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想起了那一天在我们的楼下拦住我的那个年轻人。他穿着皱巴巴的白大褂。他的普通话带着很奇怪的口音，我根本就听不懂。他说了一大通之后，强行对我进行了免费检查。他将一支“电子探测器”贴近我的假牙。根据它上面显示的数据，年轻人说，我的假牙需要更新了。他掏出一张名片，在反面写下了日期和时间。然后，他将名片和一张优惠卡递给我。他说他已经为我预约了最好的专家。他又说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在他们牙科中心配制假牙可以享受六五折的优惠。他为我预约的日期还没有到，我就从报纸上看到了那家牙科中心被查封的报道。报道中提到，他们的进口假牙全部是出自国内无牌乡镇企业的假冒伪劣产品，使用的材料对人体有极大的危害。我记得同样被那个年轻人强行免费检查过的老范也读到了那篇报道。他调侃说：“现在连假的东西都有假了，真的东西还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过去我们总是用“史无前例”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称得上是“史无前例”。我感叹说，这种什么都“假”的时代根本就不适合老年人生活。而老范笑了笑，说：“其实可能任何时代都不适合老年人生活。”他的这句好像是开玩笑一样的话让我好几天都不大舒服。
卯时（凌晨五点到上午七点）
我急着想回到“空巢”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急着想换裤子。刚才的小便失禁不仅让我非常痛苦，也让我很不舒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三次小便失禁。我的第一次小便失禁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我在家乡的中学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那一天，我肚子拉得很厉害，本来应该在家里休息，但是，我不想耽误了关于《赤壁赋》的最后一次课，坚持去了学校。而事实上在教室里，我根本就不可能集中注意力，因为我的大肠一直在发出奇怪的声音。突然，老师叫到了我的名字，他要我站起来背诵课文。我站起来其实都非常费力，但是我坚持站了起来。我不想让同学们知道我身体的状况。不过，我的状况影响了我的背诵。背到“侣鱼虾而友麋鹿”我就卡住了。在老师的提示下，我总算想起了随后的一句，但是再往后我就再也想不起来了。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小便失禁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担心，紧张会让我拉稀，那会让满教室立刻就弥漫着恶臭。好在失禁的只是小便。我仍然觉得非常丢脸，因为诗句没有出来，而尿水却湿透了我的裤裆。老师让我坐下之后，我更加觉得难受，不仅因为我更强烈地感到了裤子的湿热，还因为我从课本上看到了后面的两句：“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曾经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句子啊，怎么突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的第二次小便失禁发生在那次我们学校的书记找我谈话之前。当时我正在教研室里备课，好像是备关于“质变量变规律”的课。学校政工科的科长来到了我的身旁，通知我马上跟他去书记办公室。他说书记要找我谈话。他严肃的表情让我马上就想起了我丈夫单位的领导与我谈话的内容。我的身体猛地哆嗦了一下。我的裤裆里顿时就有了黏黏糊糊的感觉。幸亏我当时穿着很厚的裤子，尿水并没有透出来。我跟着政工科长直接去了办公室。在谈话过程中，我的双手始终垫在屁股底下。我担心尿水会慢慢透到裤子的外面来。义正辞严的书记没有看出我的异常。她要求我尽快与我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否则我可能会像那些“右派分子”一样，被从讲台上拉下来。我的这位极左的领导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也挨了整。八十年代的后期，她投奔她的儿子在纽约定居了。我女儿有一次还在唐人街的一家餐馆遇见过她。据说，她在去纽约之后不久就信了教，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的这种转变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一个那样顽固的共产党员怎么会变成一个那样虔诚的基督徒？后来还是老范的解释消除了我的疑惑。那一天不知怎么与老范谈起了我这位领导的转变和我的疑惑。老范的解释非常简洁。他笑着说：“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是相通的。”
我刚解开裤子，电话铃又响了。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接起电话。不出我的所料，是我儿子的电话。他说他刚才来过一次电话，因为我没有接，他估计我是去派出所报案去了。我说我的确是去了派出所，但是我没有报案。“为什么？”他问。我说我遇上了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情，但是我不能马上跟他说，我让他十分钟之后再打过来。
我不好意说实话，我撒谎说我急着要上洗手间。
在洗手间里脱掉裤子之后，我的确感到了大肠部位的一阵异动。这让我万分欣喜。从昨天中午去银行转账以来没完没了的风波让我将便秘的事都差不多忘了。已经三天了，不能再拖了。我马上坐到了马桶上。我提醒自己不要分散注意力，要将全部的意念都集中在自己的肠道上。可是，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我的大肠却变得越来越安静了。这是怎么回事？就在我又要开始对自己绝望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我冲到卧室里抓起子机的话筒，又冲进洗手间在马桶上坐下。当然是我儿子的电话。他问我上完洗手间没有。我说还没有上完，不过我现在可以跟他说话了。然后，我想从头开始回顾报案的经过。但是，我儿子很快就没有兴趣了。他打断了我的话。他要我告诉他遇到了什么“非常可疑的事情”。
我稍稍沉默了一下。然后，我用恐惧的语气说：“接待我的居然是顾警官。”
“你说什么？！”我儿子吃惊地说。
“接待我的居然是顾警官。”我用恐惧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我说的话。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问。
“他亲口告诉我的啊！”我说。
“这怎么可能？！”我儿子说。
“我也说不可能。”我说，“可是他说他爷爷就姓顾，他爸爸也姓顾……”
我儿子显然松了一大口气。他打断了我的话。“那他自己当然也姓顾了。”他说，“不过，他不是‘顾警官’。”
“他亲口告诉我大家都叫他‘顾警官’。”我说。
“大家叫他‘顾警官’是因为他姓顾。”我儿子说，“他不是骗你的那个‘顾警官’。骗你的那个‘顾警官’很可能根本就不姓顾。”
我被我儿子的话搅糊涂了。
“你现在真是糊涂了。”我儿子说。
他的这句话让我很不高兴。“我本来是不糊涂的。”我说，“我是被你搅糊涂的。”
“你赶快去报案吧。”我儿子不耐烦地说，“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我怎么敢向顾警官报顾警官的案？！”我说。
“你现在真是糊涂了。”我儿子说，“世界上难道只有一个顾警官吗？！”
“世界上有多少顾警官跟我没有关系，”我说，“但是如果他就是那个真的顾警官，问题就大了。”
“那个顾警官就不是真的。”我儿子说。他显得更加不耐烦了。
我不明白我儿子为什么就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好吧，”我改口说，“如果他就是那个假的顾警官，问题就大了。”
“一个坐在派出所里接待群众报案的警官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儿子大声说。他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不要忘了顾警官说过银行里都有‘内鬼’。”我说，“你敢保证派出所里就没有‘内鬼’吗？”
我儿子被我的话惹急了。“你怎么还在相信那个骗子说的话？！”他大声说，“你真是已经被他们骗糊涂了。”
我不想让他用我上当受骗的事来羞辱我。“我是被你搅糊涂的。”我说。
我儿子说他不想跟我再这么胡搅蛮缠了。“你马上去报案。”他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没有那么糊涂。”我说，“我不会去。”
我儿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你已经被他们骗出精神病来了。”他说，“这是我最担心的结果。这是真正的损失。”
“精神病？你不要胡说。”我说，“我感觉自己很正常。”
“很少有精神病患者觉得自己不正常。”我儿子说，“我觉得你已经被他们吓出问题来了。”
我儿子的话又将我推到了巨大的恐慌之中。我的身心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不想再有新的病，尤其是我自己感觉不到的病。“你不要再吓我了。”我用虚弱的声音说。
“你赶快去报案。”我儿子说，“报案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报完案你就解放了。”
我沉默了一下说：“那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我在那里感觉到的羞辱放大了我因为上当受骗而蒙受的羞辱。那不是解放，那是更深的囚禁。
我没想到我儿子这时候会对我实施冷酷无情的“经济制裁”。他说他正在准备给他妹妹转钱，如果我不马上去报案，他就会马上停止。“你到底去不去？”他逼着我回答。
我非常伤心。我当然不能让他停止他的经济援助，但是我不想再去蒙受那样的羞辱。“那真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我绝望地说着，挂断了电话。
这时候，一阵咳嗽声打破了“空巢”里短暂的寂静。我抬起头来。晨光已经渗进了客厅。我母亲又坐在了沙发上。“没有你不应该去的地方。”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不应该去的地方。”
“那真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我绝望地说。
“从前你也把‘家’当成你不应该去的地方。”我母亲说。
我没有想到她会用我自己的话将我带到让我难堪的话题上。我有点不知所措。
“你差不多三十年没有回去过。”我母亲说。
“二十七年。”我说。
“不到八十公里的距离。”我母亲说。
“八十五公里。”我说。
“你却不愿意回去。”我母亲说。
“不是我不愿意。”我说。
“你说你怕。”我母亲说，“可是你怕什么？”
“……”
“你好像是怕那里的空气会弄脏了你的身体。”我母亲说。
“……”
“那里发生的事情你都不知道：扫地出门，大炼钢铁，还有接下来的苦日子……”我母亲说，“我们都不敢告诉你。”
“这些我都知道。”我说。
“我是说你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经历的，‘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我母亲说。她将“我们”发得很重，好像是想再一次切断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不敢为自己辩解。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那时候深陷在历史与个人荒谬的矛盾之中：我自己跟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时代在往上走，而我的剥削阶级家庭却因为那个新时代的到来在往下沉。过去的阴影在威胁着我的前途。终极的绝望在威胁着我的希望。我同样充满了恐慌，同样充满了疑惑。
“也许你根本就不想知道。”我母亲说，“或者你不敢知道。”
“我都知道。”我说。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我母亲说，“报纸、广播、文件……”
“……”
“报纸上的话都是假话。你疯舅舅早就告诉过你了。”我母亲说着，又咳嗽了两声。她的情绪非常激动。“那时候你才三岁。”她接着说，“你疯舅舅就已经告诉你了。”
“那是疯话。”我说。
“疯子不会骗人。”我母亲说，“疯子说的一定是真话。”
我母亲的话让我非常绝望。疯子不会给我打来电话，给我打来电话的是假冒成公安人员的骗子。
“我不是责备你。”我母亲说，“我不会责备你。”
“……”
“但是你父亲一直在责备你。”我母亲接着说。
我知道她又会要提到我那封“绝情的信”。我不愿意她再提到。
“我没有读过那封信。”我母亲说，“我甚至都没有问过你父亲，你在信里写了什么。”
“我说过那不是我自己想写的信。”我说。
“你父亲的反应已经告诉了我信的内容。”我母亲说。
“那不是我自己想写的信。”我说。
“但那就是你自己写的信。”我母亲说。
“……”
“那天半夜，你父亲突然抱着我痛哭起来。”我母亲说，“你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冷漠的人啊，好像任何事都不会让他动感情。他居然会那么动情地抱着我哭，哭得那么久，哭得那么惨。你可以想象你的信给他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我当然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多么冷漠的人。他不仅从来都没有在我面前哭过，甚至也几乎没有在我面前笑过。他总是皱着眉头，好像自己面对着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在我的生活中，他就像是一个陌生人。不知道为什么，从刚懂事的时候开始，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就经常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我想我生活中的这个陌生人将来会出家去当和尚。我最要好的那两个朋友都是在父亲的溺爱中长大的。她们谈论父亲时的语言和表情都让我羡慕无比。我对父爱唯一的体验发生在刚进高中那一年。那一天中午快放学的时候，校长到教室里来告诉我，有人在学校的门口等我。那是我父亲。他说他正好到城里来办事，顺便来看看我。他说他要带我出去吃饭。他说他已经为我向校长请过假了。我父亲带我去了学校外面那条小街上最好的餐馆。他为我点了我最爱吃的姜片子鸡和爆炒猪肚。我从来没有单独与父亲一起吃过饭，我的感觉很奇特。我父亲问起了我们学校的情况和我自己学习的情况。他甚至问起了我将来有什么打算。那是一次非常温馨的交谈，那也是我与我父亲之间唯一的一次可以称得上是“交谈”的交谈。吃过饭之后，我父亲还一定要带我去小街尽头左拐出去不远的那家百货商店。那是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他说他要为我去买袜子。他说我上次回家的时候，他看到我的所有袜子都有点破了。我玩笑着告诉他，我右脚的大拇指好像长得特别快，所以我的袜子很容易破。我记得听到我的这种说法，我父亲露出了笑脸。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体验到了父爱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