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性格特点有人撰文分析说：“蒋介石当年之所以充当杀手，和他的性格、教育环境及其交游有重大的关系。”关于蒋氏的个人性格，据他自己的描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放嬉跳跃”，常遭“刀棒之伤”，他的老师毛思诚也记述说，蒋在学堂常“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个性粗鲁，动辄拳打脚踢”，“如果有人反抗他，他是不惜以拳力支持其领导权的”。他的这种暴戾性格，直到成年以后并无太大变化，正如蒋介石自己在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一封信中自承的那样：“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至今不惟皮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特征，加上后来他所受到的“粗浅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对德国“铁血主义”的崇拜、混迹上海滩时受陈其美等人帮会作风之影响，终而形成他的“上海滩”帮会流氓的心态倾向，而这种心态中的狂暴、褊狭、蛮干以及严密组织、注重情报搜集、以效忠个人为中心等成分，是直接导致他后来组织、使用特工机构的思想根源。
蒋介石对特务的要求
蒋介石曾于1935年1月1日在杭州对调查统计局特务人员公开发表过一篇训词，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这篇讲话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去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地服从主管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绝对服从主管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
蒋介石的这番讲话充分体现了他对特务组织的定性与认识，即特务组织是其“耳目与工具”，并且是要完全俯首听命的“御用奴才”，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来，蒋介石对特务的评价也不高。慑于内外压力，蒋对特务是既要用之而又要限制，把他们培养成百分之百唯命是从的打手与奴才，这一点是无疑的。
第四节蒋介石组建特务组织的历史原因
出访苏俄的负面效应
1916年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蒋介石奉命赴山东，出任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虽工作负责，但仍因“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事则往往偏执一见，无他人置喙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众不能忍，群向孙先生告发。”尽管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暴躁性格有过严厉批评并曾加以规劝：“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员之重大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但蒋的这种性格是不可能骤然改变的。最后仍是“不得已，乃悄然离去”。
蒋介石这一去便到了上海，在交易所从事股票投机生意，同时参与东南党务与军事工作。
1918年3月12日，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召离沪赴粤，正式进入革命大本营。其后他又因时常与孙中山等人的意见相左而闹情绪，往返于沪粤之间。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事发之时，他受孙中山召唤，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取得了孙的信任与器重。从此孙蒋关系由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渐渐发展为亲信关系，蒋介石由此取得了进入国民党最高领导阶层的资本。
孙中山与苏俄合作，实行联共政策，于1923年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任命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并对他表示出很大的信任。代表团团员有中共主要干部张太雷以及沈玄庐、王登云等人，他们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于11月29日回国。
孙中山派蒋介石访苏的意图，是要他学习苏联建党治国的经验，回国后推进国共合作与北伐大业。但蒋介石在苏联经过与其领导人的会谈及考察，反而对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意图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与反感情绪。他回国后在致廖仲恺的一封信中写道：“以弟观察，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主流，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望我成功者也……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不为郑重，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但蒋介石的苏俄之行亦有一大收获，他没有说，却有旁证可引，这就是他对苏联“格别乌”（КГБ即克格勃）情报特工机构的发达及其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其镇压反对派的效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决意效仿之。
国民党两大特工组织之一——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的创始人陈立夫曾在多年后回忆说：“蒋公曾去苏联，知道该国政治之运用甚详，而其调统组织之严密，实为安定内部之主要因素，因此十六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之下，组织成立调查科。”这样看来，蒋介石成立特工组织的设想，也是因为受了苏联经验的启发。
对德意法西斯特务政治的欣赏与效仿
孙中山去世后，继之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在对外方针上有他自己的一套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末，蒋介石认为，未来中国之外患，一是苏俄；一是日本。两者相比，苏俄的威胁更是首位。因此，当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在逐步掌握国民党统治权力的同时，便有计划地开始疏远苏联，首先是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中共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力量，而后又公然反对坚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发动清党，对俄绝交。
1927年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断绝邦交令，中苏关系降到历史最低点。
对苏绝交之后，蒋介石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后留下的空缺，在英美对华持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德国却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失去了列强的地位，沦为中国的平等伙伴，而其国家工业、科技人才实力基础尚存，因此被蒋介石看中，加上他对德意法西斯强权的崇拜，更坚定了他引进德国力量改造中国的决心，于是他便开始了积极的联德工作。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当时亦正为中国知识界所推崇，认为它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蒋介石曾对其即将赴德留学的次子蒋纬国说：“中国应该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唯一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养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蒋介石还曾进一步明确地号召：“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
20世纪20年代，出自意大利语的“Fascism”一词传入中国，起初被音译为——“泛牺”或意译为“棒喝”，表示要“持棒喝打，振顽起愚”之意，成为一种武力挽救、强力解决问题的对团体暴力主义的崇拜。后来演化为“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义”，其意也不仅是指团体暴力主义，而是扩充为泛指那些进行严厉的政府控制，国家独揽大权，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对民众实行军事化统治与组织训练的国家形式。在中国，人们对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方式研究颇多，并把它与德国历史上俾斯麦的“铁血主义”相联系，以之为“法西斯主义”正宗，相反地淡化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策源地的概念，似乎意大利的法西斯从来就是德国法西斯的附庸。
在开始阶段，法西斯主义的对外侵略、残暴掠夺、奴役的面目尚未暴露，其名声还没腐臭，相反地，它作为有力增强国家机器统治效能的良方，对于那些具有浓厚封建主义传统、缺少民主习惯的国家还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时的中国便是如此。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及军政界不少人士普遍对法西斯主义具有兴趣，大量出版物都在介绍、评论法西斯主义，并具体论述其与中国、与执政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的关系。而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们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纷纷出访德意，大批中国留学生、军校学员、商界、军界专访团被派往德意，当局曾试图全盘移植法西斯主义模式到中国。
在蒋介石的“联德”计划中，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纳粹党怎样在党内“维持最严格的纪律，怎样对可能出现的党的敌人或异己派别采用严厉的制裁措施，从而使那些措施获得完全的成功”。
蒋介石对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式的“西方国家正在向上的政党”的崇拜几乎到了顶点，他认为，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加上法西斯的精神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