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姓，就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其字由女与生组成，表明在古人意识中，同一姓即含有同一女子所生之意。姓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着多方面的因素。《白虎通义·姓氏篇》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即指明了这一点。氏族外婚制的出现，是促使姓氏产生的首要因素，这时姓的作用是标明血缘关系，达到禁止和排除族内婚的目的，即所谓的“远禽兽、别婚姻”，由此而产生了现今依然存在的“同姓不婚”的观念。私有制的出现是促使姓产生的其次原因。这时姓的作用是确定继承人，以保证私人财产的不外流，即所谓的“崇恩爱”，由此而产生了不仅亲生子女必须以父母姓为姓，而且过继女也以继父母姓为姓的习俗。姓产生的第三个因素与部落解体、部落迁徙有关。这时姓的作用是保持对其发源地的记忆，以确定血缘关系，即所谓的“厚亲亲”。这种因素在以地名为姓，以部落名为姓的姓氏构成中得以体现，当然，这些因素仅是指姓氏形成的共同点而言，各民族因风俗习惯的不一，对“姓”的解释是不完全相同的，“姓”的作用也并非一样，故而对姓的起源有着不同的看法。
土家族长篇叙事诗《摆手歌》对土家族姓的产生有所叙述。传说远古时代，人类因触怒了上天而被齐天洪水全部淹死，仅剩下补所和雍兄妹俩躲在葫芦瓜中保存了性命。为了使人类不致绝迹，补所要与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大肉球，雍将肉球砍成120块，合上3斗3升沙子撒出去，从此有了“帕卡”（汉族）；合上3斗3升树苗撒出去，从此有了“白卡”（苗族）；合上3斗3升泥巴撒出去，从此有了“毕兹卡”（土家族）。每一个肉块落地就成为一个村落，该村落就依落地之处为姓。扔在田里姓田，扔在井里姓井，扔在刺蓬上姓蓬，扔在树叶上姓叶，从此以后，土家人有了姓。
传说反映出土家族对人类、民族、姓氏产生的朴素看法，把肉球砍成小块扔出去落地成姓的叙说中，显然包含有部落迁徙、部落解体等因素。这不仅在《摆手歌》中“人发家发了，树大要分杈，人多要分家，他们又要迁居了”的叙说中，能找到一定的佐证，而且一些土家族的村寨名，也可提供这方面的证明。在土家族居聚区内，以老寨、新寨、大寨、小寨、上寨、下寨等称呼的寨名很多，一般来说，新寨和小寨是由老寨和大寨分出来的。有趣的是，这名称相对称的寨子均为同姓。这种分寨的方式显然含有部落解体的遗俗。部落解体，同一集群的人分成数个集群，姓成为确认他们之间血缘关系的标志，成为他们之间保持往来的纽带，成为他们在灾难面前能同心协力，荣辱与共的一种聚合力。当然，土家族姓氏从无到有，并成为确认血缘关系的标志之一，汉文化的影响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影响实际上在姓的声源传说中已有一定的表现，如扔在田里的姓田，扔在井里姓井等说法，就与土家语音不合，“田”在土家语里发音为“石沟的”，“井”的发音为“泽猛”。“石沟的”和“泽猛”都不具有“田”和“井”的音，传说中这明显的汉文化遗迹，正表明了土家族姓氏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的。
虽然土家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姓，但并非照搬汉姓，而是自有来源的，这来源是多方面的。
以部落名为姓。如冉姓。冉是远古时代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曰：“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邛、筰者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秦汉时期，冉人分布在岷江上游，东汉末年，冉人一支向东南迁徙到长江三峡及乌江下游一带，后被称为“冉家”“冉家蛮”或“冉家子”。早在唐代，古人就注意到冉家是源于冉部落这一事实。颜师古注《后汉书》认为“今夔州、开州等首领姓冉者，皆旧冉种也”。明人田汝成在《行边纪闻·蛮夷·冉家》中更明确认为“冉家，邛筰冉氏之裔，今酉阳、乌罗部落之长者名冉姓者，一曰冉家蛮，诟之曰南客子。其部散处沿河、佑溪、务川之间”。沿河为今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佑溪是其县治所在地，而冉姓正是当地土家一个大姓。显然，沿河冉姓土家，实因为保持其对发源地的记忆，为保持血缘关系的确认而得姓。
一部分学者认为，土家冉姓不是源于冉部落，而是源于先秦以来就一直生活于川东、黔东北一带的人，与“冉”均是入声，在古文字上可通用。
以图腾为姓。如李姓。图腾是氏族的标志和图徽。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认为，到了胞族这一级，名称可以用图腾。即是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图腾转化成了名称。土家族追溯最远的有名号的首领叫巴务相，自己号为廪君。“廪君”之意，彭武一同志在《古代巴人君时期的社会和宗教》一文中认为，“土家族称‘虎’为‘李’，‘李’在古代属止韵，阴声；‘廪’在古代属侵韵，阴声。二者有阴阳对转的关系，所以‘李’‘廪’均可指虎，‘廪君’也就是‘虎君’”。传说巴务相死，亦化为虎。“巴氏以虎饮人血，以人祠焉。”生前既号“虎君”，死后亦化为虎，后人又祭祀虎，显然巴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这从巴地发掘出大量的虎图案的铜器上也可证实。用土家语称呼“虎君”或“虎君之民”，都应该带有“李”音。久之，“李”成为“虎君之民”这一氏族集团的一个姓。干宝《搜神记》卷十二“廪君之后，能化为虎”。应劭《风俗通义》卷一“虎本南郡中卢李氏公所化”。这些有关人化虎。虎化人的记载，显然是对土家族李姓源于虎图腾不了解而做的错误记录。
以祖先名为姓。这类姓较多，如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努力卡巴，不少书籍记为鲁力卡巴，自然成为鲁姓，今不少鲁姓土家族认为他们是努力卡巴的后裔；又如翁可涅铁，有些书籍也记为龚可涅梯，似乎又成为翁姓、龚姓了。
见于史籍记载的姓。土家先民曾因使用“虎皮衣楯”的武器而称之为“板楯蛮”；因图腾崇拜而称之为“白虎复夷”；因叫赋税为而称之为“人”；因居住地域而称之为“巴郡南郡蛮”“武陵蛮”“五溪蛮”等等。这些蛮夷的“姓”也随他们的活动事迹见于史籍。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该书在“板楯蛮”条还载其渠帅（首领）有“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
《华阳国志·巴志》载人“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
《蛮书》卷十载巴人“本身有四姓：巴氏、繁氏、陈氏、郑氏”。
《风俗通义》卷三“人卢、朴、沓、鄂、度、夕、袭七姓”。
对于这些姓氏，我们应该指出，首先，史载这些蛮类姓氏并非完全是今天所谓的“姓”，因为“中国有史时期的姓氏制度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战国时代以前，‘姓’和‘氏’有别，‘姓’可能和上古氏族的图腾有关；‘氏’应相当于氏族下的家族，其名称与图腾无关。战国时代以后，‘姓’和‘氏’的区别消失，即形成流传至今的姓氏，这些姓氏大多沿袭前一阶段的‘氏’”。从《后汉书》等所载的这些蛮夷的活动事迹来看，显然叙述的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事，且文中对巴人五姓称为“氏”，而不称为“姓”，说明巴、樊、瞫、相、郑并不是5个单纯的姓，而是巴部落、樊部落、瞫部落、相部落、郑部落的称谓。只是随着社会进步，这些部落名演变“形成流传至今的姓氏”。这正合乎我们已提及的，土家族姓来源于部落名的看法。其次，这些姓氏虽然与土家族先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能完全与今土家族画等号。因巴郡南郡的地理区域较广阔，其间生活的被称为“蛮”类的人群，形成的现代民族并非土家族的一个民族。第三，文中所记虽然是地道的汉族姓氏，但涉及到少数民族的应该是作者对名称记音的结果。因为当时被视为“蛮”的这些人群，还不可能有如此标准的汉族氏的姓，很有可能是作者将其名第一个音作为姓记下来的。只不过随着汉文化对这些“蛮”类影响的加深，这些“姓氏”变成了他们的标准姓。由此我们也看出汉文化的影响对土家姓的构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土家姓的发展演变，从史籍记载来看，大约自两汉时期始。在此之前，史籍中对土家族首领均用“蛮酋”“渠帅”来称呼，即使有“姓”出现，也是巴氏、郑氏、瞫氏这样的称呼。对于巴务相这个名字，亦用巴氏之子务相来记载。很明显，在封建文人眼里，蛮首们的名字是与内地人不相同的。但自两汉以后，史籍中有了如“相单程”“覃儿健”“潭戎”等这些土家族先民首领的姓名了。这类与汉族姓名区别不大的人名出现，表明土家族已开始了向汉族学习的过程。但这种学习是长期的、漫长的，并非一朝一夕就完全改变的。到五代时期，见之于史籍的土家族首领既有“恶着冲”“惹巴冲”“春巴冲”这样地道的土家名，也有“彭士愁”“彭师暠”“向伯林”这样地道的汉族式姓名。即使到了明清年间，一些土家人名还带有明显的“土汉合璧”的痕迹，如彭大虫可宜、田先什用、向表帖踵等。这正表明了姓氏发展的缓慢及演化的长期性。土家族姓氏从初期形成，经过演化最后定型，是如下因素促使其变化的。
因汉字记音不同而产生的变化。最典型的是由“相”而“向”的转变。“相”姓，在前文我们已提及，系由“相”部落名而得来。但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所谓的“相”亦是汉字记音的结果，对于土家人来说，所记这个字究竟是否合乎原意，他们是不知道的，因而也不会去深究，只有当他们接受汉文化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考察其姓是否得当。“向”姓较之“相”姓，显然更具有汉姓的特征，更易于使土家人接受，所以产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在湖北《长乐县志》中记载得最为明确：“廪君世为巴人主，务相，其开国有功者……但土语讹‘相’为‘向’耳”。今鄂西清江流域向王届、向王桥、向王滩、向王天子庙等遗址，均是纪念廪君务相的，也是由“相”而“向”的一个明证。但在偏远之地，如受汉文化影响较少，土家族相姓依然保留着。如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元堡区忠孝、马桥一带，就是土家族相姓聚居区之一。
因汉字字形相同而产生的变化。如由“瞫”而转变为“覃”“潭”“谭”等。“瞫”姓是见之于史籍的土家族大姓，但今天在土家族地区已无此姓，不过，作为今土家族大姓的“覃”，在鄂西地区仍然读音为“沈”，与“瞫”音同。同治《恩施县志》卷一、卷十等，在叙述君传说时，就多次将巴蛮五姓之“瞫”记为“覃”，这些现象表明“覃”及与之形似的“潭”“谭”等姓，是由“瞫”转变而来的。
因笔误而导致的变化。这类姓较多，如人七姓，《华阳国志》记为“罗、朴、昝、鄂、度、夕、龚”，而在《风俗通义》中则成了“卢、朴、沓、鄂、度、夕、袭”。其间既有音近的罗与卢，也有形似的昝与沓、龚与袭。又如巴人五姓在《后汉书》中为“巴、樊、瞫、相、郑”。而在《蛮书》中则成了“巴、繁、陈、郑”四姓。“樊”与“繁”，“瞫”与“陈”竟然面目全非了。
因自己有意识地改变姓而产生的变化。如由“墨”而“王”。据土家族王姓家谱所载，其始祖名叫墨着王，按汉族姓在前的习惯，应是姓“墨”。但这根本不是似汉姓，至少不像常见的汉姓，于是干脆以最后一字为姓，子孙后代也就姓王了。
演化使土家族一些姓氏保存下来成为今天与汉族无异、规范化的姓，也使一部分姓完全消失了，如见于史载的“沓、昝、夕、鄂”等姓，今土家族中已没有了，其原因可能是该姓在汉族中亦少见，结果发生了如前述“墨”变“王”的改变。但这些消失的姓在今天土家姓中仍能找到某些痕迹，如昝（音攒）与但、夕与谢均音似，可以说是这些姓的变相保存。
土家族姓的产生及变化虽然受汉文化影响较大，但土家族姓氏却有自己别于汉姓的特点。
其一，同姓并非不婚。“同姓不婚”似乎是人们在考虑婚姻大事时必须想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礼法制度十分森严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可逾越的一个婚姻障碍。但土家族却没有以姓氏为标志的外婚观念，一些同姓如彭、田、井、吴等，可同姓通婚。即使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接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民族上层人士，依然保持有这种习惯。明代永顺宣慰使司第二十代土司彭世麒，所娶之妻为两江口长官司彭胜祖之女；明末清初时，保靖宣慰使司第三十代土司彭鼎，所娶之妻是永顺第二十七代宣慰使彭宏澍之女彭元英、彭德英两姐妹；彭鼎之子彭泽虹妻子亦为彭姓。
对于这种同姓婚姻的习惯，土家人认为，这些同姓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族人，没有血缘关系。如彭姓有“端午彭”“四月八彭”之分。其区别在于是否过大端午节或者四月八；而吴姓同姓为婚的区别在于是否忌吃狗肉。由这些风俗习惯的不同来区别婚姻，说明土家族并非不懂得近亲不能结婚这个科学道理，只不过用风俗习惯而不是用姓氏作为判定血缘关系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