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生命观
“儿童时代的天真”给予京族哲学观念以根源性的影响，“神迷”性贯穿了京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更为广泛的“万物有灵”、“祖先崇拜”思想贯穿了京族生命观的始终。加之京族人的海上生产方式有及时劳作与休整的对立统一，“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生”转化为“死”，静中有动，动与静相互转化如此等等辩证的观念，他们强调万物均有“出处来历”，有彼此相对立的矛盾，又在同一世界中互相依存，彼此都有应有的地位，扮演相应角色。因此，京族人的生命观就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生死交替，循环不已。比如，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京族人认为一个人死去了，他的亡灵仍对生者有影响力，生与死，其实不是截然分开的。亲人死后，灵魂会经常回家，驻于供桌上，时刻关注人世间的亲人并在需要的时候保佑他们。阴间的生活与阳间完全一样，因此，须“事死如事生”，按时祭祀保障祖先的生活需要。
因为相信生物肉体死但灵魂不灭，因此，京族人善待生灵，也敬畏亡灵。出海捕鱼，打到的第一尾鱼得扔回海中，这里边就有朴素的生命观在起作用；相信灵魂不灭，亡灵可庇佑也可加害于生者，因此整个社会同时又有“不畏死”、“尚鬼”、“崇鬼”之风气。
值得指出的是，在虽然“尚鬼”、“崇鬼”，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解放前的京族人民已经有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如民间叙事诗《十三哥卖鬼》描述了主人公敢于捉鬼、卖鬼的动人故事，具有较强的思想性，标志着京族人民思想中的神鬼观念有所动摇。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的思想倾向，对有“尚鬼”传统的京族人来说，人定胜鬼的思想，可以说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的萌芽。解放后，由于各种“破四旧”、“树新风”活动的开展，京族人的唯物思想发展到了一个顶峰，那就是坚信“人定胜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无神论”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激情，占据着尾村京族人的精神空间。
5、生态观
怀特海认为：“我们在世的基本形式是，在一种直接的和原始的意义上参与到我们环境的构成中去，这只在感觉经验的平常行动中才得到暗示。”京族人对生存环境是心怀敬畏的，在这种既尊崇又与之斗争的心态中，培养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是对自然认同与选择后对种族的自我确定。这种生态观选择一旦建立，它就作为民族唯一的生存对策——生态伦理缔结范式，具有了永恒的真实性特征。在京族人看来，万物有灵，树林、溪流这些地方，无不隐藏着神灵。如果惹怒了神灵，就要遭到报应，唯有尊敬及与之保持距离，才能得到神灵的保护。京族地区的地貌，是南海北部湾的海流，与江平镇两翼的河流相互作用冲积而成的沙质地貌，就在这没有山丘，也没有溪流，甚至没有土壤的沙地上，却生长着茂密的原生态植被，这与京族敬畏自然的传统不无关系。地少田少，而且自然灾害较多，因此民间素来重视山林、水源保护，并且有相应的习惯法和乡规民约。澫尾村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订的规约：在哈亭中其荒地不论远近，亦护禁，不得私开。若何人私开者，不论高低、多少，定捉古钱六贯。禁田地原有新旧埠回直，或人擅便开掘，以曲为直，以直为曲，一经发觉，定捉古钱六贯。在亭定禁各诸道路已塞，何人擅行，捉得定罚牛一只。在亭定禁上田水下田山俏，或何人不放水流基塞，以致害物，详在本村即堪课妆，定捉钱六贯。何人有田有园，接夹城豪山，在置流内外地六尺，若何人强者不遵约内，定捉钱六贯，再禀官凭办不恕。澫尾村建国前的封山育林规约：居民后山一带山林，折生枯木、树木根等项，一概净禁。不遵如约，贪图利己，擅入盗伐盗掘者被巡山各等捉回本村，罚铜钱三千六百文及猪首一只，糯米十斤，酒五十斤，同谢神有恩不恕。村人捉得赃物回详，赏花红钱一千六百文正。这说明到了阶级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人们内心的原始崇拜思想弱化，不足以维持对自然的畏惧的时候，民间社会不得不通过乡规民约的方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总的来说，京族的精神生活受到渔业社会生活方式的制约，始终未能形成一套思想意识上明确的哲学理论体系，而只是在世代相传的原始思想和民间智慧、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吸收、选择、融合，改变着佛教、道教和儒教的思想内容。尤其是不同时期来自汉族的传统思想道德、哲学观念对京族的影响是动态的、发展的和历史的。儒家的线性单向思维模式重视纵向发展而轻视横向的伸延，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更多地体现出注重上与下的关系，不得逾越规矩，以致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与此同时，固着在京族人思维深处的源于百越的海洋文化，具有开放性的吸收心理，既不用外来文化排斥传统文化，也不用传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它的单一性表现在：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只注重运用而不注重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京族未能形成一套哲学理论体系的原因。
第四节预测与占卜
过去京族人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对未来难以预测，因此在生活的很多领域，如出海、决定重大事件等，都要请来法师和生童，用“杯珓”占卜神意。“杯珓”类似动物肾脏状，由两片光滑的小蚌壳组成，蚌壳以一根小红绒线相连缀，可以合拢。有的以竹或木，仿蚌壳修制而成；还有以铜或锡仿蚌壳状铸成的。法师进行占卜时，双手将杯珓合捧于胸前。低念咒语，将所要占卜的事情告诉神灵，然后将杯珓轻轻抛于台上或地面。如两片蚌壳皆向下倒伏，则为“阴”卦，属“凶”，如两片皆向上仰，便为“阳”卦，属“吉”，如一仰一伏，便为“大吉大利”，是最上乘的“阴阳卦”，俗称“胜珓”，占卜重大事情，要连续抛杯珓三轮。如三轮都得“胜珓”，便认为是“一切顺利，万事大吉”。
如在哈节迎神中，占获胜珓，便是神已降临。如为海难者招魂，占得胜珓，便是魂已招归。如果占得了凶卦，法师要继续念经再抛，直到取得胜珓为止。
如在哈节迎神中，占获胜珓，便是神已降临。如为海难者招魂，占得胜珓，便是魂已招归。如果占得了凶卦，法师要继续念经再抛，直到取得胜珓为止。
因大海变幻莫测，京族视之为神灵，在船头设“海公”和“海婆”的神位，男子每次出海，老人、妇女、孩子都要到海滩上送行，焚香祷告，并举行一些祭海活动，祈求出行平安。一般要进行“问答天灯”的巫术占卜，预测此次出海的凶吉。
所谓“问答天灯”就是神明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的意思。这样的占卜术一定会有一个人担当“神人”的角色，任务就是把人们的问题还有愿望告诉神明，起到一个沟通的作用。还有若干个舞娘扮演回答神明问题以及感谢神明的角色。进行占卜的时候，先设好神台，桌面上摆设好贡品，然后由“神人”请神，恭恭敬敬的把神请到贡台前，请神明享受贡品。神人会把人们的问题收集上来，编到一套固定的咒文当中，接着就会与神明进行对话，这个对话的过程被称为“喃咒”，待咒“喃”完就是抛占的过程。这个过程各个地方有所不同，最普遍的做法是神人会拿出“杯珓”进行占卜。神人抛出杯珓，按照杯珓呈现的不同状态开判断所问事情的答案。舞娘则要在得到答案后对神明进行谢礼。如果是表示“凶”，表示会有翻船的情况发生，于是舞娘们就要跳起“安海舞”。舞娘们在头顶上倒扣一个碗，然后在碗底那个小小的边缘里面放上灯油点上。两手分别拿上一个平常用的小碟，上面也是点上蜡烛。她们会尽量的保持手的平稳，寓意海面的平稳。还会跪在地上，将灯放在地上，这个部分表现的就是希望神明能够看到她们诚心的祷告，保佑海面能够安稳，不要出现波动，希望在外的家人都能平安的归来。神人这个时候也会随着舞娘的舞蹈继续进行“喃道”，在舞娘娱神的过程中劝说神明帮助京族人们安海。舞娘们让手上的蜡灯绕着自己的头转一圈，表示神灯绕自己一圈，将光明照在自己的身上。希望能得到神明的祝福。
如果“杯珓”显示“吉”，说明此次出海会十分顺畅。寓意着会风调雨顺，心想事成，好运常伴。舞娘们就要跳起感谢神明的“还愿舞”。舞娘在舞蹈中要尽量的在保持平衡的状态下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也会跪下来感谢神明，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灯放在自己的额头前，这个动作在京族舞蹈里面表示的意思就是心情非常的愉快。
问答天灯的最后，由神人把神明送走，整个过程便结束。仪式结束后渔民才可以出海。
第五节族徽与标志
族徽是群体的标志，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旨在区分群体。对于别的民族，是一种区别的标志；对于本民族，却是互相认同的旗帜、结成整体的纽带。这是人类历史的遗传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模式。这种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本能。从一些民族学、人类学的材料来看，最早的族徽应该是图腾标志。
如果一个特定的族群/民族认为某一动物或植物是自己的祖先，那这一动物或植物就被认为是该族群/民族的图腾。原始人最初对生殖的原因是一无所知的。他们以为图腾在人的生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形成最早的生育观念-图腾生育信仰。原始时代想要生育的妇女或不孕妇女到图腾圣地祈祷跪拜，或设法接触图腾与图腾象征物，希望图腾魂进入体内，这样便产生了祈求图腾生儿育女的仪式。但是，解放前京族社会中已经没有崇拜图腾、祈求生育的习俗了。京族人信奉的主管生育的神是“三婆”，与当地动植物无关，由此可见京族社会图腾文化的淡化程度。
图腾物多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有关，热带地区的人们不会把北极熊奉为图腾，滨海民族不会把骆驼当作自己的图腾。京族先民的图腾，应该与滨海动植物有关。由于京族来到现今的居住地时已经是较为晚近了，因此诞生于原始社会的图腾标志只能变现为图腾遗存，它主要表现在图腾柱、旗帜、住宅、器物、基地、人体装饰等方面。京族的哈亭屋脊中部有双龙雕刻，也许就是京族早期的图腾，有古百越人蛟龙（或蛇）崇拜的遗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历代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京族人为了趋利避害求得生存，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淡化自身的一些文化特色，甚至设法攀附汉族的豪门显祖。解放后，随着各民族友好交往更加频繁，各民族、各族群文化的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趋势更加明显，文化族属也更加模糊，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京族历史上图腾意识淡漠乃至消失的事实。但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实施，少数民族急切希望他们的民族身份得以真实地表达。当今世界范围内民主潮流与民族主义浪潮的再次兴起，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民族或族群的文化界限。作为一个人数较少民族，不难设想，如果没有一种凝聚力，是难以在主体民族文化的包围下走过漫长的、艰苦的历史过程并得以顽强地生存的。京族能走到今天，必有其分别有周围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文化面貌，这是一个关于信仰、阐释、协调和象征性的问题。如果没有民族文化，就无所谓现代族群意识。京族的族徽，是一个民族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为民族生存、发展而艰苦奋斗的那种顽强的斗争精神的物化。波涛粼粼的大海，一只简朴又不失优美的独弦琴隐约奏出悠扬的乐声，如此构图的族徽标志，反映了京族几百年来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意蕴，它是一种群体意识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集体表象，在任何时候都突出自己的特点，强调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这正是“海韵独弦琴”图案作为京族族徽标志的灵魂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