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大学在历经了二战后的急剧性扩展后，曾因为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大学规模迅速增大而带来的条件恶化爆发史无前例的学潮，学生们不断地要求结束传统僵化的欧洲大学等级制度，并且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革，其中民主参与、学生作为消费者至上、职业教育的发展、招生和教学方面的日益灵活等诸多改革成为大学的显着特征。而90年代后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充和费用的日益上涨，高等教育的经费提供者——主要是政府——向大学施加巨大压力，希望各大学承担责任；无一例外地，大学自主权受到了限制，政府、大学、学生成为较为稳固的三角力量。这个过程在中国的发展恰恰相反，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国家体制的限定，政府一直对大学有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某些阶段是唯一的控制性力量，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观，1992年中国社会转型后大学相对独立的地位被确立下来，尽管目前民主参与、学生作用尚处于摸索阶段，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大学和西方大学之间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信息革命、全球化改变了大学的传统定位，大学从面对城市、国家到面对全球范围，大学之间通过多重直（间）接交换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构成了世界大学系统；共同的追求目标和现实背景使中西方大学在许多基本方式、机构模式和准则上具有某种一致性。以上这些直接影响到中西方大学校园形态发展。
在此阶段表现出的共同倾向性：
1）开放性
大学校园关注在产、学、研密切结合下的空间格局调整，关注与城市、地区甚至世界范围的互动关系，作为创造和传播知识的复杂过程中最重要的机构与社会的反馈和交流日渐频繁。大学在城市集聚过程中逐渐担当起组织核心的作用，同时大学校园亦被定义为一个偏向公共生活与相互影响的场所，开放、交融、内部集群复杂化成为必然的特质。
2）多元化
信息时代知识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学功用和职能中终身教育趋势以及对机会均等的社会公平的承诺，使大学趋向多元化。既可以构筑新的、规模较小、职能有限的大学校园，也可以发展规模巨大，具有不同功能、空间层次，满足各种类型人群需要的校园，甚至建立不直接依赖物质媒介的虚拟校园，等等。
3）连续性和变化
摒弃“一次性”、“蓝图式”大学校园规划，将大学校园生长过程中的事业规划、技术手段、教育资源市场状况等变化的可能性结合到规划中，设立弹性规划准则和调整机制以引导校园形态可持续性生长。对校园规划结果的真正检验标准是它们适应时间变化的能力如何，而不仅仅是刚建成时给人震撼的景象。
4）生态化
注重校园基地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将校园生态系统放到城市或区域的更大范围内综合探讨，根据大学发展规划和国家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方针、经济技术政策、区域规划以及规划区域整体自然条件等，合理地确定校园在城市、区域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校园内则根据此定位运用生态系统整体优化的观点对校园内的人工生态因子和自然生态因子合理规划利用。
5）推进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推进大学校园形态向人本主义、活力、多样性、人际交流和效率的公共生活演进的有效机制。通过建立定期评估、回馈机制，建构由管理者和使用者共同组成的校园设计评价委员会，校园形态从预先设定的长期静定式蓝图发展到尊重参与过程的动态模式，由重视实质形式发展到重视非实质的组织运作结构。
8.4.2国家、地方空间差异
尽管80年代后中西方大学在对大学本质“学术追寻”的回归中，在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构筑上存在趋同化的发展倾向，但并不等于统一、无差异；尤其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形成的世界大学网络系统中，基于国家、地方空间差异上的层次区分是主观所要求和客观存在的。
1）发展阶段差异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中西方大学之间存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中国1978年“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发展是基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正规”大学的停滞与消解，属于高等教育的恢复性发展阶段；而1992年“南巡”讲话至当前则是在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下的跨越式补偿性发展阶段。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则多数在经过50、60年代的迅猛增长后，在70年代末期已经达到大众化教育阶段进入稳固发展时期。所以，与此相对应中国在80年代至当前的大学校园形态构筑中有快速、大规模扩展和跳跃式变化的阶段性特质。
例如，浙江大学校园发展。而西方国家大学在此阶段多为在长期发展目标和现实需要中对校园形态的完善，具有长期、小规模建设、渐变的特质。例如：1993年SASAKI事务所为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坦帕校区作的总体规划，通过有序开发将教学、住宅和公共活动区连接起来，新校舍建筑建在原有建筑的间隙处，增加校园密度，形成一系列新的相互关联的四方院、庭院、拱廊和环形的人行道体系等，以整合适合佛罗里达州气候条件的校园形态。
此外，中国和西方国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西方国家已普遍完成城市化进程，对大学发展而言更倾向于其本质的回归，中国却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完全亦不平衡。由此中国大学、大学城与西方国家大学相比较被寄予太多教育、学术研究之外的城市经济、政治价值，校园从城市再到城郊，并且一些因为周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的未成形而重新回归封闭、内向型的乌托邦式完美形态。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西方大学校园形态的重要构成因素亦是主要空间形态消极因素的停车场空间，在中国大学校园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这么突出。当然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目前社会经济水平的制约，但西方国家无序、盲目发展的私人汽车交通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被大片停车场空间包绕下的城市、社区乃至大学校园是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未来发展的前车之鉴。如何有效组织校园交通系统，如何衔接和利用城市交通体系将成为大学校园规划中探讨的热点之一。
2）政策、法规差异
中西方国家毕竟处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中，中国在土地制度、教育政策、法规以及大学的权属等上都和西方国家有明显的差异。首先，中国大学和西方大学相比对政治、政府的依附性较高。优点是不会像西方那样出现学校间教育和物质资源的极度不平衡，各种大学都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并且可以利用国家力量在短期内促动大学的跳跃式发展；缺点是大学相对缺乏自治权，校园建设和形态构筑上存在政府性标准或界定，而忽略大学的实际事业需求，产生“非理性跳跃或明显的时期特征，静态看是共性过多个性过少，动态看则是突变过多、持续与稳定少”。
其次，中国和西方土地所有制的不同，西方大学对购置的校园土地拥有完全所有权和支配权，可以建构长期发展规划结构以分期、分片实施，因此校园形态较能展现有机生长模式；中国大学则多需依靠政府主导进行一次性征地，一方面使大学可以在政府的帮助下获得较为理想的校址和优越的配套市政基础设施支持，但另一方面校园规划、建设往往在基地中全面铺开，而在一次性征地、建设后的校园形态发展走入“填空”式的循环，也由此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往往出现从整齐划一到异质拼贴的相似发展历程。
3）民族、文化心理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是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区别于西方国家大学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一直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中，成为校园形态表征中的恒定元素。事实上在中国，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西方列强的控制，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1957年间也处于苏联的控制和支配中，后来中国把这段历史称作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扩张；由此中国无论是出于民族自尊心还是处于弱势文化的危机感都要将作为外来文明输入的西方大学模式与本土文化相联系，甚至是套入传统文化形制。因此，“中学西体”、“中学西用”的社会价值取向成为必然。而在80年代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影响下中国又出于民族自豪感和西方商业文化大举冲击下的文化敏感对传统文化进行扬承。这种民族、文化心理反射在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中，可以看出在80年代前传统儒家文化“礼制”思想由于符合中国大学夹在政治控制和文化控制中的社会现实，体现“礼制”思想的建筑布局和空间表征也被复制，大门、单中心轴线对称、院落序列以及传统建筑形式，完美地体现了世俗权力和传统伦理道德文化。80年代后至当前，大学自治权的扩大、社会民主的发展以及大量西方大学规划理念、方法的引入，使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更多地回归到更为隐性的传统书院“礼乐相成”的文化表征上，校园布局不拘一格、营造低密度的山水情怀，轴线对称和院落序列仅作为校园形态的片段或单元出现，整体不再强调；但主校门-广场-主楼的校园形态构筑方式由于集中体现了中国大学所要求创造的伦理性、仪式性和控制性的文化环境特质而成为一种形态定式反复出现。
结语
大学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许多基本方式上，它们的机构模式、准则和物质形态环境具有某种一致性。在中国，自19世纪中期后，由西方国家移植而来的现代大学模式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正规”大学的全面否定外，这种大学的内在一致性一直贯穿其间，而且在20世纪末期后的全球化信息时代里这种趋势将更为显着。但与此同时，中西方之间显着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差别影响着其具体发展，中国历史社会进程中大学校园形态存在的特性亦是近现代大学发展的必然。因此，要再次强调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不同历史社会语境中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才是使大学这个抽象概念拥有具体社会形态和物质环境形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