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土家人在战场上的纪律也像铁一样严明。军官对士兵的管制很严，在和敌人搏杀时只准刺击，不许割头，违者和退缩者斩首。为什么不许割头？因为古代战场上往往拿着敌人的头颅回来邀功领赏，虽然也能激励杀敌，但更多的时候却因存有私心而贻误战机。有了这些特质，土家儿女的文明之师自然能“凡战必捷，人莫敢撄”，整个队伍团结一心，战斗力很强。
士兵之所以能在抗倭战中屡建奇功，这和土家族“世崇武功”是分不开的。其实许多土家地区，人们常常聚集练武强身。平坦的原野上还有校场坪，供大家骑马习武，还有搏射坪，是用来对抗练习的，地势宽敞的地方还另设射圃，每每在此练习射箭。这种崇武强兵的风气锻炼了土家人强悍的性格和熟谙战斗的优点。有了这个基础，土家人在抗倭战场的出彩就不显得那么突兀了。
抗倭在土家族历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一些风俗习惯也与抗倭联系在了一起，传说土家人过赶年即源于此。
在土家族的传统节日里，过年是最为隆重的节日。但土家族的过年方式尤其独特，叫做“赶年”。若腊月大则二十九过年；月小则二十八过年。也就是说，土家族比汉族提前一天过春节。一般的土家族人民，在腊月二十九（腊月大二十九，月小二十八）晚上开始准备年饭，一切就绪后，就等待鸡一叫，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放鞭炮，过大年。
提前过年的原因，光绪《龙山县志·风俗》记载说：“土人度岁，月大以二十九为岁，月小则为二十八日。相传前土司出军值除日，令民间先期度岁，后遂以为常。”文献中的“土司出军”指的就是明朝嘉靖年间，土家族先人应朝廷征调抗倭。因征调时春节将至，为了犒劳出征将士，激励斗志，土家人在腊月二十九那天就提前过年。果然，将士们在庆贺之后军心大振，顺利出征。为了铭记祖先的功德，土家族从此总是提前过年，并称“赶年”。
二、北上援辽
明万历年间，东北后金政权努尔哈赤举兵南下，直逼辽阳，明朝调集天下兵马北上援辽，土家族土兵亦多次应征出兵援辽。酉阳土司、保靖土司、永顺土司和石柱土司均在援辽战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酉阳土司奉调出征，冉跃龙率领土兵4000余名赶赴辽阳，在奉集解了官军之围，又转战沈阳，战争失利，又退守辽阳。由于金兵凶猛，土兵损失惨重，土司将领多有阵亡。有人云：“跃龙遣子弟万里勤王，见龙既杀身殉国，跃龙又自捐二千两，运军器至山海关，振困招魂，忠义可嘉。”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调保靖兵五千，宣慰彭象乾亲统援辽。次年任命彭象乾为指挥使，三月十九日出师。彭象乾率师于四月到常德，分巡道赏土兵银200两，辞谢未受，这和抗倭时的作风如出一辙。当土兵行到涿州，宣慰彭象乾生病，土兵逃散3000，受到明廷的严厉指责。由于象乾生病不能行，派其弟彭象洲，侄彭鲲、彭天佑率土兵出关。却没想到在浑河一战，全军皆殁，为援辽抗金作出了重大牺牲。
三峡南岸有一处世界建筑奇迹——石宝寨。寨上所建的十二层楼飞阁内，供奉着一位巾帼英雄的塑像，这就是明代援辽抗金的杰出女军事家秦良玉，她是土家人援辽历史中最为着名的人物。
明光宗泰昌时（1620年），后金举兵进犯辽东，围攻沈阳。明朝政府向各地征兵援救。秦良玉接到了征令后，立即派亲兄秦邦屏和亲弟秦民屏，率领数千人马奔赴前线。朝廷对其嘉奖，赐良玉三品服，邦屏、民屏兄弟也同时赏赐。翌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明军与后金军在浑河会战，结果邦屏战死，民屏率残部突围幸免。据说良玉听到兄长阵亡的消息，悲痛万分，赶制了1500件冬衣，抚恤残卒，鼓舞士气，亲率3000“白杆兵”进抵山海关，赶赴前线救援。良玉所部的“白杆兵”，一路军纪肃然，所过秋毫无犯，战场上英勇奋战，深得百姓爱戴。秦氏一行自平播以来屡立战功，对国家民族尽职尽责，忠心耿耿。特别是浑河战役，邦屏为国事英勇死难。当时兵部尚书张鹤鸣也陈述：“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柱、酉阳二土司功。邦屏既殁……宣录邦屏子，进民屏官。”朝廷追赠邦屏为都督佥事，享受世代恩荫。
当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秦良玉还参加了反清斗争，此时的她已经年过花甲，依然意志坚定，全力扞卫前朝权威，奋力抗清。秦良玉从25岁带兵到74岁逝世，戎马大半生，驰骋纵横大半个中国，为维护国家的稳定统一作出了杰出贡献。
几千年的历史，总有土家族人民忠君报国的身影。一旦国家有事，他们总是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毫不犹豫奉献一切。应当说，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家族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
第三节 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
在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土家族人民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一、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土家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主权、领土以及国家和人民安危遭受到重大威胁。在抗击英国侵略的斗争中，土家族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奏响了一曲曲保家卫国的壮烈凯歌。
土家族将领陈连升就是在近代抗击外国侵略战争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当英国侵略军封锁珠江口企图进犯广州时，担任三江口副将的陈连升被调往沙角炮台驻守。沙角炮台是从海路进攻广州的第一道防线，战略地位极为关键。此时的陈连升已是年逾花甲，但行伍出身的他老当益壮，斗志昂扬，深感责任重大。抵达沙角炮台后，他带领官兵修筑工事，加强防御，随时准备打击来犯敌人。这时主张坚决抵抗的林则徐和邓廷桢均被革职，主张妥协的钦差大臣琦善取而代之。琦善一边与义律谈判，一边将驻守沙角的800名官兵撤走，遣散水勇乡勇，撤除珠江防务，处于无防可守地步的陈连升极为愤怒，寝食难安。
琦善的妥协讨好助长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1841年1月，义律利用琦善已撤防的有利时机率军突然向沙角炮台发动进攻。英军大小军舰20余艘从海面攻袭，2000多名英军从后山攀登偷袭。敌我力量的悬殊并没有使久经沙场的陈连升胆怯，他亲自坐镇，毫不畏惧，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使用钢炮和预埋的地雷炸死炸伤敌军数百人。防守的火药很快用完，在敌军步步紧逼的危急情况下，陈连升只能用掺杂炭屑的劣质炮弹和弓箭抵挡英军，射杀英军数十人。陈连升请求援兵和火药，未被琦善应允。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陈连升不幸中弹。其子陈举鹏见父受伤，提戟大呼，与敌血拼。陈连升觉大势已去，命子陈举鹏和守备张清龄突围。二人都宁肯战死沙场，也不愿突围求生，继续坚持战斗，直至身亡。在沙角炮台战斗中，陈氏父子英勇善战，杀伤英军最多。英军怀恨在心，占领沙角炮台后，兽性大发，将陈连升的尸体剁成碎块，以示报复。沙角炮台一战，陈连升父子充分表现出土家族人民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抗外国侵略者，英勇战斗的爱国精神。
英军占领沙角炮台后，大举向广州进犯。道光帝迫于压力，宣布对英作战，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从各省调集兵力。总兵祥福带领有土家族土兵参加的官兵600多人，前往广州附近的乌涌驻守。昏庸无能的杨芳不作战斗准备，他固执地认为英军之所以凭借坚船利炮长驱直入，必定有邪术相助。于是命令民众将马桶置于木筏之上，企图以此“妙计”“以邪制邪”抵御英军。祥福认为此计为白白送死，立即召集官兵，组织乡民在田中开沟，既为隐兵防守，又为出沟进攻。不久，英军进攻乌涌。英军先发一炮，以探虚实，见岸上无人反应，遂蜂拥上岸。祥福指挥清军反击，击毙英军200多人，打退了英军的猖狂进攻。但是，英军在我军火药耗尽之后，发动反攻，祥福阵亡，官兵死伤100多人。虽然前来支援的清军投入战斗，击毙少量英军，但我军伤亡重大，被迫退守，乌涌失守。乌涌之战虽然失败了，但广大的土家、苗和汉等族官兵，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毫不退缩，齐心协力，团结奋战，为了国家的安危，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保家信念和爱国热忱，在扞卫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历史长河里宛若磐石，历久弥坚。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大地上蓬勃兴起，一呼百应。5月，义和团运动逼近天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英、美、法、德、俄、日、意、奥8个帝国主义国家纠集到一起，借口保护洋商洋教，先后集结兵舰38艘于大沽海面，一边扬言两个月之内如果不能剿灭义和团，各国就要联合出兵镇压，一边集结海陆军两万多名，水陆兼程，进逼京津。此时，驻守天津的湖南籍土家族将领罗荣光已被擢升为新疆喀什噶尔提督，其部下劝其立即奔赴新任。但罗荣光面对自己驻守24年之久、三次遭受帝国主义侵犯的天津海防心痛不已，毅然请求留任，镇守大沽口，并慷慨陈词：“人在大沽在，地失血祭天！”誓死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罗荣光留守大沽后，周密部署，激励官兵，积极备战，并决定亲自指挥主炮。6月，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交出炮台。罗荣光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无理要求。16日夜11时，增调布置妥当的敌舰突然发炮进攻。罗荣光亲自操炮，沉着指挥还击，击沉了八国联军中最大的兵舰沙俄主力舰“机略克”号。但17日凌晨4点，敌舰改变战术，先后向北岸、南岸炮台重点突击。大沽炮台因无法还击迫近的敌人而危在旦夕。向直隶总督裕禄的求援始终未得响应，天津守军弹尽援绝，回天乏术。双方激战6个小时后，罗荣光知事不可为，纵马回舍，偕眷属一同壮烈殉国。3天后，大沽炮台失守，天津陷落。
二、太平天国影响下土家族地区的反封建斗争
近代以后，土家族人民不仅积极站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前列，而且不断掀起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红钱会和黑钱会是活跃于川东南地区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在道光后期，他们经常潜入来凤县境内，在当地土家族人民的支持下，数十人或数百人一起，打击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的恶言暴行，给地方政府在本地区的封建统治造成不小威胁。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起义的巅峰之作——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迅速推动了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当太平天国的西征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安徽、江西和两湖的清军时，土家族人民聚居区的农民斗争的熊熊烈火也被引燃。
1854年5月，太平天国西征军由宜昌顺流而下，进至湖南澧州、津市一带。此时永顺府、县衙役由于催缴“军谷”不成而逼死人命一事激怒了当地人民。永顺、桑植两县的土家族人民在涂正路的领导下，趁清兵调动频繁、防务空虚之机，首先起义，与太平军遥相呼应。同年11月，永顺县土家族彭盖南决定利用躲难山的有利地势组织起义推翻清政府统治。他遣人分头发动，完善内部组织，赶制军械，整军备战，联络桑植县的民团首领李辉、覃序宾等，趁永顺知县外出巡视之机，攻入县城。
此次攻城后，起义军声势大振。众推彭盖南为“珍明王”，统帅全军，下设各级官职。随后，彭盖南先后两次攻打永顺府城，获得全胜。起义风暴震惊省垣，湖南巡抚骆秉章立即调派各路清军前往镇压。力量相差悬殊的起义军节节败退，终至大势尽失。彭盖南自尽，涂正路、瞿三远等首领在分赴各乡时，被地主乡团杀害。震惊一时的“甲寅起义”遂告失败，彭盖南余部在其义子带领下，退居躲难山，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太平天国后期领导集团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出现严重分裂，石达开被迫出走，并带走一批精锐部队，辗转流动于江西、浙江、湖南、广西等地，最后进入贵州、川东、鄂西、湘西等地活动。1861年在其影响下，彭水县土家族、苗族农民军纷纷参加义军，一举攻占彭水县城。太平军攻下黔江县，开仓济贫，深得当地土家等各族人民支持，太平军队伍迅速壮大。随后，太平军进入鄂西，攻占咸丰、来凤，击毙知县，并深入到当地农村，使地主阶级极为恐慌。同年冬，石达开从广西亲自率兵经过湘西，于次年1月与来凤的许桂和会师。途经的许多土家族地区的贫苦农民积极参加起义队伍。1863年6月，石达开决定抢渡金沙江西进，命李复猷率3万人由贵州回攻川东。7月，李率部占领酉阳、秀山、咸丰，流动至贵州铜仁一带。
石达开所率太平军往返流动于湘鄂川黔接壤地区，土家族人民对太平军广泛支持和援助，不仅牵制了大量清军，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军的反清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对土家族的反封建斗争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贵州掀起了各族人民大起义的革命高潮，最着名的就是爆发在黔东北地区的规模较大的红、白、黄号军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