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2008年8月28日在云南蒙自召开的“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预测高层论坛”，原定在举行简单的开幕式后，10时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先生主讲《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及预测》。但由于讲座前多位人士的开场白、致贺词等客套话竟足足讲了八十分钟，11时20分才结束，致使原定两小时的讲座陈先生在加快语速的情况下也只讲了八十分钟，而这已经到了12时40分。
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等四个单位主办，蒙自县等两个县的县委、县政府承办，近四百名领导、专家和来自全国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参会，全部听众近一千三百人，其中数百人害怕再听到客套话，下午没有来听讲座，而上午又因为主讲人语速太快，许多听众听得一头雾水。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想肯定不是主办者的本意。但我还敢肯定，主办者在总结时还会肯定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
反观我们参加的一些会议，这种情况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参会领导，不分时间场合，不管人员对象，逢会就有“重要讲话”，开口就是长篇大论，似乎不张嘴便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自己的才气，不比别人说得多一点长一点便难以显示自己的水平、自己的口才，不说一两个钟头不甘心，不把与会者搞得昏昏欲睡不罢休，不讲空洞无物的“正确的废话”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甚至东拉西扯、漫无边际、搜肠刮肚、无话找话。
革命导师列宁曾谈到写作太啰唆是“一个严重的缺点”，我看讲话太啰唆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列宁说“‘大众’没有时间读太厚的书”，但参加会议就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因为你一旦坐在会议室里，想听也得听，不想听还得听。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无端地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
北伐战争伊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在广州邀请瞿秋白给全体军政工人员作关于如何搞好北伐宣传的演讲，瞿秋白走上讲台说道：“宣传关键是一个‘要’字，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这一语中的二十六个字，其效果、力道是那些讨人嫌的滔滔不绝的讲话无可比拟的。
20世纪40年代，邹韬奋先生出席公祭鲁迅先生大会只作了一句话的演讲：“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都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一句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剖析主观主义态度时就深刻指出，有些人“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做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1942年2月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形容那些没有什么内容的长文章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并特别指出，“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1978年邓小平同志对起草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稿的同志指出，稿子要短一些，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
2008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主持人华建敏的开场白只说了五句话、一百八十三个字，三位领导的讲话也是直奔主题，很少客套，以往需要两小时以上这次只用了七十九分钟。国务院为全国作出了表率。
在2008年抗震救灾期间，一次抗震救灾任务紧急部署会只用了十分钟时间，下发的电文最短的只有十六个字。我们在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同时，也应该留住抗震救灾期间形成的这些好作风，并使之发扬光大。
同时，让我们每个人尤其是那些喜欢长篇大论的领导都能记住林语堂先生1967年在参加台湾某学院毕业典礼时的发言，“绅士的演说应该像女人穿的迷你裙，越短越好”，并身体力行。
（原载《银川晚报》2008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