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11月上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6月下旬提议召开庐山会议这半年多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在为领导全党纠正“左”的错误而努力。6月21日0：30分，毛泽东登上专列，沿京广线南下，前往湖北、湖南调查，为继续纠正“左”的错误、召开中央会议摸情况，想办法。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进入湖北。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湖北最北边的广水车站迎接。当晚11时，毛泽东听取汇报并同王任重交谈，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2：30。
王任重说：我最近到麻城、新洲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去年大丰收，为什么群众反倒挨饿呢？反映工作上出了问题，我心里很难过。王任重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两个多月来一直关切和焦虑的问题。春荒缺粮，不仅是湖北一省的问题，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等5个产粮大省也都存在。中央救灾委员会报送的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春荒缺粮存在无饭吃大问题的竟达2517万人。毛泽东写了很沉痛的批语。这时听王任重提出这个问题，随即回应说：你们估产估高了，用粮用得太多了，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王任重还说到，在田间劳动，县委书记介绍了他的身份，带头鼓掌。但群众很少响应，掌声零零落落，证明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
6月23日午后，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在船上，毛泽东又同王任重交谈。王任重对主席说：我们对1958年的粮食产量估计高了，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作了检讨；也在省里的会上作了检讨。去年我们向中央报的是450亿斤，实际上只有250亿斤左右。1959年如果老天爷帮忙，有可能达到300亿斤左右，再多了不可能。毛泽东说：看来，粮食一年翻一番，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年能够增产百分之十，就算是大跃进了。
显然，毛泽东对王任重敢讲真话，能作自我批评是满意的。他邀王任重第二天一块去湖南。
6月24日清早5时半，王任重就起床了。他随毛泽东坐火车去长沙。在车上，毛泽东和王任重一起吃过早饭后，又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谈了许多问题，其中饶有兴味的，是讲了春秋时秦穆公对伐郑过失，承担责任，始终重用孟明的故事。
这是《左传》等史书上记载的真实历史。
公元前630年，秦穆公与晋文公联合围攻郑国，郑国危在旦夕，这时一个叫烛之武的人出使秦国，说服秦穆公，拆散秦晋联盟，挽救了郑国，条件是给秦国在郑驻军权。公元前628年冬天，晋文公去世。这时，统领秦军驻郑的大夫杞子向国内报告：“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秦穆公认为这是一个吞并郑国的好机会，即向老臣蹇叔咨询。蹇叔不以为然，认为兴师动众去袭击遥远的国家，行动难以保密，郑国必然知道。这样的仗，恐怕不能打！秦穆公不听蹇叔的忠告，派百里孟明为主帅，率领秦军袭击郑国。结果不出蹇叔所料，郑国提前得到消息，并作了充分准备。孟明只好中途撤军。想不到返回途中，在崤山遭遇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孟明和两个副帅均被俘。
晋襄公的母亲文赢是秦穆公的女儿，在她的求情下，孟明等被囚送回秦国。孟明等回秦国后，秦穆公亲自穿着白色丧服在郊外迎候。秦穆公向着军队痛哭并引咎自责说，我不听蹇叔的忠告，结果使得你们几位被俘受辱，这是我的罪孽；我没有下命令要孟明率部停止前进，这是我的过错。大夫有什么罪过！况且，我也不会“以一眚掩大德”。之后仍然重用孟明。过了三年（公元前625年），孟明再次率师伐晋，秦军又败。孟明自量必死，不想秦穆公一意引咎，全无责怪之意，依旧使人郊迎慰劳，任以国政如初。于是，孟明吸取教训，增修国政，富国强兵。终于在第三次伐晋时大获全胜。
毛泽东约略讲了这段历史故事之后，对王任重说：自古以来，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的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应该看到，毛泽东在这时讲这个历史故事，并联系现实引出教训，固然是对干部的教育，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激励。联系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半年多来毛泽东为纠正“左”的错误进行的自我批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时的毛泽东颇有点以秦穆公自况的味道。
的确，从1958年11月以来，毛泽东为纠正“左”的错误曾多次“引咎责躬”。在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毛泽东自责的话说了好几次，几乎是每会必说，令人感动。
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如讲到人民公社的体制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毛泽东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
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其中说道：“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险主义。”
3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原先心里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现在我们要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只得瞒产（王任重插话：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在3月5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要使农村各级干部特别是公社这一级干部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胡乔木插话：等价交换没有说清楚，只说了社与社，社与国家，没有说社内的等价交换）。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指2月27日的讲话稿）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
可见，毛泽东自责的态度是真诚的、负责的，认识是深刻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他确实走在纠“左”的前列。
在6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更广泛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谈到高指标的问题，说：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又说：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今年根本不理六中全会定的指标，农业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
毛泽东还联系自己失败的教训，作了深刻总结。他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毛泽东讲，秋收起义时打了败仗，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
吴冷西感叹说：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在上庐山之前同王任重讲秦穆公引咎责躬、重用孟明的故事，可以看出，是有所期待的。他希望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者共同负起责任，运用自我批评的法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以便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非常可惜，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进行批评的时候，毛泽东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努力却发生了动摇。引咎责躬的作风未能一以贯之，“不以一眚掩大德”的古训也未能始终坚持。要不然，也可能少走一大段弯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