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各地群体事件频发，已从 1993年的0.87万起增加到了2006年的9万起，特别是2008年，群体事件不仅发生频率有所加快，而且规模性质危害也越演越烈，以致发生了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恶性群体事件，为建设和谐社会平添了许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对这些事件的成因，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反思，基本上形成了两种声音。一种是“与民争利成群体事件频发罪魁祸首”，另一种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示策划”。
群体事件频发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在中国社会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期”同时并存的阶段，社会转型、结构调整、体制变革，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加剧了利益博弈和矛盾冲突，由于利益格局调整变化引发不同社会群体心理行为上的变化，社会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点火星就可能引起爆炸。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会容易爆发为大规模群体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化为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的恶性事件。因此，经济政治利益是催化群体事件最根本的原因，是点燃社会矛盾火药桶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由此看来，只要政治经济利益在发生作用，社会矛盾与冲突，就将会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对群体性事件既要承认正视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采取积极有效的办法和途径，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正确合理地予以解决，使其顺着良性的发展轨道逐步化解消除，又要防止面对群体性事件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甚至采用极端的手段，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激化矛盾，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年全国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从多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处理此类事件的反思标本：社会矛盾亦解不宜结，亦疏不宜堵。
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并不能减轻政府和官员的责任。分析近年来全国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不仅肇因于地方政府及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而且在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上也有根源，暴露出了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有些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漠视群众的权利要求和利益诉求，忽略了政府应有的服务职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对引发的社会矛盾，信息暧昧不清，官民对话缺位，不时地透露出了“非敌即友”、“非白即黑”的传统简单僵化的执政思维，不仅不利于群体事件的妥善解决，而且火上浇油，适得其反，激化矛盾，酿成悲剧，无形之中成为点燃社会矛盾火药桶的一只看得见的手。事实说明，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统治和政府管理，很难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国之安稳，根基在民。百姓安，则国家安。群体事件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发生地的真实社会态势，暴露出了影响当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各种矛盾。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面对当今社会生活中群体事件的挑战，或许只有经过这样的入口，才能开始进行思想的裂变与聚变，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形成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形成制度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