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中央领导人的舆论观点的研究是个热点
作为舆论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对革命导师和党的领袖的舆论思想和舆论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邓小平的舆论宣传思想和江泽民新闻舆论的论述也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今天，研究邓小平舆论思想具有了现实的指导意义。彭朝丞的《坚持党性原则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郭超人的《自觉坚持新闻宣传的正确导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学习笔记》、陈廉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根本途径：试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新闻工作者的头脑》等文章，根据《邓小平文选》中有关“增强党性”和新闻宣传的讲话，认为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认为，新闻舆论要以政治稳定的大局为重，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做好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宣传，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引导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反对“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
江泽民同志是领导人当中对新闻舆论问题发表讲话最多的一位。同时，作为邓小平舆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江泽民的舆论思想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研究者对其给予了更大的关注。江泽民同志的“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的论述，振聋发聩，令人警醒和感奋，从《文汇报》1996年10月5日发表《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学习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开始，有王秋和在《新闻与写作》（1996年第11期）发表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南：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的重要讲话》、王毓文在《记者摇篮》（1997年第2期）发表的《深刻认识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等等，可谓不胜枚举。舆论研究界对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新发展”。这一时期对江泽民舆论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时的讲话展开，研究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宣传和发扬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舆论宣传的思想，以党中央的精神去更好地指导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
5.高校研究者的学术性探讨
我国舆论学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与发展，始终离不开各高校研究者的努力。他们作为一支主要的研究力量，不断拓展着舆论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进中国舆论学的建立和完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力丹。
从舆论论文的发表数量来看，陈力丹被1993~1998年《中文社科报刊篇名索引》中收录的论文有12篇之多。在这12篇文章中，陈力丹在《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4期）发表的《理斯曼的三种引导类型及对舆论导向的启示》、在《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发表的《媒介对舆论的社会控制机制：沉默的螺旋》、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发表的《论舆论形成研究的不同学科视角》等文章，侧重对国外舆论理论的引进和介绍，这对处在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的我国舆论学具有开阔视野，拓展研究领域的积极意义。其次，陈力丹对大众媒介和舆论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关注。如在《理论界》（1998年第1期）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舆论中的地位》提出了大众媒介是现代舆论的重要载体，认为媒介是自为的传播机构，它在与自在的舆论的互动中，多数情况下占据着主要地位；它对舆论的选择性报道和评价可能造成舆论的扩展或衰退，以至舆论的形成似乎主要呈“自上而下”（媒介的“点”对公众的“面”）的状态；媒介对舆论存在着间接的但又很大的影响力。在《新闻大学》1998年(春季号) 发表的《论针对我国当代舆论特征的媒介引导》以“市场经济之初大众媒介的误导”、“扩大正面舆论，展示积极、实在的生活目标”、“适度社会动员，强调风险、责任”、“提供更多的社会沟通机会，适当聚合舆论”的论题探讨了适合我国当代舆论特征的舆论引导方法。最后，陈力丹对消费舆论进行了关注，如在《现代传播》1997年第3期发表的《当代大众文化消费与舆论引导 》、《广播电视研究》（1998年第1期）发表的《消费舆论导向研究》，对消费舆论的文化及导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刘建明对舆论的研究成果，除了表现在舆论著作方面外，论文方面也比其他舆论研究者略胜一筹。刘建明在《新闻出版导刊》（1995年第6期）发表的《走出舆论引导的误区》，从“服务对象的错位”、“新闻内涵的扭曲”等角度分析了当时新闻舆论的误导，呼吁少一点浮躁和大轰大嗡，多一些思索和冷静。这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舆论研究学者对社会现状的一种观照。刘建明其他的论文，如在《民意(北京)》（1997年第2期）发表的《理性舆论中的理论导向 》、在《声屏世界》（1997年第8期）发表的《新闻媒介的舆论触觉和舆论导向》、在《同舟共进》（1998年第4期）发表的《“舆论一律”的历史反思》等，也是对舆论引导、新闻舆论导向的现实和历史的反思。
陈力丹、刘建明的舆论研究论文可以说是代表高校和新闻研究机构的。他们的论文学术性强，如陈力丹在《新闻大学》（1997年秋季号）发表的《从舆论导向视角看舆论的基本要素 》、在《声屏世界》（1998年第2期）发表的《谈谈四个影响舆论的宏观因素》，刘建明在《民意》（1996年第6期）发表的《舆论的流量、布量与舆论系数 》等论文，比起上面谈及的学习性论文，理论方面更为突出，观点也较为深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和新闻研究机构对舆论的研究和思考。
6.传播学理论及大众传播媒介在舆论研究中的凸现
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日益发展和巩固，舆论研究者开始以传播学理论为依托，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考察传播与舆论的关系及传播对舆论的影响，传播学、大众传播、传播媒介、受众等成为舆论研究文章中常见的词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童兵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发表的《新闻信息传播与舆论定势的互动》，这篇文章从传播学角度对新闻信息的传播者、接受者、调控者三者提出应该“建立更多的价值共识”的观点。车英在《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6期）发表的《论大众传播与舆论监督的应有功能》一文，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着重阐述了如何处理及如何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如何建立高层次的舆论监督体系的问题。其他的，如郭庆光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的《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社会控制：从“沉默的螺旋”假说谈起》、李广增在《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发表的《论新闻传播在舆论形成中的主导作用》，都是建立在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对舆论进行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舆论学是传播学研究的领域之一。随着我国舆论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舆论学研究越来越需要有传播学理论来支持，传播学将在舆论学研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现代高新技术的加速发展，它不仅为新闻传播技术手段的更新提供了无限可能性，而且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媒介、文化传统、社会和社会中的人。现代新闻舆论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出巨大的力量。舆论研究者开始对媒介舆论的影响进行较为广泛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力丹在《新闻大学》（1998年春季号）发表的《论针对我国当代舆论特征的媒介引导》、刘建明在《声屏世界》（1997年第8期）发表的《新闻媒介的舆论触觉和舆论导向》、张金良在《学习月刊(济南)》（1997年第7期）发表的《对新闻媒介强化引导舆论的思考》、刘民安在《新疆新闻界》（1993年第3期）发表的《进行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介的重要职能》、陈力丹在《理论界》（1998年第1期）发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舆论中的地位》等。
三、舆论研究论文的评价
1993~1998年是舆论研究论文兴起的时段，这六年来《中文社科报刊篇名索引》中收录的有关舆论研究的文章，基本上可以反映出80年代以来舆论研究论文的状况。可以说，舆论研究是在不断进步的。舆论研究队伍，包括高校、新闻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对现实实践中的舆论问题进行着自己的思索，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舆论学进行着自己的努力。他们发表的舆论研究论文数量的繁多，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其中也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论文，应该说在舆论研究的质上也是有所突破的。
但我国的舆论学研究还处在创建、引进阶段，舆论研究论文也脱不了这个阶段的特征。通过以上的分析评价，我们可以发现近几年来舆论研究论文的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1993~1998年《中文社科报刊篇名索引》收录的舆论研究论文来看，总体上的论文质量不是很高，高校和新闻研究机构的研究队伍及研究力度不够强大。相对于舆论的重要性，舆论学研究队伍及其研究成果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舆论学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是政府部门、新闻单位工作人员发表的大多数舆论研究文章，政治性过强，而且这些文章占了1993~1998年《中文社科报刊篇名索引》收录的舆论研究论文的百分之七八十。这是因为1996年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发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成了党对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政府部门、新闻单位工作人员要符合这一要求，面临着不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问题。政府部门、新闻单位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学习性、表态性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能紧扣现实，是在实践过程中的有感而发，许多文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但也有不少文章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性，空洞说教。
三是高校和新闻机构研究人员的研究论文中，有的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探索，有的引进、介绍国外舆论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有的对舆论学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总体上理论性强，充满学术性，是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学”研究的论文，在我国的舆论学创建中更具理论价值。但是与政府机关、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研究论文相比，这部分论文中一些文章泛泛而谈，就理论谈理论，空对空，有脱离中国国情之嫌。
四是缺乏舆论学的量化研究。舆论测量是运用数理的方法把握社会意识的质的规定性，是把对社会动向的认识建立在科学基石上的重要环节。而从1993年以来，建立在舆论测量基础上进行的量化性的、实证性的舆论研究不多，舆论测量、民意测验方面的论文也很少，这不能不说是舆论学研究中的缺陷之一。
总之，舆论研究论文从总体上脱不掉我国舆论学处于创立开拓期、引进消化期的特点，它们是不够成熟的，但它们是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仿佛步履蹒跚的孩童，终将茁壮成长为朝气蓬勃的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