢卖弄博学，借专家的嘴印证自己，是所有独裁者都爱玩的把戏。但伏伦斯基拒绝附和，斯大林就把他流放到了利佩茨克。可过了几年，领袖又想起了他，就把他重新召回莫斯科。目的是想试探一下他对这个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对这个国家的主人——现在的态度。
“瞧，你现在知道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经在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了吧？”这时，只要他低低头，就能成为克里姆林宫的高级顾问，享受别墅和豪华车队的待遇，但伏伦斯基看了看斯大林，回答说：“对，我看到你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建成了社会主义。”斯大林厉声说：“把他带回去！”这样他就又重新返回利佩茨克——好在利佩茨克永远跑不了。
后来斯大林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又试了几次，想“挽救”他，但毫无效验。最后一次是，伏伦斯基病危，躺在监狱的医院里，等着见上帝。斯大林去看他，逼他表态，以证明自己终于征服了这个人。“见鬼去吧，神父”，伏伦斯基用尽最后的力气对他说，然后闭上了眼睛。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人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当时世界上最横的强权？我认为是信仰。信仰是一个人最顽固的记忆，它能使一个人从高处获得权力，而这个权力胜过地上的一切，因为颁授它的是来自穹苍之上的上帝。中国人没这么幸运，他们自小生活在一个宗教观念极淡薄的国家，因而他们对抗世俗强权的主要力量还得来自地上，只是当传统的忠孝节义解决不了问题时，仁人志士们就会把眼光投向域外。
近年来的档案资料显示，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黑暗岁月，仍然不乏一些抗世独立的骨鲠之士。顾准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一位。传记作家告诉我们，这个红色政权的财税要员，曾在20世纪50年代因个性原因和拒绝执行野蛮的财税政策被两次打入另册，却不思悔改，终于在60年代大清洗的前夜被逐出北京，下放河南息县，实行劳动改造。在此期间，妻子离异，子女因怕受牵连，相继签写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甚至母子至死不得相见，但这个孤独的思想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将对世界、对亲人的爱雪藏起来，终日蛰居斗室，以冷馒头果腹，写下了日后令知识界、思想界汗颜的《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本大著，从而为一个时代的整体性堕落挽回了些许尊严。
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不管是因为目光短浅还是贪图享乐，总是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安乐，去寻找一种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无谓的烦恼，就像在太平盛世，人们不愿意放弃优渥的工作，而选择一项看不见收益又前途渺茫的事业一样，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还是会屈从于自己的肉体感受。“屈从于自己的肉体感受”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要看在什么时代。在丰衣足食的“中兴之世”，“肉体感受”当然不错，可一旦遇上饥荒、暴乱、人民没有任何自由的极权时代，“肉体感受”就不是什么好滋味。这时，极权者除了开动杀人机器，实行监禁、杀戮和流放外，通常要做的就是取消人们对当下时间的正常感受，实行乾坤大转移。
极权者取消人们对当下时间的感受有两种办法：一是忆苦思甜；二是展望未来。前者要把人们硬拉回过去；后者要把人们强推到未来。前者认为，通过宣教部门的有组织宣传，人们会在今昔对比中忘记饥饿，忘记寒冷，忘记奴役之苦；后者认为，通过人为努力，历史会按照自己的设计奔向一个叫做“共产主义”的天堂。在那里，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甚至没有贫穷和犯罪，人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劳动，按照自己的需要拿东西。就这样，人悄悄完成了对时间的“挪移”，而“挪移时间”原本是上帝的事情。
据《旧约·列王纪下》记载：亚述王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的王希西家病得快要死了。先知以赛亚就来到床前安慰说：“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希西家问以赛亚：“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希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
这说明时间是掌握在上帝手里的，只有他知道其中的秘密。当然，时代不同了，权力者利用时间的手法也变了。现在，紧握权柄的人懂得了，只有毛皮长长了，才能打死熊罴的道理。因而时间主要用来安慰失意者，麻痹异议者，糊弄外国旅游者。功能上相当于一个抚慰器，主治心浮气躁、肝火旺盛导致的易怒、失眠和气血上升。他们说，你看，我们仅仅用了三十年或六十年，就取得了别的国家几十年、几百年也不会有的成就。不信你想想，我们三十年前或六十年前过的什么日子？潜台词是，不要急，万事都有定数，只要你乖乖的，肯定会有好果子吃。到时候，面包会有的，自由也会有的。
其实，时间是个客观的容器，关键看你往里边填什么。是用它来建设，还是用它来破坏？它本身没有亲疏，没有善恶，无始无终地游走在永恒的宇宙之流里。没有亲疏是说它无所偏爱。一段时间，比如，此时此刻的“某分”、“某秒”，不管你躺着还是站着，睡着还是醉着，它总是要过的，不会因你幸福而延长，也不会因你悲伤而驻足。民谚说的“时间不等人”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善恶，就是说好人可以利用它，坏人也可以利用它。有时候坏人利用的效率比好人利用的还高。因而，马丁·路德·金说“人类的进步绝非在必然的车轮上滚动；这种进步的实现，要通过愿意做上帝同工的人们不倦的努力，苟无这种艰苦的工作，时间只会帮了社会停滞势力的忙”，结论是，“做正当的事情时机永远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