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林在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已经被公安局传唤，两天两夜没合一下眼，除了喝上几口水，粒米未进，不是公安局的同志不给他饭吃，也不是他刻意绝食，而是他心里堵着一座山，根本无法吞进任何食物，只能靠打点滴支撑着。
徐正林无法忘记那惨烈的一幕，当他赶到现场时，一群满脸满身焦黑的人东倒西歪地在痛苦呻吟，人群中一个微弱的声音，嘶哑无助地喊道：“哥……正林哥……”徐正林走近一看，忍不住抱着那团几近焦黑的人体，撕心裂肺地喊道：“祥子，祥子……杨子祥，杨子祥……”可那回答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完全消失。徐正林伤心欲绝，泪如雨下，心里像被掏了一个大洞，空落落的，一直抱着表弟杨子祥的尸体哭到火葬场的运尸车把表弟的尸体拉走为止。
他和表弟杨子祥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虽然表弟比他小四岁，但他们仍有许多共同语言。他表弟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部队干了四年后，只混了个副连级干部，感觉前途暗淡，便坚决要求转业。如果要在哈尔滨当地安排工作，只能有两个选择，或是到一个事业单位当保卫干部，或是去一家效益不是很好的国有企业当车间党支部书记。但如果不要求安排工作，就可以拿到十多万元的就业安置费。
他选择了后者，与人合伙开了一家酒楼，但因经营不善，支撑了一年多，不但贴进了十多万元的转业安置费，还欠了一屁股的债。表弟虽然文气懦弱，但一副小白脸也还挺讨女人喜欢。在部队期间，就和一个挺漂亮的哈尔滨姑娘结了婚，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今年刚满四岁。事业的坎坷经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妻子虽没工作，但把家料理得整洁、温馨。酒楼生意亏本后，表弟一家一直靠父母的接济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去年春节，徐正林回家探望父母，舅舅一家很郑重地向徐正林提出要他把表弟带走，毕竟表弟现在连生活都没着落，徐正林望着他们一家渴望的眼神，心软了。他原本不愿意有亲戚在身边工作，怕约束自己的手脚，甚至会让别人说闲话，但无论与舅舅一家的亲情，还是他与表弟的感情，他都没有理由拒绝。
也许是吃过一次亏的缘故，表弟表现得很乖巧，很听话，尽管徐正林只是给他安排一个工段长的职位，工资待遇也不高，可表弟没什么抱怨，勤勤恳恳地做着本职工作，这一点令徐正林很欣慰。因此，有想过段时间把表弟安排到更重要的岗位上，适当提高工资待遇，谁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现在他怎么跟舅舅、舅母还有表弟的娇妻和幼小女儿交代？
有更多的磨难在等待着徐正林，作为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人，他定然难逃干系，必将要负法律责任，这一点徐正林心里明白。只是他没想到另一点，公安部门已经考虑到，徐正林若此时出去，随时可能会被愤怒的民众乱拳乱棒打死。
已经有一群死者的家属集聚在公安局门口要求严惩责任者，这批人后来又到政府大门口和工业园区管委会门口示威要求高额赔偿。徐正林把自己送进深渊的同时，也把胡一民和温八雅弄得焦头烂额。
在中国，没有哪一级官员不怕处理群体性的善后工作，死者的家属往往会提出一些超乎现实，甚至无理的要求，可你能反驳吗？能呵斥吗？死者为大呀，激怒了死者家属，只会使事态白热化、扩大化。
相关人员所能做的只有安抚、安抚、再安抚，但要坚持底线不放松，轻易不要承诺，不然条件就会没完没了，尽管这些天温八雅和胡一民没日没夜在这死者家属群里穿梭来往，但仍然很难安抚住死者家属的情绪。
远在法国的周远翔已经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但不知为何，他没有及时赶回国，或许他害怕在达川露面，他也知道这样的残局难以收拾。因此，他派了公司一个副总赶到达川处理善后工作，但这位一向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副总谈及什么条件都不敢做主，事事都要请示董事长。周远翔烦了，干脆关机，有关如何赔偿的问题迟迟得不到明确答复，死者家属们的情绪就更加激动，死者的尸体也一直在殡仪馆冻着。
殡葬改革后，殡仪馆业务量猛增，而服务设施又跟不上，尤其是冰棺数量非常有限，发生这样的灾难性事故，殡仪馆根本没法应急。有的遇难者尸体只能用冰块围起来，时间久了，有些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恶臭阵阵。有的死者家属开始在殡仪馆里砸玻璃、焚烧殡仪馆里的花圈、挽联等可燃物，殡仪馆及周边地区乌烟瘴气又夹杂着腐臭味。火葬场工作人员面对气势汹汹、浩浩荡荡的死者家属只能躲避。殡仪馆里少了悲哀气氛的笼罩，却多了几分杀气腾腾的气势。
达川城内似乎没有了安宁之地。这段时间，国内多家媒体都派记者驻扎达川跟踪采访。特别是网络资讯，传播快，影响面大。随着电脑的普及，网民数量激增，没有人用电脑却不上网的，更关键的是智能手机的出现，有手机的人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得资讯。达川的爆炸事件，在很短时间内就传遍全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最具影响力的媒介还是电视。电视的传播虽然受到条件限制，譬如，不能随身携带，播放时间段有限制，但毕竟图文并茂，形象直观，更多的人会在约定俗成的时间内主动观看，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报纸的优势在于详述清晰，便于保存，可以自由选择阅读时间，但传导慢，至少需要十多个小时才能传导给读者。收音机接收很便捷，发布消息也快，但没场景图像不直观。现如今除了老人家清晨锻炼身体时会听收音机，已很少有人用那玩意了。但不管怎样，发生重大事件时，各种媒体的记者都会蜂拥而至。
达川所发生的这一事件，在世界范围甚至在中国范围也不算太大，关键是迟迟未决的善后工作引发了一系列的骚乱更加令人关注。现在的人们似乎更关注一些负面的消息，俗话说出了人们的热衷：当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走遍天下。
有人也因此称之为当下流行的“坏消息综合征”。有一调查报告称，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按照“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理论基础，新闻本身就是呈现问题的。现代社会，打开电视或当天报纸，坏消息数量还真是惊人，而在一些突发事件的进展中，网络谣言往往满天飞，权威通报也就很可能无法成为令人信服的定论。
这种“坏消息综合征”的根源在于压力和抱怨。从某种程度上说，负面报道或多或少可以释放内在压力，受众之所以对这些负面消息感兴趣，往往是因为这其中承载着与其可能共通的命运。
所谓幸福感，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比较获得的。当人们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常常可以用坏消息安慰自己。譬如，在达川这起事故中，我们家没有亲人遇难，也没有人受牵连，这已经很幸运了。当人们遇事失败时，也可以用坏消息推卸责任，将不满都推给外在环境。中国人常说的那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中，包含着小老百姓达到内心平和的民间智慧，其精髓也不外乎如此。
偏爱坏消息还有更深层的人性，这种人性可以沿着进化论一直追溯到人类起源时的遗传，人类的进化过程使我们总习惯于相信最坏的情况，我们祖先中那些忧虑重重、心神不宁、从未真正放松的人更可能躲避灾难存活下来，而那些含笑嗅闻鲜花的陶醉者总可能会被别的什么野兽吃进嘴里。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类在进化中，抱怨和对坏消息保持关注成为一种防止自满的生物保护机制，许多人潜意识里放大了做好人好事的成本和难度，热衷于冲突而不是和解，甚至于有幸灾乐祸的心理，不关自己的事，看看热闹心理也得到极大满足。救死扶伤的最多得到一声“谢”，送医院或许还要帮助垫付医疗费，更关键的是如果遇上不良之人讹上你，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国人的普遍心理。因此，就有广东汕头年仅两岁的小女孩小悦悦被碾压，竟有18个人视而不见、仰头而过的故事。呜呼，国人到底怎么啦？
达川发生的这起事故，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达川市委宣传部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事故处理进展情况及时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通报，但确实进展缓慢，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死者家属提出要求过高，另一方面永翔化工达川公司目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确表态。
尽管达川市政府多次督促企业方要做出明确答复，可谁又能答复得了？徐正林当时匆匆开业，连保险手续也没去办。保险公司自然不可能理赔，剩下的渠道就是政府埋单。可是这么一大笔单由政府来买，买得起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
之前那起“3.23”事故，八个无辜小冤魂还未散去，还有一些遗留问题至今也未了结清楚，而此次死者家属提出的赔偿金额，远远高于“3.23”事故的赔偿标准，如果答应“8.19”事故死者家属赔偿要求，势必引发新的矛盾。
还有一点谁都不愿说，但谁都心里明白，今后死人死不起，赔偿价码越来越高，这个口开了，以后就得按这标准执行，政府肯定不敢贸然答应死者家属的条件。因此，实质性的解决方案迟迟出不了台。
广东一家报社的记者方家骏，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目前的身份还是这家报社聘用的实习记者。方家骏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很想做出一番事业，让报社领导对他刮目相看，也想让自己在报社名正言顺获取一个相对固定的职位，至少可以弄个人事代理的名分，不像现在这样是临时工身份，谁都可以对自己颐指气使，甚至侮辱谩骂。
他一定要做出一篇在全国能引起轰动的有影响力的报道，让报社领导及同行对他刮目相看。他对达川的现状已观察几天了，虽然前些天他也发了一些动态新闻报道，但都不是他的独家新闻，而且，这一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地都知道的事件已不具影响力了。
他现在盯住的是达川市政府对这事件处理的态度，老百姓对政府也正有怨言，这把火点起来，场面肯定是热闹的。他连夜起草了一篇足以让达川市政府官员跳起来的报道，光看标题就让政府官员难以接受，标题是《达川8.19冤魂未散，政府却冷眼旁观》。第二天，这篇报道就在该报的头版位置登出。
许书记终于发火了，一个晚上他就接了十来个电话，有省领导的、有媒体的，甚至有老百姓的。他连夜召集开常委会，研究目前巨大压力下的对策，没人见过许书记发过这么大的火。虽然过去他和市长之间，在某些决策观点上不一致，两人都彼此退一步，小心翼翼维护着和谐的关系。书记管好大政方针，重大决策问题和干部问题，其余是政府的事，一般不大过问太细的事情。
对“8.19”事件，他做了一次批示，也挂过电话指示，可久拖未决，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他始料不及的。省委领导严厉的批评，民众毫不客气的责问，媒体的狂轰滥炸，让他感觉透不过气来。因此，这次常委会，他对市政府的批评非常严厉，已经不去顾及他与市长之间的微妙关系，毫不客气地指责政府对这起事件处理得不果断，造成如此被动的局面。
以往的常委会，总是常委们充分讨论发表完意见后，书记做最后总结发言，可这次许书记一开始就明确表态，他要求市政府马上给死者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在市政府力所能及范围内满足死者家属的要求，赔偿款由市财政先垫付，尽快说服死者家属，同意尸体先火化，让这场风波尽快平息下去。还有媒体舆论应尽量正面宣传引导，不能让这局势再严峻下去了。
会场气氛肃穆至极，没人敢出大气。
许书记环顾四周，见大家都不说话，才又缓缓而严肃地说道：“同志们，我们不要忘记政府前面的两个字是什么？是人民政府，人民的政府不为人民撑腰，不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那叫什么人民政府？这起事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政府要主动承担责任。当然，我作为达川的主要领导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会向省委作出检讨，并在适当的场合向死者家属、向达川人民道歉。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就分头行动。”
这大概是达川历史上最简短的一次常委会，也是效率最高的一次常委会。
这次常委会是达川“8.19”事件处理的转折点。拿到赔偿款的死者家属很快就同意尸体火化，也不再聚集闹事。虽然还有一些后续问题有待解决，如家属子女的安置问题、伤者后续治疗问题等等，但人们似乎看到了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决心。因此，他们选择了耐心等候。
这些死者、伤者的家属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是现实的，他们最需要的就是钱，满足了他们这个最基本的愿望，问题似乎就变得简单了。
广东记者方家骏没有因为这篇报道被重用，反倒被报社炒了鱿鱼，当天发稿的编辑也被警告处分，毕竟报道中有许多夸大之词，不符事实。达川市委宣传部曾多次与这家报社严正交涉，列举了许多反驳的事实，终于使这家报社的社长、总编作出道歉，登报声明致歉。在当下的中国，记者虽然有时被称为“无冕之王”，但现在的监督机制也强，记者需要承担的责任也重，不讲职业道德的记者很难找到生存的土壤。
达川“8.19”风波总算告了一个段落，温八雅他们也终于长吁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