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历史上的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人，都是人格高尚、德艺双馨的书法大家。但近年来，书家不讲人格，书法乱象丛生：因其作品巨大而称“之最”者有之；因其创作工具新奇而称“先驱者”有之；因其东拼西凑而称“有视觉冲击力”者有之。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修养不够，内功浅薄。古语云：无知者无畏。如果修养到家了，艺品到位了，也就会知耻而退，不敢胆大妄为了。
综上所述，洗笔是书家经常要做的事，洗心更是书家非做不可的事。
（2009年8月13日）
三次改名字的故事
闲来无事，打开相册，浏览过去的老照片。当翻到初中时的一帧照片时，下边注有“俞学飞摄于1965年7月”的字样。孙子好奇地问：我就给他讲了当“爷爷，你怎么又叫俞学飞？”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班同学争先恐后改名字的事情。
其实，我不止一次改名字了。从上小学到初中到回乡劳动，我先后有四个名字，除第一个是老师给起的外，其余三个都是我自己改的。下面，就给大家讲讲三次改名字的故事。
1958年秋，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我兴高采烈地来到水车学校入学读书。报名接待的是一位女教师，她叫蒋凤英，二十左右，风姿绰约，刚从银川师范毕业分到水车学校带我们一年级班。她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和蔼地问带我去的姐姐：“他有名字没有？”姐姐说：“没有。”她又问：“他们这一辈占的是哪个字？”姐姐说是“学”字。她便正式给我起了第一个名字叫“俞学勤”，意思是鼓励我勤奋学习，长大成才。接下来全班上课，老师开始点名。当点到我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有人高喊：“丫头名字，丫头名字！”原来我们班有个女生叫“张琴”，同学们听到我的名字里有“勤”字，也把我当成了丫头。到了四年级，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一位男教师，他叫顾永山，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高中毕业后主动要求支援农村教育，就被上级派到水车学校当教师，工作非常认真。他看到我的学习成绩好，就提名选我当了学习委员。在一次上体育课时，我和一位同学因为争球吵了起来，他便骂我是丫头，还挖苦说：“男子娃，起上个丫头名字还有脸和人争球？”这事传到了顾老师的耳朵里，他专门开了一次班务会，为我正名：“谁说是丫头名字？学勤学勤，顾名思义，就是学习要勤奋。你看，人家学得多好？以后再不要说丫头名字了。”到了五年级第二学期，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由“俞学勤”改成了“俞学飞”。这倒不是因为“丫头名字”，而是我开始阅读课外书籍的成果。当时，我已经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开始寻找大量的课外书籍来阅读，什么古典小说、现代小说、人物故事、诗歌散文等，找到什么看什么。可以说，从那时起我便偏了科，偏爱上了文学。改名“俞学飞”，完全是两本书影响的结果。一本是《王若飞在狱中》。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王若飞原名叫王荫生，当他读了《木兰辞》这篇诗后，做为热血青年，深深为花木兰替父从军，“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报国杀敌的激情所感动，便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若飞”。还有一本是青少年读物《岳飞传》。岳飞年轻时，岳母在其背上刺字“精忠报国”，后来他组织义军，奋起抗金、保家卫国，连侵略者也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的英雄壮举深深地感动了我。当时我人虽小，但在懵懵懂懂的意念中，也想学岳飞、学王若飞的英雄行为，便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俞学飞”。其后上作文课，老师出的题目是《我最敬爱的一位老师》，要求写成记叙文。我却写了一首长诗。当时正好阅读了《唐诗三百首》《艾青诗选》等，便半古半今、半文半白地写了一首赞美老师的诗。在作文讲评课上，顾老师把我叫起来，让我先给大家读了自己写的诗，然后评点说：“首先，这篇作文文不对题，要求写记叙文，他却写成了诗。其次，诗写得不太好，既不像古体诗，又不像现代诗。写诗的标准是很高的。作为学生，要先学会走，再学会跑，你连走都没有走稳，就想‘飞’呢！”惹得全班同学哗然大笑。
第二次改名字是1966年夏天。当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的高潮。各地学生把改名字也作为“破旧立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时，我在姚滩农中读书，在高中同学的带动下，我校也出现了“人人动手，个个改名”的现象，我也郑重其事地把自己名字改成了“俞学军”，而且用红纸抄写贴在教室墙上“广而告之”。为什么改成这个名字？完全是受了“五七指示”的影响。所谓“五七指示”，即1965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信中说：“学生也是这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同时，毛主席还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当时在解放军中英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人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颂，成为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同时在学校不远处，驻有解放军某部的一个雷达连，连指导员姓谭，湖南人。在一次军民联合的批判“三家村”的大会上，他听了我的批判发言，感觉很不错。下来就找我谈话，鼓励我要努力学习，好好表现，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坚定走革命的道路。再后来，他又找我到军营，给战士们讲怎样写大批判稿。临走时，他还给我送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赏析》、毛主席像章等珍贵的礼品。说起珍贵，因为这些东西当时在社会上是买不到的。一来二往，交往多了，我们便成了朋友。当我把自己改名字的事告诉他时，他很肯定地说：“就改这个名字，叫‘学军’好！”
第三次改名字，是在1969年的春季。我已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回村参加劳动了。当时春耕大忙季节，我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派给我的活是犁田。我从来没有扶过犁，犁出的地沟深浅不一、歪歪扭扭。这时，大队支委、贫协组长马金玉走到我跟前，半开玩笑半讥讽地说：“你犁的是什么地？狗逑羊鞭子。当兵都不要你指当年冬季征兵），再不要‘学军’了，还是好好学耕田。”晚上记工分，我便在记工表上把自己名字改成了“俞学耘”，并当众宣布我改名字了。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到了生产队劳动，就应该好好表现，争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而贫协组长正是给下乡知青的推荐表上签注意见的人。他说的即使是一句随便的话，我也必须慎重对待。其后几天，有人喊“俞学军”，有人喊“俞学耘”，大家把我改名字当成了开心的笑料。最终在一天晚上记工分时，队长对我也对大家说：“名字不要乱改了，今后就叫俞学军。”队长一锤定音，俞学耘这名字只使用了几天就被废除了。但我还是不甘心，认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就应该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到农田里劳动锻炼，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于是，我把这个名字又起给了我的弟弟。
现在，我的弟弟已经五十多岁了，早已离开农村成了城市居民，但还是叫“俞学耘”。
（2009年10月）
汗水、墨水、酒水与书法
汗水与书法的关系，一提即明。“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京剧演员是这样，书法家也是这样。东汉张芝为了苦练书法，以草地为席，石板当桌，布帛代纸，写完字后就拿布帛到池塘漂洗，晒干再用。经年累月，清澈的池塘被染成了黑色，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墨池”。隋代书法家智永和尚，为了写出真、草、篆、隶四体千字文，数年住在楼上挥毫不止，日以继夜，写废的毛笔有一箩筐，埋在山坡上，成为著名的“笔冢”。现在有人打出什么“百日书法”“速成书法”“书法6+1”等等，不仅在骗人，而且在骗己。可以断言，临帖、下功、流汗，这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从来不会有不流汗能够成为书法家的。
墨水与书法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人们常常把读书做学问、提高文化素养称作是“喝墨水”或“肚里有墨水”。但现在的情形是，我们的一些书法家不读书，不做学问，肚里的墨水越来越少，有些人甚至快干涸了。肚里少墨水，就会出现一些尴尬现象，甚至会丢人。下面试举几例：有一位书家给别人写贾岛的五绝，“松下问童子”写成了“鬆下问童子”，有人提出“松”“没有错，我写的是古字写错了，他还强词夺理说：代繁体字。”其实，就“松”字而言，古字今字、繁体简体都是这字。而只有“松散””“鬆”。还有蓬松的松，繁体字才写成是某位书法家，朋友过寿，他给送去的条幅，写的是曹操的《龟虽寿》。往出一挂，大家便朗诵起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才念了两句，有人就喊不妥。主人走过来一看，气愤地说：“这不是咒我早死吗？”搞得书家甚是没趣。
目前在书法界，最常见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大家都成了“抄诗匠”“抄书匠”，一写就是“月落乌啼霜满天”，再一写就是“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等。一个国家级的展览，很难找到几篇像样的自作诗词、自撰文章。回头再看古代的书法家，哪个不是满腹诗书，学富五车？王羲之《兰亭序》不仅字写得好，文章也是一流的，被选入了《古文观止》。宋代的苏、黄、米、蔡，哪一个不是大才子、大学问家？“腹有诗书气自华”，写起字来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在当代书法界，要大力倡导多读书，多喝墨水，不断提高文化素养。最近，李铎将军在南京办了一次自作诗词书法展，引来好评如潮，喝彩不断。这就说明，人们都在期盼书法圈尽快变成文化圈、文人圈。
至于酒水，和书法关系怎样呢？这要做具体的分析。从古到今，酒在交际应酬、沟通感情、活跃气氛方面都能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以致无数英雄豪杰、文人墨客以酒助兴、以酒会友，留下了不少趣闻佳话。最有名的当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何等潇洒、何等豪迈！还有就是著名的草书大家张旭和怀素，此二人，皆是酒酣作书，乘兴泼墨，写出变幻莫测的狂草书，因而便有了“颠张醉素”的千古美谈。李白在《草书歌行》中记录了怀素作书的全过程：须臾扫尽数“吾师醉后倚绳床，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手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读到此，使人有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感觉。然而，酒的功用也如水一样，既能载舟，《清异录》“酌亦能覆舟。宋代陶谷在中说：于杯，清于肠，性昏情乱，胆胀心狂，一言蔽之曰祸泉。”古往今来，因酒误事，因酒闯祸，因酒丧身者不在少数。而我们有些书法家，写字水平不高，却整天忙于应酬，忙于酒场，忙于拉关系。更有甚者，整天泡在“酒壶”中，常常倒在酒桌上，肚里的酒精度高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墨水”也被蒸发掉了。在创作书法作品时抓耳挠腮，半天都不能“进入角色”。像这个样子，能写出什么高质量的书法作品呢？
所以我说，对真正献身书法的人来讲，应多流点汗水，多喝点墨水，少喝点酒水，少搞点应酬，成为名实相符的书法家。
（2010年7月）
我与书画
说起学习书画，我没有家学渊源，完全是迫于生计。1970年腊月，我的父亲在生产大队的小煤窑背煤，不幸发生塌方事故被埋井下。这对一个主要靠父亲养活的六口之家来说，无疑是塌了天。那年我19岁，从学校回村劳动时间不长。作为长子，我意识到养家糊口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无形中感到了一种压力。怎么办？光靠生产队挣工分不行，得找个副业挣点钱粮。这时，我的堂兄俞学信（当地有名的画匠）过来说：不要嫌弃，走，跟我学画去。当时我犹豫不决，时“四工五匠”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遭到批判。可别无他路，最终还是答应了堂兄，开始跟着他走家串户油漆柜子。白天干活，晚上拼命临《芥子园画谱》，临《玄秘塔》《多宝塔》。后来知道了齐白石，对他由匠成家的经历十分感兴趣。再后来，又知道了张大千、徐悲鸿、郑板桥、“扬州八怪”“二王”“三希堂”等等。跟着堂哥当画匠，一干就是五年多，算是把这个家给撑住了。
事物都有两面性。当时，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乡、村、队都赛着办大批判专栏，写写画画的人便派上了用场。我这个老怕被“割尾巴”的人有了用武之地，经常给小队、大队、学校办专栏，出墙报，写批判稿。一时间，我的画、我的文章在全公社小有名气。时间长了，接触多了，大队、公社领导认为我是个人才，把我树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1974年冬，大队正式通知我到水车学校当民办教师。接到通知，我确有一种“时来运转”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