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对资产的市场价格的了解也有助于家庭作出决策。例如，你和你姐姐继承了一幢房子或是一个家庭企业，它们需要在你俩之间平均分配。你们不想将其出售，因为你们中的一方还住在里面或将继续经营这家企业。另外一方如何获得遗产呢？显然，了解同样资产的市场价格将有助于为遗产设定一个合理的价格。
在企业经理选择投资项目和安排融资时，资产价格和利率将提供关键的信息。不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企业经理，往往利用这些市场提供的信息作出决策。例如，某企业在生意红火的年份赚了1000万美元利润，它面临是将利润再投资、给股东分红或是买回股份这样的决策。对自己和其他企业股票价格及市场利率的了解，无疑会帮助其作出决策。
你在存单上有一笔钱即将到期，如果你续存的话，只能得到的利息3%。你的子女正要购买房子，需要一笔抵押贷款。用一点想像力和一个好律师，你可以将这两种情况转化为家庭贷款，贷款的双方均可从中受益。方法是这样的：直接将钱借给你的子女，可以免去中介，这意味着子女可以不用支付申请费而获得抵押贷款，处理贷款的时间更短，而且利率可以低于6.75%这一从银行可以得到30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同时，你也可以大幅提高自己的收益：不是仅仅获得存单上的3%，或者是库券的6%，你可以得到6.5%，还给你的子女提供了方便。但是，这种家庭融资并非对谁都适用。不论你多么爱你的子女，有些子女的信用风险很高。有些父母在借出钱之后很难收回来。所以，一些金融顾问建议在家庭内部的借款人和放款人之间增加独立的第三方。试着以处理公务的态度对待这件事，不要因为是一家人而寻求简便的方法。
当一个新的金融工具诞生的时候，提取信息的新机会便随之而来。例如，自1973年开始在交易所交易的标准期权合约就大大增加了关于经济和金融变量波动性的信息。这种信息特别有助于制定风险管理决策。信息生产功能不仅体现在存款类金融中介机构的贷款活动中。保险公司对事故概率的计算、共同基金对证券发行人的分析，都属于信息生产活动。
为什么金融中介机构具有信息生产的优势呢？这是因为金融中介机构在提供支付服务过程中，能够获得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的信用历史、现金流量等私人信息；金融中介机构还拥有信息加工和信息处理的专门技术和专门人才。与直接融资相比，金融中介机构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信息生产中的规模经济。金融中介机构经常、频繁地处理大量贷款申请，平均的信息费用就大大地降低了；二是信息生产过程不存在“搭便车”（free-rider）问题。在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的融资过程中，普通的贷款人是没有信息生产技术的，他们还有另一个选择—从专门的信息服务商（如资信评估公司）那里购买信息服务。但这样一来，没有购买信息服务的贷款人就可以搭乘已购买了信息服务者的便车，最后没有人愿意购买信息服务。金融中介机构的信息生产就不存在“搭便车问题”。
2.2.6 监督与激励
当交易中的一方拥有另一方没有的信息，或一方作为另一方的代理人为其决策时，监督激励问题就产生了。特别地，合约的各方通常无法方便地监督和控制其他人，激励问题就出现了，因此又称为激励问题。激励问题主要有以下形式：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委托人——代理人问题等。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中介机构与客户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比方说，银行与借款人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银行是委托人，借款人是代理人；银行与储蓄者之间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此时储蓄者是委托人，银行是代理人。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与目标的不尽一致，并且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代理人的行动，委托人必须对代理人进行监控，以激励后者按前者的利益行动。就银行与借款人而言，由于银行和借款人的目标不同，并且信息在二者间分布的不对称，一旦双方建立契约关系（签订贷款合同）后，银行就必须（受储蓄者的委托）对借款人进行监控。银行要定期检查借款人的现金流量状况、担保品的状况，要防止借款人将贷款挪作它用或发生其它与贷款合同条款相违背的行为；如果借款人陷入财务困境，银行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债务延期、追加贷款或者对借款人进行清算的决定。
其它金融中介机构也具有委托监控的功能。如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后要监控投保人的行为；共同基金在购买证券后要对证券发行人进行监控。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信息生产功能强调的是金融中介机构在解决事前（ex ante）信息不对称中的作用，委托监控功能强调的是金融中介机构在事后信息不对称（expost）中的作用。因为当为风险投保之后，投保的一方会期待更大的风险，不注意防止可能导致损失的事件。道德风险使一些保险公司不愿为某些风险提供保险。例如，如果仓库的所有者投了火灾险，保险合约便使其降低了防止火灾的动机，使火灾更容易发生。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如果保险金超过了仓库的市值，所有者甚至会自己放火，以获得保险金。由于潜在的道德风险，保险公司会限制提供保险的金额，或者在特定情况下拒绝出售保单。在订约方面的道德风险的例子是，如果我在工作之前支付工资，你不论干得好坏，都会得到同样数额的钱，这样，你努力工作的动力就比我在你工作之后付钱的动力小。
发生在金融业公司的道德风险的例子更为微妙。假设你有一个开公司的新想法，你需要启动资本。从哪得到资本呢？首先你会求助于你的家庭和朋友。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他们，他们也了解和相信你。你知道你的秘密计划不会因他们而泄露。另一方面，你向你的家人完全透露了关于商业机会的信息，包括所有的缺陷。而且，如果公司没有立刻红火起来，他们知道你会努力工作保护他们的利益。
如果银行提供贷款，情况又如何呢？你会因为与银行负责信贷的人陌生，谈论你的公司计划而感觉不舒服；他可能将你的计划泄露给另一位客户，此客户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但即使你可以解决对银行的担心，还有其他问题。信贷员很难给你需要的贷款，因为他知道你除非不得已，是不愿透露计划中的缺陷的。这样，在商业机会的信息交换中存在不平衡，或者说不对称：你知道的比信贷员多。而且，信贷员知道，他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银行对你来说，是个非个人的机构。如果公司情况不佳，你不必像为家人和朋友那样勤奋地工作，你甚至会离开公司而不归还贷款。当部分风险转移到你不关心其利益的实体（如银行或保险公司）上时，你勤奋工作的动力就降低了，这正是道德风险的一个例子。
另一类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是逆向选择，即购买保险以防范风险的人可能比普通人面临更大的风险。以终身年金这种在保单购买者有生之年每月都支付固定金额的合约为例，出售此类年金的企业不能假定购买保单的顾客的寿命与一般水平相当。例如，假设企业将年金出售给65岁退休的人。在普通人群中，有三类人的数量相当，A类还可活10年，B还可活15年，C类人还可活20年。平均下来，65岁的人还可活15年。但是，如果企业根据15年的寿命为保单定价，会发现购买保单的人中B类和C类人的比例格外高。A类人会觉得你的年金产品对他们不划算而不购买。
如果年金企业知道每位潜在客户的类型，而且可以根据寿命长短标出价格，那就不会有逆向选择问题了。但是，年金企业无法得到关于潜在客户的足够信息来判断其寿命。除非保险商可以根据每个人的真实寿命定价，大量的年金产品将被寿命很长的健康人购买。在我们的例子中，年金购买者的平均寿命可能为17.5年，比平均寿命长2.5年。
因此，如果年金企业使用一般的寿命预期为其年金定价，而不添加其他款项来调整逆向选择问题，它们将遭受损失。结果是，此市场上的企业对年金的定价对那些具有平均寿命预期的人的吸引力相对较小，而且如果没有逆向选择问题，市场会小很多。
当关键性的任务由他人代办时，会产生另一类激励问题。例如，公司的股东将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了经理，投资于共同基金的投资者将选择证券组合的权力交给了基金经理。在这些情况下，承担一系列决策风险的个人和组织放弃了决策权，或者将决策权转交给其他个人或组织。那些承担决策风险的人被称为委托人，那些行使决策权的人被称为代理人。
委托人——代理人问题，是指如果委托人知道代理人掌握的情况时，委托人作出的决策与代理人作出的决策不一致，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在极端的情况下，代理人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如股票经纪人在客户的账户上频繁买卖，只是为了获得手续费。
一个职能健全的金融系统有助于克服这些激励问题，即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委托——代理人造成的问题，从而使金融系统选择和委托人——代理人的其他好处，如储备、风险分担和专业化可以实现。例如，贷款的抵押，即在拖欠发生时使放款者可以获得特定资产，是减少与贷款有关的激励问题时普遍使用的工具。抵押减少了放款者监督借款者的成本，放款者只要注意用于抵押的资产的市值足够偿付贷款的到期本金和利息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使跟踪和计值用于抵押的商业资产（如商品存货）的成本降低，从而拓宽了抵押贷款协议适用的范围。
委托人——代理人问题也可通过金融系统得到缓解。可通过证券设计、金融创新实现。比如对于“柠檬市场”问题，就可以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来解决，因为发行可转换债表明公司内部人相信未来股票价格会上涨，因而可转换债券最终会转变成股票，而不会在将来使公司陷入财务困境，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坏公司的模仿。对于公司内部的治理问题也可以采取如股票期权等措施。另外，对于那些因信息不对称而不得不依赖内部资金的公司来说，利用金融市场对公司未来现金流进行风险管理和资金调配也非常重要。如果对管理者的补偿是基于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的变化，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就会变得更为一致。以在贷款协议中引入用于限制股东和债主之间利益冲突的“准权益条件”为例来说明。准权益条件是贷款协议中的条款，允许放款者与股东分享收益。一种普遍的准权益条件是在贷款完全归还以前，以一定比例分享利润。另外一种是放款人有权将贷款转为一定数量的股票。管理者是由企业的股东选出的。这样，当股东和债主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管理者会以债主的利益为代价保护股东的利益，由此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会阻碍对双方有利的贷款协议的实现。通过在贷款协议中加入准权益条件，这一问题可以得到缓解甚至解决，对股东和放款者都有利。
2.2 公司治理理论
商业银行参与公司治理，有哪些途径或哪些机制？这些都涉及公司治理理论的内容。因此，本节从公司治理的内涵入手，对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对公司治理机制进行系统整理并加以评析。
2.2.1 公司治理的内涵
公司治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在八十年代初，特里克（Tricker） ［42］在其1984年出版的《公司治理》一书中首次提到了公司治理在现代公司中的重要性。此后，伴随着一些西方大型公司中出现的重大管理问题，有关公司治理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丰富、更为精细的阶段。我国学术界对公司治理研究的关注是始于九十年代初。1994年8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M.Aoki） ［13］教授和钱颖一教授在“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上分别发表了论文《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首次将“公司治理”的概念框架引入了对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分析之中。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关于公司治理的内涵和功能，并没有统一的解释。据统计，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或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多达数十种。本文从公司治理的目的和治理机制两方面来归纳这些公司治理的定义。
① 从治理目的定义公司治理
由于学者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以及对问题认识的深入程度不同，对于公司治理的定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争议。从公司治理的目的来看，分为股东利益导向的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导向两种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