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湖畔有一鸽子房。宋庆龄喜爱鸽子，常在工作之余亲自给它们喂食。草坪东有两架儿童秋千，是宋庆龄特意为来这里作客的小朋友们准备的。隔着南湖与主楼相对应的南楼一层现为纪念品部。西边假山上的“听雨屋”里陈列着国内外各界人士送给宋庆龄的部分珍贵礼品。在庭院的西南角你会看到世所罕见的两件宝物——“长寿石”和“老寿星”。“长寿石”是矗立在西湖南桥头上的一块三米多高的太湖石，形似鹤发老人，上面镌刻着四个楷书大字“岁岁平安”，寓意庭院的主人和客人越活越年轻。“老寿星”是放置在庭院西南侧的一株清代老石榴桩景，被誉为国宝盆景，至今已二百多岁了，却老当益壮。这两件宝物深受宋庆龄的喜爱，她生前经常与来访的宾客和朋友们在宝物前照相留念。
1982年5月29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故居对外开放。人们在这里缅怀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毕生的光辉业绩，追念她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人的生命都不可能永生，但她一生始终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贡献了全部的心血。她崇高的品德、情操、光辉的业绩，世代为人们敬仰。
五、张之洞故居
张之洞（1837-1909年），清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教育方面，他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武汉自强学堂（武汉大学）、湖北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等。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张之洞府邸在白米斜街11号。房子并非新建，张之洞入住后，由湖北善后总局拨款二万两白银，对宅院进行了修缮。旧宅原面积较大，坐北朝南，后临什刹海。大门外有青砖照壁，左右有八字门墙、上马石、下马石、拴马桩，两边都有10米左右的门廊。门上有张之洞自书联：“白雪远山图开大米，斜阳新柳春满天街”，门额上嵌“白米斜街”四字。旧宅里最有特点的建筑是“望海楼”——临前海而建的三幢小楼。中楼前花厅2间，四面带廊。中楼7间，是一座高台建筑，台为城砖所砌。站在小楼上往西北望去是碧波荡漾的什刹海前海，往东北方向望去则是巍峨高大的钟鼓楼。东楼面阔5间，2层；西楼面阔6间，2层；宅院的东侧是连带的花园（现为白米斜街7号），曾有假山、凉亭、水池等。园中广植古柏高松，树下摆放石桌石椅，用卵石铺就图案别致的甬路。
1909年10月4日晚，在摄政王载沣亲临探望几个小时后，张之洞病逝。其家人“不恒居此”，到20世纪40年代，将此院出售给着名哲学家冯友兰。冯先生自住后院，将前院出租。着名学者张岱年、徐旭生、张恒寿、李霁野、常维均等都曾居住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11号院一直作为机关宿舍使用，还曾做过石油部的幼儿园，现为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宿舍。院子里的建筑大多还在，保存得还算完好，只不过格局已经被现在的居民打乱了。7号院就没有11号那么幸运了，曾经的屋宅、假山、游廊都被密密麻麻的红砖水泥民宅取代，沦为真正的大杂院。
张之洞故居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被列入登记项目，归于“未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之列。同时，它还位于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如此看来，张之洞故居暂时应该没有被拆除之忧。但是未定级的文物，由于没有标识，往往遭受有意、无意的破坏，院子内部的拆建、改建无法受到真正的监管。像张之洞故居这种情况，现存的老屋宅、窗棂、木雕等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拆毁。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定级，然后逐步迁离住户，恢复张之洞故居原样。即使对建筑本身的文物价值认识不一，至少也应先在故居门前挂上标牌，注明名称、时代、沿革等基本信息，明示社会，给它一个“护身符”，创造条件，适时腾退搬迁，修缮、开放。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张之洞是复杂的。他一生忠于清王朝，他曾反对“戊戌变法”，也曾镇压民众起义。他所做的努力，主要还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后人并不能因此否定他大胆变革，推动近代民族工业、交通业、教育业发展的功绩。一百年前，张之洞选择什刹海作为他离开人世前的最后居所。一百年后，这位心系国家社稷，力主改革。倡导发展工业、交通、教育的历史名人的故居，不该受到冷落。对于我们民族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我们理应记住他、研究他，保护他曾居住过的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建筑。
六、一代文豪老舍出生地和故居
老舍（1899-1966年），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父亲舒永寿为京师护军，1900年死于抵抗八国联军的巷战。老舍出生于今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小羊圈胡同，并在此生活了十四年，先后在正觉寺改良私塾、京师二小、京师十三小、公立三中、北京师范学校就读。他19岁师范毕业后到北京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从此在北京方家胡同、德外关厢华严寺、育幼胡同、翊教寺公寓、西山卧佛寺、西直门大街儿童图书馆、西四缸瓦市伦敦会基督教堂、北京教育会、烟通胡同等地居住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还曾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过书。
1924至192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期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翻译了中国古典名着《金瓶梅》。
这些作品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文学长篇创作成果的一部分，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
抗战期间，老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在“协会”总负责人这个岗位上，他为文艺界的大团结和文艺的普及奉献了全部精神和力量，受到爱国文艺家一致的推崇和尊敬。这期间他不管是写鼓词、相声、坠子，还是话剧如《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作品，都以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为宗旨，起到了积极抗战的宣传作用。创作于抗战后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通过小羊圈胡同的居民团结抗日的情景，展现了一部真实的中国八年抗战史。《四世同堂》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了一座伟岸的丰碑。
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9年回国，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1951年因成功创作话剧《龙须沟》获得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老舍作品中共有二百四十多个真实的北京地名，这些地名大多集中在北京城的西北角。所谓西北角即指北京老城的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正好围着什刹海附近的“小羊圈”画了一个圈。《老张的哲学》以德胜门外和护国寺为主要地名；《四世同堂》以护国寺、小羊圈胡同、西直门外护城河为主要地名；《正红旗下》以护国寺小羊圈胡同、新街口、积水潭等为主要地名。小羊圈是北京大杂院的真实写照。生活在这里的老舍，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者、小商贩、下等艺人等社会底层民众，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生活经历，也使他喜爱上了流传于市井民巷里的曲艺、戏剧等传统艺术。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给他的文学创作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可以说是小羊圈哺育了老舍，成就了老舍。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舍生活的标记和图画，他把它们变成一个个故事、一本本书。正如他自己所说：“假如我是今天搬到这里，明天搬到那里，想必我不会积存下这么多幅宝贵的图画。我的一切在这里发生，我的性格在这里铸成。这儿有与我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老舍是我国20世纪最为杰出的长篇小说大师之一。他的作品中有着浓郁的人民文化意味，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集各种文体于一身，除了小说还写散文、论文、京剧、话剧、戏曲、相声、电影，还将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传向世界。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老舍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老舍先生的诸多故居中，对他的作品影响最大的是老舍的出生地“小羊圈胡同5号院”，即现在的小杨家胡同8号院。目前，这个狭长的小院，东西长，南北短，地势洼，拥挤、杂乱、破旧，一点老房的样式和当年老舍的生活遗迹都找不到了，就连作品中老舍多次提到的那颗枣树，也在几年前枯萎死掉了。据了解，这个小院已经没有老房子了，都是后来翻建或新建的，产权属于房管局。这里现住着6户人家，而这6户还有一半上着锁。院中老人只知道有老舍这个人，其他关于先生的情况就一概不知了。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已然物非人也非了。2009年，中国网文化栏目推出了“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网络评选活动”。在文学领域，包括冰心、巴金、金庸、张爱玲在内的前10名当中，老舍以高票当选中国60年华诞之际最有影响力的文化第一人。说明了老舍先生在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对于这么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令一个时代的人们谈起来如邻家大爷大叔一样的好作家，人们不该忘记！2003年11月，在远隔重洋的英国伦敦，中国文学巨匠老舍先生当年在英国时居住过的房屋，挂上了“英国遗产”的牌子，上行写有LAOSHE（老舍），下行写着Chinese Writer（中国作家），以及老舍居住的年代。作为老舍的祖国，作为老舍的故乡，对于老舍的出生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保护它。至少可以像英国遗产委员会一样给这里挂一块牌子，让那些知道老舍、热爱老舍作品的人寻觅到此可以看到，“这里是20世纪着名作家老舍的出生地”；让房子的新主人知道故居的来历和意义，能够爱护它，并为自己住在“名人故居”而感到荣耀。
七、“护国运动”首领蔡锷故居
蔡锷（1882-1916年），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国现代史上着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军事家。
蔡锷天资聪颖，6岁得名士资助，入私塾读书，13岁中秀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不满16岁的蔡锷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受到维新思想的熏陶，爱国民主思想得以启蒙。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蔡锷与11名同学应梁启超所召，东渡日本，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蔡锷等留日学生毅然回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武装起义。不料起义失败，唐等人全部牺牲。蔡锷在悲愤中决定投笔从戎，再渡东瀛，入陆军成城学校，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更名为“锷”，意为“砥砺锋锷，重新做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因思想活跃，成绩突出，成为“留东四杰”之首。
光绪三十年（1904年），蔡锷学成归国，在江西、湖南等军事学堂任教习，编纂了《曾胡治兵语录》及《军事计划》等书籍。1909年朱德考入云南讲武堂，其教官之一就是时任陆军第十九镇（师）第三十七协（旅）协统（旅长）的蔡锷。二人共事五年，既是师生又是上下级，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战友。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发动新军积极响应，成功领导了昆明重九起义，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此间他主持编写了《五省边防计划》，提出了拱卫边疆，加强防务，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具体方案。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对蔡锷军权在握疑虑重重，便以来京调养为名，调蔡锷进京，实为笼络和监视。
1913年11月1日（农历十月初四），蔡锷携家眷刚一抵京，袁世凯便以高官厚禄加以拉拢和收买。他先将棉花胡同17号（今66号）的二进式宅院安排给蔡锷居住，又以祝寿为由，送给蔡锷上万元的贺礼，封蔡为“昭威将军”，后将陆军副总裁、参政、议员、教官等高级职务授予蔡锷。
起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曾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军队建设献计献策。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蔡锷的军事改革不但不予理睬，反而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打击民主共和力量，修改宪法，破坏内阁制。1915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民四条约》（传为《二十一条》，实际签订的是《民四条约》）。蔡锷被深深地刺痛了，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为蒙蔽袁世凯，蔡锷表面上假装对政治漠不关心，常与京城名妓小凤仙来往；暗中寻机多次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对策，并确立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