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务机关早看上了张啸林。还在淞沪会战开始时，张啸林正在浙江莫干山避暑，日本特务机关就派人潜往莫干山与张密谈，邀张出山当汉奸。
上海沦陷后，张即返上海，开始了他的汉奸活动。根据日本特务机关的指示，他率领众徒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让其亲家俞叶封主持，自己做后台老板，分派徒子徒孙到四乡为日军收购与供应急需的大米、棉花与煤炭等军用物资，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在日方的支持下，张啸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大发国难财，给中国的抗日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日本人很满意张啸林的效忠行动，1939年年底日伪策划建立伪浙江省政府时，准备让张啸林出任伪省政府主席。
张啸林的投日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与在香港的杜月笙的极大不安。他的活动与其能量会给重庆在上海英法租界内的最后据点造成致命的打击，同时杜月笙也害怕张啸林在上海的再度崛起会使他有朝一日重返上海时，无立足之地。因此蒋介石下令戴笠的军统组织尽快设法暗杀张啸林。
杜月笙与张啸林是拜把兄弟，表面上江湖义气，明说不愿插手杀张之事，但实际上他对张啸林也十分忌恨与担忧。因此，杜月笙顾不得与张啸林有结拜之谊，暗中指使其徒弟与军统合作，潜赴上海伺机刺杀张啸林。
1938年年底，军统布置实施了一次在马路上暗杀张啸林的行动。军统人员侦察到张啸林的活动规律，由军统上海特区行动股长、杜月笙的徒弟于松乔率领几个行动员，预先埋伏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路）同孚路口。等到张啸林的私人小汽车开来遭遇红灯时，特务们一拥而上，于松乔举枪向车内射击。张的汽车有保险功能，不但车身有钢板护着，而且车窗也是防弹玻璃。
张啸林的汽车司机十分机警，见有人行刺，立即猛踩油门，闯过红灯，疾驶而去。张啸林在车中已看清刺客乃是杜月笙的徒弟于松乔，认为这次暗杀必为杜月笙所指使，回到家中大骂杜一通，从此视为仇敌。同时张的防范更加严密，增雇保镖多人日夜在屋内外守卫，他本人则不再轻易出门。
1939年8月，戴笠指派军统着名的暗杀行动专家陈恭澍接任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曾参与和主持过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与河内刺杀汪精卫等重大事件，为军统局的“四大金刚”之一。戴笠给他布置的任务就是迅速暗杀张啸林。
1940年1月，张啸林的亲家、主持“新亚和平促进会”工作的俞叶封，邀请张啸林到更新舞台楼上包厢，观看京剧名角新艳秋的演出。军统上海特区得此情报，就派人潜入剧场包厢执行暗杀。谁知张啸林本允诺当日去看戏，因临时有事未去，又一次躲过了暗杀。特务开枪击中俞叶封，送医院后不治身亡。这件事使张啸林又恨又怕，整日躲在家中，并在住宅周围布置了大批武装警卫与保镖，还出高价招聘神枪手作为护卫。
张啸林的严密防范给军统的暗杀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陈恭澍等人多日苦思也拿不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正当他们一筹莫展之时，突然接到上海特区第二行动大队长赵圣的报告，说已在张啸林的家里布置了一条内线，准备伺机下手。这内线就是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
林怀部原来也是杜月笙的门徒，后秘密加入军统。抗战初期曾退往安徽，后被军统局调到上海从事敌后秘密工作。林武艺高强，枪法极准。当张啸林因屡遭暗杀，设法寻觅神枪手担任自己保镖时，军统人员见有机可乘，就通过杜月笙留在上海的管家万墨林，说动张啸林的汽车司机，介绍林怀部进入张家当上了保镖。
林怀部到张家后，几次想下手刺杀，都未有机会。到了1940年8月13日夜，张啸林到上海“六三花园”参加日伪的一次重要会议，林怀部很想随张同去，乘机诛杀。但张啸林仅带一二亲信前往，将林怀部留在家中看守。第二天，即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托病请假，准备出去与军统人员商议下手之策，但张啸林当时脾气不好，非但不准假，反将林大骂一顿，要收回林的手枪赶他走。正在这时，张啸林的朋友、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鸿来访，张就请吴同去三楼议事。林怀部见自己将被赶出张门，今后将难有机会下手，就当机立断，他故意与张啸林的汽车司机大吵大闹，声音传到楼上，张啸林闻之大怒，从楼上把头伸到窗外，厉声责骂林怀部。林怀部早就做好准备，见张啸林探头在窗外，随手挥枪射去两发子弹，均击中张啸林的头部，张立即倒地毙命。但林怀部犹恐张未死，又持枪冲上楼，对倒在血泊中的张啸林又补上一枪，还随手一枪打死了在一旁吓得呆若木鸡的吴鸿。
枪声惊动了四周，张家的保镖与赶来的巡捕将张宅团团包围。林怀部见不能脱身，即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准备自杀，因弹尽未成，遂被捕。后被法租界判刑十五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释放。
重庆军统局本部为表彰上海特区制裁张啸林之功，特发给奖金一万元。
但林怀部身在狱中，未得分文。
杜月笙在香港听到张啸林被刺死之讯，尽管内心十分高兴，但表面上却说：“张先生要当汉奸，他之死当然是罪有应得的。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军统派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拜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自责也罢，开脱也罢，张啸林死了，对重庆和杜月笙都是好消息，在国家大义上来说也是件好事，它又一次震慑了上海滩的投日卖国分子。
刀劈傅筱庵
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维持该市的秩序，急于寻找代理人来“以华治华”。日本军部准备在上海物色一名“有名望，有能力，在上海高层人士中有关系与影响”的人物来充当伪市长。
汉奸周文瑞通过关系向日本军部推荐了他的密友傅筱庵。
傅筱庵是浙江镇海人，工头出身，善于经营。早年被盛宣怀夫人收为义子，靠盛发迹于金融、矿业与交通行业，成为大资本家。20世纪20年代，他投靠军阀孙传芳，当上上海总商会会长，曾参与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对抗北伐军，先后被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曾逃避大连。1931年返沪出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这时他虽已年过花甲，但精力充沛，政治欲望很强。他对国民党有成见，受气太多，因此急欲登上政坛，一见日方派人来洽谈，马上就答应落水。但他也向日方提出了一些要求，如取消伪“大道市”称号仍称为上海市政府；市府要从浦东迁回市中心原市府所在地；市政府各局人事全部由他安排等。日方以大局已操于手，便全部答应之。
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正式就任伪上海市长，成为叛国投敌的大汉奸。
傅筱庵就任伪上海市长后，卖力地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他每日奔忙于上海各地，建立伪政权组织，镇压抗日爱国人士，宣扬汉奸理论。他亲自出马与英法租界当局交涉，并亲访英国大使寇尔、美国大使詹森、法国大使戈斯麦等，要求在上海租界上不得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改挂伪维新政府的五色旗。当抗日爱国分子在上海开展锄奸活动时，傅筱庵又奉日方指示，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严厉打击“抗日恐怖分子”，他还开出黑名单，要租界工部局照单捕人。
1939年5月汪精卫一行投日叛逃到上海后，傅筱庵以上海伪市长的身份，忙于迎接招待，并投靠了汪伪政权。
起先，重庆军统局对傅筱庵还存有一些幻想，没计划立即制裁他。特别是当汪精卫叛逃上海后，吸引了重庆特务的目光，傅筱庵成为次要角色。
1939年8月至9月间，戴笠亲自指派两名少将高级特务戴静园与吴赓恕到上海筹划暗杀汪精卫。当时汪精卫住上海愚园路1136弄，戒备极其森严，戴、吴无法下手，就企图通过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利用他与傅筱庵多年的私人友情，说服与策动傅筱庵参加暗杀汪精卫的工作。戴、吴的计划是，由傅筱庵设宴款待汪精卫，预伏军统人员席间对汪行刺。许天民是个有爱国心的人，接受戴、吴交代的任务后，就寻机对傅筱庵进行说服动员，说之以民族大义，晓之以个人得失，得到傅筱庵的佯允。傅彼庵不仅不参与刺汪，反而将军统密谋向汪精卫报告。1940年2月至3月间，汪精卫指示李士群的“76号”特工总部，分别将许天民、戴静园与吴赓恕逮捕，其后，戴、吴被枪杀。
由于傅筱庵的叛卖，不仅刺杀汪精卫的计划遭到惨败，而且丧失了两名少将级的高级特务，戴笠十分恼怒，决定迅速刺杀傅筱庵。重庆军统局本部将暗杀傅筱庵的任务下达给了上海特区。
军统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于1939年8月被派来接替周伟龙与赵理君的职务。刚到上海接任后不久，就受令暗杀傅筱庵。但傅老奸巨猾，防范极严。
自从他当上伪市长后，就将府邸从法租界霞飞路搬到虹口日占区的祥德路，层层防卫，外人根本无法接近。傅每天从府邸去市政府大楼时，乘装甲轿车，前后有护卫车四辆，到办公楼后，四周又有大量警卫队保护，刺客难以下手。
陈恭澍曾几次派特务对傅筱庵狙击，都未成功。一次傅筱庵刚走出市政府大楼，忽然有人在暗处向他开了两枪，非但没有打中傅筱庵，刺客却被傅的警卫击伤。这位刺客在举枪自尽前高呼：“打死傅筱庵！”傅被吓得胆战心惊，从此进出更加小心，军统的暗杀行动困难更大了。
正当陈恭澍苦恼时，忽然接到属下第二行动大队报告：他们已在傅筱庵的府邸中找到了一条内线。原来傅筱庵家有位老仆人，名叫朱升，原籍安徽，世代务农。十岁时父病故，投奔在上海日商纱厂做工的叔父，由叔父介绍到该厂做童工，备受日本厂主与工头的虐待，后因患病被厂方开除。经人介绍，他来到傅家做工。那时傅筱庵刚开始发迹，其父也健在。朱升为人朴实，做事勤快，深得傅父信任。傅父临终时，托朱升日后好好照应傅筱庵的生活，朱升当场发誓不负所托。朱升遂成为傅家两代的“义仆”。二十多年来，他忠心耿耿地执行老主人的嘱托，常年跟随傅筱庵，照应傅的饮食起居。1927年傅筱庵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时，逃往大连避居，朱升也随往侍候三年，越发得到傅筱庵的信任，其受信任的程度在傅宅中超过任何人。
但朱升却是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他多次劝说傅辞去伪市长职务，退而经商以免遭国人唾骂，但傅总是不听。朱升进退两难，心情郁闷，又性嗜酒，故常到傅家附近的一家酒店饮酒。没想到该酒店乃是军统上海特区的人员为监视傅宅而开设，酒店店主与跑堂的军统人员，每见朱升来店，就分外热情招待，美酒佳肴，天南海北地畅谈。在酒酣耳热中，朱升流露出了对主人投日的愤慨，特务就因势利导，趁机进言，他们叫朱升再次劝傅筱庵迅速改邪归正，若傅仍不听从，则应大义灭亲，伺机杀傅，为中国除一巨奸，做一个民族英雄留名青史，否则同流合污，千夫所指，悔之何及。朱升听了大为触动，答应回去再次劝说傅筱庵速辞伪市长职，傅仍是不听，朱遂起了杀机。他与军统人员密商暗杀傅筱庵的行动计划。因朱升不会使用手枪，且枪声会惊动府内警卫保镖，不能逃脱，遂决定用菜刀趁傅睡熟时将其砍死。届时军统人员将在傅府外接应朱升逃走。朱升向军统提出，事成后给其五万元奖金，让其养老，特务立即答应了。
1940年10月10日深夜3点，傅筱庵回到府中，朱升特地端了一碗银耳汤给傅，见傅未吃，就侍候傅睡下。等到夜深人静时，朱升携一把锋利菜刀悄悄进入傅筱庵卧室，借着外面透进来的灯光，举起菜刀，对准傅的喉管、脑壳、面部连砍数刀。傅筱庵被砍得血肉模糊，头部几乎脱落，未哼一声就死去了。朱升将菜刀留在傅的头上，迅速地走出傅卧室，关上房门，然后拎了一只菜篮，推上一辆自行车，从容地从傅家后门走出，疾驰而去。他在军统人员的安排下，先藏匿于法租界，后又逃往重庆，开了一爿小型手工卷烟工场营生。
傅筱庵被杀后，日军在傅府四周街道戒严搜查了一整天，却一无所获。
傅筱庵被砍下的脑袋由日本军医用针缝到尸体上，再缠以白布，放到棺木中安葬。傅筱庵的儿子被此事惊吓得精神失常。11日凌晨5点，即傅筱庵被暗杀后两小时，上海汪伪76号特工总部李士群就将这惊人消息用电话报告给南京伪府，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记载道：“五时为电话惊醒，士群报告上海市长傅筱庵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用刀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寒心……”
第三节河内连续刺汪行动的失败
1938年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因对抗战失去信心以及他与蒋介石的权力相争，经与日方的秘密商谈后，带领其亲信数人，潜离重庆，途经昆明抵达越南河内，叛国投日，遭到蒋介石重庆政府明令通缉。军统局奉命介入对汪精卫的监视与制裁行动。
汪精卫被通缉后，于1939年3月间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煽动其赞同“和平”主张，与他合作。此信为戴笠部下截获。
蒋介石见劝告不成，为制止汪精卫分裂抗战阵营，对汪起了杀心。调戴笠经香港到河内，主持刺汪行动。戴笠命陈恭澍、余乐醒、岑家焯、唐英杰、陈步云、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王鲁翘九人组成刺汪小组。布置完毕后，戴先返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