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卧室，穿上了干净的裤子。刚才在顾警官面前小便失禁的感觉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整个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依然是那样清晰……这本身就是“从来都不会发生的”怪事。我的记忆力从来就没有让我骄傲过。而大概是被查出糖尿病前后的那段时间里，记忆力的衰退更是非常明显。医生说对我“这个年纪的人”那十分正常。我知道我已经是“老年人”了，在公共汽车上已经有很多人会主动给我让座位了，但是她使用的限定条件还是让我无法接受，让我十分恐慌。我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慢慢习惯用对我“这个年纪的人”一类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生理状况。那位左翼青年的《空巢歌》里说“记忆是空巢”，这真成了我的“空巢”生活的一种写照。不记得三分钟之前读过的文章的内容，不记得五分钟之前买过的东西的价钱，这对我都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了。想想我每天要为找眼镜花费多少时间吧……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我必须借助许多的辅助记忆手段。比如吃药这件事吧，不借助我用来做冰块的那个塑料模具，我就很容易漏吃、多吃甚至吃错。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按时间的次序将第二天要吃的药在模具的小格中放好……但是，我却能记得这最特殊的一天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事情，从假顾警官之前的那个骗子报出我名字引起的恐慌到真顾警官报出他称呼引起的小便失禁，最后直到我母亲的第四次显现……这记忆的奇迹让我惊叹又让我不安。这是心理的奇迹还是身体的奇迹？自从知道自己“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之后，我的心理和身体状况都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我就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就“有点不太对劲了”。我就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所有的人都察觉到了这一点。而我自己的“直接经验”当然更加栩栩如生。我记得接踵而至的全部细节和全部感受……如此真切的记忆，如此清晰的记忆，如此不可思议的记忆。我想，受骗也许是一种药，一种防止老年痴呆的特效药。这特效令我惊叹又不安。
我母亲也经常向我抱怨自己的记忆，她说那些不该忘记的事情她统统都会忘记，而那些不该记得的事情她却总是记得很清楚。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它提醒我，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其实是“不该记得的”。这是我在准备写今天（应该说是“昨天”）的日记的时候也想到过的。为了尽快走出阴影，我应该忘记这一整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按照我儿子的意思，这正好就是报案的目的。可是，报案本身却需要我的记忆，并且会强化我的记忆。这是令我痛苦的矛盾。我真的不愿意再走进那间龌龊不堪的接待室，那真的是我不应该去的地方，但是我承受不起我儿子威胁要施加的“经济制裁”。这同样是令我痛苦的矛盾。
我拿着报案单坐到了书桌旁。我意识到真切和清晰的记忆反而增加了填写报案单的难度。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报案单上写出全部的细节。我必须对案情做出合理的筛选，就像一个作家筛选自己的素材一样：转账的金额当然必须准确；绝密账号的细节当然必须详尽；至于骗子的心理战术和我自己的愚蠢反应，我决定不多写甚至不写。而报案单最不真实的地方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顾警官”三个字。为了不让真的顾警官产生联想，我用“骗子”代替了假的顾警官。
我刚开始填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浅浅的睡意。随着案情的不断深入，我的睡意变得越来越浓。到报案单完全填好之后，我的眼睛已经完全睁不开了。我顺势趴到书桌上，想稍微迷糊一下。没有想到，我很快就沉入了嘈杂无比的梦境。
那是一个巨大的集会。上百万的集会群众包围着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深蓝色的舞台。舞台上站着上百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轮流走到音量惊人的麦克风前面，讲述自己被诈骗的经历。他们所有人的经历都比我的要更荒诞和悲惨。我是最后一位发言者。当我走近麦克风的时候，集会的气氛已经到了群情激奋的程度。我的声音完全被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淹没了。我知道我自己的经历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我激动地望着无边无际的人群。突然，六十多年前的狂喜又从我内心的最深处喷薄出来。那是我的一生中只出现过一次的狂喜。那是“初夜”的狂喜。那是决定献身的狂喜。那是获得解放的狂喜……我望着无边无际的人海，我感觉我们深蓝色的舞台就像是象征着解放的灯塔。我握紧了麦克风，领着全体集会者以同样的节拍喊出了我们的口号：救救老人！救救老人！救救老人！救救老人！救救老人！……
我被那震耳欲聋的声音惊醒了。我将已经流到嘴边的口水缩回到嘴里。我站起来，走出书房。零乱的餐桌又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反感。我一边叹气，一边将碗筷收进厨房。然后，我打开冰箱，犹豫早餐应该吃点什么。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我想肯定是我女儿，实际上却是我妹妹。“你睡好了吗？”我妹妹问。我说我刚刚才睡了一下，还做了一个梦。“我也做了一个梦。”我妹妹说，“我梦见了主。”而我告诉她，我梦见的是人，很多人。“主穿着唐装，站在我们家过去的橘园里。”我妹妹说。“他怎么有点像后现代的国家元首？！”我调侃说。我觉得那种时髦的装束很滑稽。“他告诉我，你已经向他忏悔了。”我妹妹说。我心里揪紧了一下，她的意思是不是我已经承认自己上当受骗的事实？“这是真的吗？”我妹妹问。我稍稍迟疑了一下，还是用调侃的口气说：“你难道不相信他？！”我妹妹显然不高兴我的这种回应：“我是不相信你。”她说。我笑了笑，说：“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妹妹说她已经听出来了。她说她很高兴我能够好起来。然后，她提醒我不要忘了尽快试一试她为我网购的“老年保健内裤”。我说我会的。
辰时（上午七点到上午九点）
我的胃又不舒服了，我的胃又极不舒服了……我想吐。我冲进洗手间，在马桶前俯下身，想试着看能不能吐出来。我什么也没有吐出来。我现在只要稍微吃急一点，胃就会不舒服，甚至极不舒服。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我总是向人吹嘘自己有一个特殊的胃。以前我什么都能吃：冷的热的、生的熟的、荤的素的、硬的软的、洋的土的……而且我总是吃得很快，从来都不细嚼慢咽。我母亲非常看不惯我这一点。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只要她坐在我身边吃饭，她总是会提醒我“细嚼慢咽”。糖尿病被查出来之后，我必须开始节制饮食。这种节制肯定对我的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它变得非常娇嫩了，就好像是一个早产儿的胃。只要食物稍微冷一点、稍微硬一点、稍微油一点……只要我稍微吃得急一点，我的胃马上就会有激烈的反应。刚才我就吃得很急，因为我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早餐上。我在想报案的时候，顾警官会问我一些什么问题。而且我又接到了一次我女儿的电话。她问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去银行了。我急急忙忙咽下了嘴里的那一口面包。“钱已经转到你的账上了。”我说。“怎么回事？”我女儿问。“你不要管怎么回事。”我说，“钱到你的账上就好了。”没有想到我女儿会继续羞辱我。“你还是有点不太对劲。”她说。她的话气得我什么都不想再说了。
也有可能是牛奶的问题。在好几家奶制品公司往鲜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消息被媒体曝光之后，我就没有再买过鲜奶了。冰箱里的这两盒是小雷上次来看我的时候带给我的。我在撕开纸盒之前，留意了一下到期的日期，正好是昨天。我的昨天就是我的今天，或者说我现在仍然生活在昨天。我自然没有过期的强烈感觉。更何况在我的生活中，食品是否还能食用的最终裁定者从来都不是印在包装上的日期，而是我的眼力和嗅觉。我的眼力已经远不如从前那么精准了，我的嗅觉也已经远不如从前那么灵敏了，但是我始终维护它们的绝对权威，维护它们的“终身制”。我撕开纸盒之后，先看了看，觉得没有什么异样，再闻一闻，也觉得没有什么异味，当然就没有舍得将它们倒掉。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道德”。我从来都很节约，从来都不会随便扔东西（从这一点上，没有人能够看出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是这样。我们牢记着“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教导。“节约”是我们的美德。说起这一点，我又会想起我与我女儿之间的许多冲突。她对我的“节约”不仅说过很难听的话，也做过很粗暴的事。她经常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将我舍不得随便扔掉的旧东西（如旧瓶子、旧衣服、旧报纸等等）扔掉。这也是我绝对不会将自己被诈骗的事情告诉她的原因之一。如果知道我这个连洗脸水都不舍得浪费（都要留下来冲马桶）的人，一口气将六位数的存款转给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骗子，她会说一些什么难听的话？她会说我“大方”，会说我“慷慨”，会说我“革命”……“你‘节约’的目的原来真是为了‘闹革命’啊。”她会用我牢记在心的语录羞辱我。
我不仅没有将已经过期的牛奶倒掉，而且还将两盒都喝掉了。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后悔自己刚才的“节约”。现在好了，我突然想，我现在是上不吐下不泻，这显然是比“上吐下泻”更严重的病态。我沮丧地坐到沙发上，一边轻轻按压着胃部，一边读着刚填写好的报案单。全部读下来，我只发现漏掉了五个并不是很重要的字。我马上将那五个字补上。然后，我想重新再读一遍我写出的经过。但是只读了两句，我突然又感到了一阵揪心的恐慌，好像自己陷入了另一场骗局：案情的经过我都写出来了，而且写得非常清楚，但是从这些文字里，我却丝毫感觉不到自己亲身经历时的情绪，那些复杂、矛盾和强烈的情绪。我已经不再是亲历者，而只是旁观者；我已经不再是情绪波动的主体，而只是条理清晰的客体。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经历与自己对经历的叙述之间的距离。天啊，这由我自己独立完成的骗局与由顾警官设计操纵的骗局之间有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它们都与“词”有关，它们都是语言的骗局……语言，语言，我们赖以生存的语言可能就是一切骗局的根源……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再往下想，我就会彻底失去往前走的勇气。
胃部的不适稍稍缓解之后，我就出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刮起的微弱的北风减轻了空气中雾霾的程度。我的感觉比凌晨那一趟出门时要好多了。走过小区儿童游乐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高中化学老师在关于“空气”的课上说过的话。他说，空气不是“空”的气。我和我的那两位好朋友都觉得这种说法很有意思。那天下课之后，我们一起跑到操场上，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呼吸……可是，我们都没有能够闻出空气的“不空”来。我们都非常失望。六十多年过去了，那纯真的场面却依然那么纯真。我的眼眶突然湿了。幸亏我的那两位好朋友都已经不在人世，我伤心地想，否则她们会更加失望，因为空气的“不空”现在用眼睛都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
在小区的门口，我看见老范提着刚买的早点回来。他在我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我举起手往前指了指，示意我要急着去办事，不能停下来跟他说话。但是走过几步之后，我突然想起了昨天晚上收到的那封信。我马上停下来，转身叫住了老范。老范也马上转过身，朝我走了过来。“谢谢。”我说。老范当然知道我谢谢的是什么。他摆了摆手，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做出了要转身的姿势。“你今天的气色好多了。”老范说。这也许就是他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的原因？“谢谢。”我说着，转身走了。
走着走着，我想起了老范跟我说过的他一生中最特殊的经历：他曾经上到过纽约世贸大厦的顶层，而且是在“九一一”的前一天下午。他说与那次经历有关的两个场面改变了他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他说从顶层的窗口往下看，地面上的行人就像是蚂蚁一样。他说那种场面让他马上就意识到了生命的卑微以及自己过去几十年生活的荒谬；而第二天早上，他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场面更是给了他空前绝后的冲击。他说他马上就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以及全部人类历史的荒谬。老范说，“九一一”成了他的解放日。他说他从此挣脱了所有的成见和迷执，成了一个自由人（其实我知道他并不是彻底的自由人，因为他还是怕老婆。而且我觉得“九一一”让他对坐飞机产生了恐惧，那或许就是他不肯再去美国的“真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