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之惘
人是生存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指导大地之上的建筑形态的生成，可以说是建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建筑形态包括实体形态和空间形态两个方面，两者相互显现、密不可分。
对于建筑形态的设计成为建筑设计的基本内容。
建筑形态生成的缘起与机制是多元而综合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各种因素都对建筑的形态产生制约与影响，同时却又是源泉与催化剂。
在当代，建筑形态的设计面临着困难与挑战。1999年UIA北京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描述了当前建筑学所面临的挑战：“环境祸患、混乱的城市化、建筑魂的失落……”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许多地方，许多建筑追求个体的完满与表现，光怪陆离，却又风格杂糅、孤立、各自为政，迷失了基本的立足点，在“多元化”的面纱下是混乱而无序的现实，缺乏与整体环境的协调与和谐。而这正导致了作为整体的景观的混乱，介入景观的人工营造物与原有的景观结构、景观风貌缺乏关联与统一。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曾被我们寄予希望的来自历史与传统的借鉴对于当代建筑形态和人居环境能有多大的增益是令人怀疑的。时代精神要求发展出建筑设计新的取向、语汇与手法。而这种属于当代的建筑设计取向又将来自何方？建筑陷入了迷惘。
景观之惑
仅仅在不久之前，关于“landscape”与“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译名发生了一场喧嚣的争论，出现了诸如“景观”、“风景”、“地景”和“景观建筑学”、“园林学”、“景观设计学”、“景观营造学”等不同称谓。这既反映了概念本身不同层面的丰富内涵，也反映了人们对概念认识的不断发展和深化。
对“landscape”的译名争论看似只是属于风景园林学科的问题，却和建筑学和建筑形态研究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对于“landscape”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着对于建筑(architecture)与“landscape”的关系的理解。
在我国，论及“architecture”与“landscape”的关系，习惯上人们会想到耳熟能详的“风景建筑”。“风景建筑”之所指，乃是指风景名胜区内的建筑。这一术语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风景名胜文化研究热潮中出现的。根据王莉在其研究中的界定，风景建筑“是指位于风景区内或独立的风景点内，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并直接和风景审美、旅游服务等发生关系的人为环境”，具有地域性、观赏性和关联性的特征。她同时列举了一般公认的“风景建筑”所包含的内容：“从西方以宏大的自然景观为背景的圣殿、卫城，到西方中世纪自然风景中的城堡及修道院；东方隐于名山胜景中的寺庙、道观、石窟、山庄到近现代风景旅游开发环境中的旅游度假村、疗养院、俱乐部。”而风景建筑研究则主要包括建筑与风景因素之间的形态和空间的关系、一定区域内建筑与风景长期作用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样两大方面的内容。国内建筑界对于这一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实践，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例如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在武夷山风景区等地的实践和相关的理论探讨与经验总结，是卓有成效和成就斐然的。
“风景区”、“风景名胜区”基本上都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被界定为“风景名胜资源集中、环境优美、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可供人们欣赏、休憩娱乐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域。”其中风景名胜指“着名的自然或人文景点、景区和风景区域”；风景资源则是指“能引起审美与欣赏活动，可以作为风景游览对象和风景开发利用的事物的总称。”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将环境作出审美判断上的分级，将风景置于这个层级系统的顶层：“地貌与自然带共同构成自然景观。当它具有良好的视觉质量及审美特征时，就为风景的形成提供先决条件。”“凡是富有美感的自然景观，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结合的优美景观都可以理解为风景。”“风景”似乎总是与自然要素占主体的环境以及特定的旅游休憩活动联系在一起。
而在当代，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和深入，landscape景观涵盖的范围已经极大地扩展了。
它已经包含了建筑单体、群体、城市乃至一定区域内大地表面实体存在和空间的总和。按照诺伯格·舒尔茨(Norberg-Schulz)构筑的体系，景观位于建筑和城市的更上层。建筑既以其为背景，又最终融入其中，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人居环境的景观，并非像“风景区”那样往往以优美的自然风光为主体，并具有良好的视觉审美质量，而是具有千差万别的景观特质。而“风景建筑”仅仅代表了建筑在景观中的存在的一部分(尽管它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风景建筑”的功能类型和规模往往较为有限。因而当代建筑与景观形态面临的问题，就不是既有的“风景建筑”相关理论和实践所能完全应对(尽管“风景建筑”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依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有研究者指出：“将‘风景建筑’的涵盖范围仅仅界定为‘位于风景区、园林之内的建筑’，而忽略对风景区、园林以外的为数众多、涉及面更广的其他风景环境中所存在的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建筑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全面地阐释前人在建筑与各种环境景观和谐共生方面所积累的深邃理念。”
另一方面，在我国，对于“景观”的热切关注大约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并延续至今，有关景观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呈现一片繁盛的景象。从整体上看，这种热潮反映了环境意识、生态意识日渐得到人们的重视，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在这种景观热之中，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时候“景观”本身被误读、扭曲和异化了。
它或是被理解为一种表面的视觉景象，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仅仅停留在“欣赏”、“悦目”的层次，而其内在的深层结构和形成机制则被人忽视；或是囿于传统的学科局限而被理解为仅仅是对于人工化的建成环境的一种补充和修饰，乃至被用来作为对质量低下的建筑和城市环境的遮掩，沦为虚假的皇帝新装，甚至有时它还成为一种彰显政绩的工具而劳民伤财，或是成为增加房地产卖点和附加价值的标签和幌子。因而，“景观”的热潮虽然在局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人居环境质量(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在总体上，可能还远未实现它的真正价值。
按照诺曼·牛顿(Norman Newton)和汤姆·特纳(Tom Turner)的定义，“外部空间”是Landscape Architecture/园林学的工作对象和职业目标核心，而与之相对应而又相辅相成的，通过人工营造的建筑的介入和参与，在大地表面塑造一种整体、和谐、有序的实体形态环境，则建筑学和建筑师责无旁贷。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长久以来，建筑师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很令人满意。除了在一些属于“风景区”的特殊地段，人工营造的建筑与景观尚能够形成和谐的整体之外，更重要的，在许多区域，由于缺少一种学科整合的总体视角的指导，缺乏通盘的考虑，建筑师、城市规划与设计师、景观建筑师各自为政，缺乏整合，导致作为整体的景观缺乏协调与秩序。
整合之潮
在我们所居住的大地上，千百年来安定祥和的生活场景已经渐行渐远，新的秩序又难以形成。建筑背离了它所依托和存在的背景，因而迷失了方向；而无目标、无节制的所谓“多元”则进一步加剧了景观的无序。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就在于使建筑重新复归于大地，锚固于环境，从而走向两者必然的互动与整合。
齐康教授指出：整合“是对建筑环境的一种改造、更新和创新，即以创造人们优良生态环境、人居环境为出发点的一种调整，一种创新的设计和建造。宏观上是自然与人造环境的整合，又是人造环境本身的调整，它是一种建设活动。整合的目的是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整合是一种手段和方法，是策划、设计，是一种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从环境出发对人们生理、心理的调整。从范围讲整合可以是地区的、城市的、分区的、单元的、地段的。整合的内容是结构调整及其对物质和精神建设的影响，从时间上讲是一种新陈代谢，是一种系统、项目、类型、地段、用地的重新调整和适配，最终又是一个过程，一种模式，一种形态的研究，一种发展、保护和控制的研究。”形态的整合意味着不同要素以某种有秩序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一个和谐统一而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的整体形态；意味着局部形态相对于整体形态的服从与契合；意味着不同局部之间形态的协调与适应。“整合”思想的核心，是对既有结构的把握、使用和改良。
在国内，从目前可见的文本来看，《建筑师》第33期发表了1987年“建筑科学的未来”学术讨论会的一系列关于建筑与环境的论文，表现出国内建筑界在这方面的较早认识。其中布正伟先生谈到：“……因而人们将逐渐改变多注重于建筑模式规范性和典型作品个性化的倾向……应当把审美意识的重心从‘建筑空间’移向‘时空环境’。”将建筑置于一个更广的视野内考虑其形态的设计，这样的做法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而随着建筑学、城市规划和园林学这三门相互紧密关联的学科的深入发展，以学科交叉和整合、“三位一体”的方式来指导人居环境的营造，也成为人们的共识。
近年来在国际建筑界，建筑形态与景观形态的深层次整合也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之一。
乔瓦尼·马乔科(Giovanni Maciocco)写道：“环境尺度促进了从‘城市母亲’的神话向‘地球母亲’的神话的转变……与这种‘广义地理学’相关的探索，导致了将建筑视为地形的一个层面的设计构思……有一种迫切要求是以作为对既定世界象征的表征性概念的形式来思考设计。这种需要促进了对与场地之间关系的加强；对出现一种新的关联秩序，与广义地理学相关的秩序的渴望，将强调出超越场地范围的意义。……这是一种从作为封闭体系的设计——典型的表征性概念——向作为开放体系的设计的转变。”ElCroquis1998年关于西班牙建筑师的专辑和Architectural Review2002年关于荷兰建筑师的专辑不约而同的以“Artificial Landscape”为题，将建筑的营造视为一种人工化景观的生成。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UIA大会上，两位主题报告人不约而同地将建筑与景观的整合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吴良镛在他执笔的《北京宪章》中号召走向“建筑学-地景学-城市规划学的融合”；而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则提出“将景观形态作为一种拯救策略(landscape form as aredemptive strategy)”。肯尼斯·弗兰普顿近年来对于建筑形态与景观形态的关系问题相当关注，2004年在他的主持下，在南京举行了“结构、肌理和地形(Structure，Fabric and Topography)”国际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建筑与景观整合的问题。有研究者注意到，2004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所呈现一个鲜明的趋向是所谓“都市建筑的景观化倾向”，亦即“将景观作为都市建筑的要素来处理，或将建筑与城市作为景观的生成物，把建筑与城市当做景观的一部分来处理，在大地空间中插入、联结、缝合建筑空间或城市空间。无论在视觉景观上、还是空间形态、场地中，三种空间互相交织在一起。城市、建筑与景观互相交替覆盖了地形，打破明确的界限，从而在城市与景观、建筑与景观之间，建立一种互为图底关系，一种新的空间秩序。”这样的取向业已进入诸如英国建筑联盟(AA)等着名建筑教育机构的教学实践中。在实践领域，许多知名建筑师都将建筑与大地景观的整合作为一贯或近来的建筑形态创作的取向，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
在倡导一种整合设计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提示一种学科整合的思路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