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会议目的，第一，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把建国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战线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会议分5个小组进行讨论，着重对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的人进行批评，进一步分清了思想路线的是非，认清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争论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与会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重大理论问题和若干经济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与会者还提出了许多需要继续打破禁区、深入进行研究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对这次会议评价说：“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的时候，全国上下正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批知识青年、下放人员回城。在此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少数人闹事，严重影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还有少数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掀起怀疑以至否定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出现自发组织80多个。在北京，本来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形成的“西单民主墙”，变为他们宣传和活动的阵地。他们编印、张贴油印刊物，明目张胆地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污蔑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并鼓动和组织闹事。国外敌对势力企图使事态演变为与1968年春的布拉格事件类似的“北京之春”。
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引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注。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切实措施继续解决知青回城、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另一方面运用法制手段打击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违法活动。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实行《逮捕拘留条例》。上海、北京等一些省、市、自治区发布相应的《通告》，规定集会游行不准拦截火车，不准冲击机关，不准煽动闹事，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在公共场所、建筑物张贴标语、海报、大字报，不得印刷反动书刊、画册等，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
与此同时，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休会一个多月后于3月28日复会，会议改由中共中央召开，名称为全国理论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又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随后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今天之所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两种错误思潮，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鉴于对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邓小平在指出对“左”的思潮今后还需要继续批判不能放松后说明，这一篇讲话，“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邓小平的讲话运用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方法，分别论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充分说理的批判。
在论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项原则时，邓小平用五四运动以来60年历史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中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的结论；通过历史具体的分析指出，中国现在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而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间所取得的胜过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的进步，正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强调，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解决“生产力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这个主要矛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段论述，是一篇言简意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论。邓小平在这里作出了一个全新的论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口号，极具说服力和感召力。
在论述“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时，邓小平着重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他深刻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同时，针对少数人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来混淆视听，邓小平特别强调，“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他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在论述“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时，邓小平通过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的具体分析，运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事实进行对比，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确实犯过错误，“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每一次都是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说：“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主持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主持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论述“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条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在讲话第三部分“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邓小平充分肯定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出了巨大成绩，在三中全会后也作出了重要成绩。他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四项基本原则在目前新形势下新的意义，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希望思想理论战线为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为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贡献力量。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不仅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作了总结，为思想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为遏制从右的和“左”的方面来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的泛滥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在实践中成为日后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为安定团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在全国理论务虚会后，理论界有人继续在公开场合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上一些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也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一情况，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将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又把这股思潮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最近一些与非法组织有关的人物特别活跃，他们假借种种名义放肆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
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切实措施逐步解决知青回城、平反冤假错案等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运用法制手段，采取了打击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违法活动的一系列果断措施：
——1979年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依法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
——1979年12月6日，鉴于“西单墙”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并进行违法活动的场所，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知，宣布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宪法上规定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规定必须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对怀疑、诋毁的言论进行有力批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无条件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指出“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不允许其合法化、公开化，并提出依法取缔、处罚和处理等8项要求。
1981年春，邓小平指导开展的对《苦恋》的批判，是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场重要的斗争。年初，根据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摄制的影片《太阳和人》在内部放映。一些老干部写信给中央，提出影片丑化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反对公开上映。邓小平看过影片后提出尖锐批评。3月27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这个剧本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剧本的主题思想就是新中国不如旧中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苦恋》的出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反映，如对此加以容忍，则将危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文章发表后，文艺界有人造舆论进行抵制，批评军报文章，同情和支持《苦恋》作者白桦。
7月17日，邓小平同思想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再次批评《苦恋》，肯定“《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指示“《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邓小平分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种种表现，指出其“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邓小平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
8月3日至8日，中宣部主持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传达、贯彻邓小平谈话，讨论、部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纠正软弱涣散的状态。会后，《文艺报》1981年第19期发表了唐因、唐达成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10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文章从“苦恋”的含义、“苦恋”悲剧的原因、“苦恋”在艺术上的虚构或歪曲历史真实、“苦恋在世界观上的”唯我独醒等4个方面，分析和批评作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指出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苦恋》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陷。作者于11月25日写了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关于〈苦恋〉的通信》。谈了自己对批评《苦恋》由抵触到心悦诚服、由衷感激的过程，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领导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状态，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但同时应该看到，同各种错误思潮和思想观点进行斗争是一项艰苦、长期的政治任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进行不懈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