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时（凌晨三点到凌晨五点）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对是不是去报案仍然非常犹豫。在我儿子的启发下，我对自己上当受骗的事实已经确信无疑。这种确信是我这一整天来心理上的一个转折点。它首先根除了我的恐慌，因为它否定了关于我“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活动”的指控，恢复了我的名誉。我现在知道那指控不过是骗子的一种心理战术，或者说骗子设下的一个“局”；它也根除了我的疑惑，因为它让我知道装扮成顾警官的骗子根本就不会出现。我现在知道“顾警官”说下午三点钟要来找我不过是骗子的又一种心理战术：一方面它让我相信公安人员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它又将我钓在悬念之中，让我既恐惧又期盼，让我更有要将存款转移成功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是的，我儿子刚才说得很有道理：我现在才是真正“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我转到他们账号上去的是一笔高达六位数的存款。那对我当然是一笔“巨款”。我对犯罪分子的慷慨足以证明我“卷入”的深度。如果这笔“巨款”被他们用来从事犯罪活动，我当然要承担应有的惩罚。是的，真正的警察很可能马上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而他们来找我的目的可能就是要把我带走，让我在铁窗之后度过余生。我的“空巢”从此就完全“空”了，真“空”了。考虑到这一点，报案当然对我有利，因为它将证明我不是同案犯，而是受害者。可是我真的不想让另外的人知道我上当受骗的经过。这最特殊的一天是我一生中的奇耻大辱，是我永远的难言之隐。它一旦被公之于世，我与所有人的关系都会发生改变：我将不再是值得尊重的退休老师，我将不再是值得信赖的姐姐和母亲，我将不再是值得羡慕的同事和邻居……所有这些“值得”将会急剧贬值为“值得同情”。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份理财产品。而且很多人还会认为我活该，认为我不值得同情。谁能保证我不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呢？报纸上的巨大标题已经在我的脑海里翻转：“老教师遭遇大骗局”，“‘空巢’老人的‘泼水节’”，“一个电话与十万巨款”等等等等，我不想在被骗子羞辱了之后再被媒体羞辱，我不想被任何人认为“值得同情”或者“不值得同情”。
我需要克服这痛苦不堪的犹豫。我需要更多的鼓励和支持。我想到了小雷。她是我这些年来最有力的鼓励者和支持者。她的鼓励和支持让我经常忘记自己“空巢”老人的状况。没有小雷，我甚至可能都活不到今天。两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同时身体瘙痒无比，很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给小雷打去求救的电话，她马上就赶了过来，并且坚决果断地将我送到了医院（那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唯一的一次在天黑的时候出门）。在我的状况缓解下来之后，医生问我小雷是女儿还是儿媳妇。“哪里会有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得意地看着坐在我床边的小雷说。医生称赞小雷将我送院及时，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事实上，小雷在任何时候头脑都非常清晰，感情都非常真挚。她总是向着我，从来都不会让我有不好的感觉。我想到了她。我当然不能说是我自己被骗了，否则她马上就会赶过来，我太了解她了。我可以说被骗的是一个与我有关的人，比如我妹妹。我只是想听听她的意见，看看我妹妹到底要不要去报案。
向小雷咨询的想法让我有点兴奋。我坐起来，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我知道小雷是任何时候都不会关手机的人。她也总是告诉我，只要我有需要，可以在任何时候打电话给她。我兴奋地按下了小雷的号码。怎么回事？我再按了一次。怎么回事？……我一共按了五次，每次听到的都是同样的提示。小雷居然关了机。我只能“稍后再拨”。这是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从她的手机里听到关机的提示。
刚刚激起的兴奋又荡然无存了。我沮丧地放下话筒，沮丧地躺下。我有点不安，不知道小雷为什么会关机。当然，我不愿意去多想。我必须想清楚自己的问题：去报案，还是不去报案。如果去，它将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报案。我不知道它的过程会有多么复杂。我更不知道它到底会有什么后果。我儿子说得有道理，现在去比白天去好。我不想被熟人看到。我儿子刚才的话都很有道理。他面对危险的时候，总是比较冷静，好像从小就是这样。我女儿的情况正好相反。一点小事就可以让我女儿惊慌失措……现在想来，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
所有人都说我在儿子和女儿之间明显偏心。我承认。不过，我必须说明，这种偏心完全建立在性格和性情的基础之上，与性别毫无关系。我相信，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家长都会有这种偏心。我儿子性格沉稳、为人诚实，他的心里总是装着别人，他的眼睛里总是荡漾着温情。我每次生病他都体贴入微。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坐在煤油炉旁边为我煎熬中药时的那种无比认真的神情。那时候他还不到六岁吧。从小到大的每一个阶段，我儿子都给我带来过无数的骄傲。这与我女儿的情况完全相反。在公共场合下，我从来都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别人知道我是我儿子的母亲。可是我不记得有多少次了，我会因为我女儿的表现羞愧得唯恐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我一直想不通两个出自同一个子宫的孩子为什么在性格上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我自己怀孕期间遭受的折磨当然对我女儿的心理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但是，“灾变”肯定不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全部原因。
我儿子的变化或者说我儿子与我之间的隔膜完全是我的儿媳妇带来的。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那个对什么事情都要发表一通看法的女孩子。我觉得她一点都不踏实，一点都不会过日子。不会过日子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她甚至一点都不“想”过实实在在的日子。她满脑子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浅薄浮躁的想法。我尤其受不了她对国外生活顽固的向往。那种向往提早很多年就预告了我现在的“空巢”生活。那种向往让她的语言变得简单又刻薄。每次谈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丑恶的社会现象，她永远只有一句刻薄的评语：“中国真不是人呆的地方。”这也让我很不舒服。我也极为反感她当着我的面突然改用英语与我儿子交谈，好像有什么事情需要瞒着我。自从他们的关系明确之后，我儿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变得不关心人了，或者说变得只关心她了；他变得不愿意跟我说话了，或者说变得只愿意与她说话了。他对我和他父亲会有许多的抱怨。他甚至会抱怨我做的菜太咸或者太淡。他们是在我退休的那一年结婚的。结婚之后，他们在家里住了将近四年。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家的规模达到了它的极值，而我却经常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空灵。
现在想起来，我自己身体和心理上的许多问题都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暴露出来的。空荡荡的心理缠绕着沉甸甸的身体：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身与心之间的那种耗人的纠葛。最坏的结果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午出现：午休起来之后，我觉得有点无聊，去百货公司转了一圈。回来走到最后那个拐口，我突然感觉双腿发软，完全无法支撑沉重的身体。我一下子就瘫倒到了地上。一位正好从那里路过的邻居将我搀扶起来，用他的自行车将我推回到了家里。我直接走进卧室，在床上躺下。我迷茫地望着窗外越来越暗的天色，对自己的身体和未来都充满了忧虑。我丈夫正好在当天上午离开，到上海出差去了。我女儿也已经有两天没有回家了。她正在陪护一位因为失恋而自杀未遂的中学同学（我女儿好像就是从那以后对“所有的男人”都有了很坏的看法）。我盼望着我儿子和儿媳妇下班回家。我想他们也许会像我自己一样对我的身体状况充满了忧虑，甚至会坚持要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他们是一起回来的。回来之后，他们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儿子才出现在我的门口。他问我晚上家里是不是没有饭吃。“我有点不舒服。”我低声说。他应该能从我的口气里听出我为自己不能做晚饭的歉意。我儿子立刻转身走了，没再多说一句话。我听到他和我儿媳妇马上就一起出门了，当然应该是找晚饭吃去了。他们关门的声音让我感觉很凄凉。我闭上眼睛，想忘记那种凄凉的感觉。没有想到，我儿子认真为我熬药的样子会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如果倒退二十年，听到我说“有点不舒服”，我儿子一定会走近我的身边，问我是哪里不舒服。这“如果”带来了更为凄凉的感觉。时间是不会倒流的……我的眼眶湿了。我感觉“家”就像是一场骗局。
那骗局还要继续蚕食我的生活。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听到我儿子和儿媳妇回来了。他们还是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很快，我听到了从那里传出的“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新闻节目刚完，我儿子又出现在我的门口。他告诉我，他们这些天一直在外面找房子，下午刚看好了一处，明天就要搬出去住了。“明天？”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明天！”我儿子重复了一遍。从他沉稳的口气里，我能够感觉得到，搬走对他们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他们肯定为自己生活上的得失做过很仔细的“可行性研究”。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能说。不管这对我意味着多大的“失”，我只能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接受。我儿子转身的一刹那，我就强烈地感觉到了那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那是一股黑色的力。它将我一直带进了今天这生活的“空巢”。
第二天早上，我独自去医院做检查。医生不是太清楚我突然摔倒的原因。但是从验血的结果，他断定我患有糖尿病。他提醒我今后一定要节制饮食、加强锻炼，并且定期检查血糖的情况。我一直认为糖尿病是一种老年病。医生的诊断结果首先让我想到的是自己已经步入老年。我带着对生命淡淡的厌倦走出医院大门。我发现世界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糖尿病人眼中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老年人眼中的世界。这是四年前退休的那一天我都没有过的发现。
电话铃又响了，但是谢天谢地，它只响了两声就停了。我不想再接电话了。我需要尽快作出是否去报案的决定。我稍稍侧过脸去，瞥了一眼台灯旁的闹钟。本来，我只是想知道一下现在的时间。没有想到，这竟成了跨越时空的一瞥。闹钟上指针的位置用一种神奇的力量抓住了我，将我拖进了“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一个寒夜。那时候，我儿子六岁，我女儿三岁。那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要去单位开会。出门的时候，我会交代我儿子照顾好他妹妹。然后，我会从外面将门锁上。回家的时候，两个孩子一定都已经睡着了……只有那天晚上是一个例外。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发现我儿子抱着被子蜷缩在床和墙的夹角里。他说他妹妹已经睡着了，但是他自己睡不着。我摸了摸他的头，意识到他正在发烧。我喂了他一片退烧药，安慰他说睡一觉就好了。他很顺从地在我身边躺下。可是在半夜里，他推醒了我。他说他冷。我摸了摸他滚烫的身体。我意识到他比吃退烧药之前烧得更加厉害了。我马上起床，给他穿好衣服。我自己也迅速穿好了衣服。我告诉他，我要带他去医院。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是他心里还在想着别人。他的眼睛一直望着他熟睡的妹妹。我安慰他说她不会醒，留着她一个人在家里没有关系。我用我自己的一件旧棉袄裹紧了他，抱着他出了门。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喊醒了传达室的师傅。他为我打开学校大门的时候，骂骂咧咧地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知道他很不高兴。我对他连续说了几声对不起。然后，我尽全力往医院赶去。我完全感觉不到黑暗，我完全感觉不到寒冷，我完全感觉不到疲劳……但是，我儿子突然提出的一个问题让我感到了恐惧。我已经远远看到医院门口的红十字灯箱了。我也已经闻到了空气中稀薄的来苏尔的气味。我知道我儿子的高烧马上就会得到控制了。我没有想到，他会用梦呓般的声音问我一个六岁的孩子不该问的问题：“妈妈，我会死吗？”他的问题让我感到了恐惧。我竭尽全力抱紧了他，好像怕他虚弱的身体马上就会滑落到另外的世界。“不会的。”我说，“不会的。”他应该不知道他之前的那个孩子还没有满月就离开了人世。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不想让他的生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我不想死。”我儿子梦呓般的声音还在黑夜和寒冷中晃动，“妈妈，我不想死。”我竭尽全力地抱紧了他。我不会让他虚弱的身体滑落到另外的世界。
那次急性肺炎是我儿子到目前为止得过的唯一一场大病。他的体温让两位在急诊室值班的医生面面相觑。他们马上将他送进了急救室。他们一边准备注射的药剂，一边责备我太不负责，不应该这么晚才将孩子送来。“如果再晚一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位高个子的医生说。
现在想起来，那天医生在称赞小雷送院及时的时候说的也是同样的话。我觉得很内疚。尽管刚好避开了不堪设想的“后果”，我还是觉得很内疚。医生一共给我儿子注射了四针。在第三针和第四针之间，我瞥了一眼急救室墙上的挂钟，那上面指针的位置正好就是我刚才瞥见的闹钟上指针的位置。三十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是跨越时空的一瞥，也是命中注定的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