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怎样认识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问题。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失去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失去了自己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民族还能存在吗？文物是国家历史的见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文化怎么样办？我们认为文化一定要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特性在社会全面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认识和理解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2004年
编者话：谢辰生，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什刹海丛书”编委会编委、什刹海研究会顾问。谢辰生先生被人们誉为“中国文物保护神”，曾自称“文物保护的痴迷者”。这篇文章是谢辰生先生在“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全文收入《什刹海研究》（三）。
谢老指出：“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全世界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打历史文化名城这张牌，才能扬长避短，显出北京的优势”，谢老发言全篇重点论述了保护北京城、保护文物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指出有些人总是把“保护”和“保守”画等号，这是不对的。继而谢老突出论述了两个问题，其一，为“保护”这个概念正名，阐述了在发展和政绩观方面的新观点；其二，论述了怎样认识保护民族文化特性问题，说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和理解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特性在社会全面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保护民族文化特性的重要性和意义。”这些话可以称得上是指导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至理名言。既是实践经验的精辟总结，又是科学理论的高度升华。只可惜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此深刻认识，愿今后会有更多的人与谢老同此共识。
徐苹芳（1930-2011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和什刹海的整体保护》整体保护什刹海和整体保护北京旧城是一回事。因为什刹海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元明清三代城市规划和水系的核心。没有什刹海，北京城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两个问题合并起来讲。
关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先要有个正确的概念。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原来的北京旧城，就是“凸”字形的内城、外城，当然它北边还有元大都的一部分。
南边是明代嘉靖以后的外城，北边元大都土城已经是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就北京的规划讲，我们指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凸”字形的内、外城，就是元明清三代的北京城。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北京旧城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地位，特别要认识到，它在世界城市文化史上的地位。
忽必烈找刘秉忠设计元大都城市规划，水系设计则找郭守敬。大都用水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宫廷用水，即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应该优先保证，当时没有南海，南海是明朝挖的。另外还有漕运用水，即积水潭（今什刹海，就是前海、后海和西海），把南方的物资通过南北大运河运到通州，然后再运到大都来。所以是两条水系，各不相混。
郭守敬一点一滴地把水都引过来，解决漕运水。漕运水就是从西直门的北边入城，即今天西直门火车站北面。从瓮山泊出来，经过长河，一直过高梁桥下来，就叫海子或积水潭了。这个时候的海子是一体的，根本不分前海、后海、什刹海，是一个湖泊。6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对海子入城以后的范围都做过考古钻探，比现在的湖面要大。从地安门桥东南流至北河沿，就是通惠河。
这条河修成之后，忽必烈去看，那时积水潭的船非常多。所以元大都就形成了以积水潭漕运为中心的商业繁华区，就是在今旧鼓楼大街的附近。一直往北走，到旧鼓楼大街豁口那个地方是元代的钟楼，元代的鼓楼就在现在旧鼓楼大街的南口。
今天我们看到的什刹海地区就是这么形成的。要真正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就不要再分什么多少片保护区了，整个北京旧城（二环以内）实行整体保护。现在的胡同已经所剩无几了，但就现在剩下的这些，我们仔细地分辨的话，还能够看出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和它的街道布局来。二环之内整个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不分二十几片了。
除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之外，什刹海地区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粹所在。什刹海千万不要再改造、再动了。什刹海这个地方，元代是商业区，但是到明清以后，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北京城市里游览休闲的地区，一片风景区。这很不容易。在北方的城市里，城市中心有这么一片水，与其南面的三海连起来，没有第二个城市。所以一定要保持这一片净土，千万不要为了赚一点小钱，在这个地方搞什么卡拉OK，弄得乱七八糟。还一片净土，给老百姓一个高尚休闲的地方。我很支持什刹海研究会这些年来做的工作，我今天讲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认识。我觉得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问题应当慎重考虑，我们要对历史负责，要对子孙负责，要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负责。
——2004年2月
编者话：徐苹芳，着名考古学家，《什刹海志》评审组组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生前一直担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考古学科规划小组组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徐苹芳先生是我国着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一生治学严谨，观点鲜明。本文是从中外城市形成特点对比的研究中，得出集元、明、清三代都城精华结晶的北京城，从建城之初就强调规划的整体性，而需要整体保护的对象就是“二环路以内这是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同时也强调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和什刹海的整体保护。
全文收入《什刹海研究》。
（三），今摘要刊出。徐先生的论点，对当今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整体保护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康奉：《初探什刹海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我们探讨“什刹海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强调按照中央的精神，以人为本。从人的需求来说，什刹海（水域和附近地区）最宝贵的是什么？一个字，就是“水”。要没这个，别的就都谈不上了。我们北京城有了这盆水，才有了这么一个傍湖近水的大好环境，才有了什刹海经济的大发展，也才有了什刹海文化的大发展。可以说，水是我们北京的命脉，当然更是什刹海地区的命脉。回顾历史的发展和经验，我们要特别重视并切实保护好什刹海的水以及由它滋生出的美好的珍贵的一切。前些年修《什刹海志》时，赵洛先生就说过首先要抓好“志水”，强调抓好这一关键，才能把此志修好。讲得很在理，我们确实应当抓住“水”这个最关键的环节来带动其他，不仅要从风景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同时还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人文的角度，重视什刹海、爱护什刹海、建设什刹海。
什刹海文化可以概括说是：古老悠久，灿烂辉煌，丰富深厚，多彩多姿。也许有人会误会这么说是否评价过高，是否以假大空的陈词滥调来进行炒作呢？客观地讲一句，非也！我认为以上的概括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评价，是有充分依据的。以下分三点谈谈个人对这一问题的体会。
第一，什刹海文化具有悠久持续发展的历史性。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人讲究“说古”。正是因为它有很深厚的历史背景，才有很深厚的文化遗产，才有很丰富的人文方面的内涵可供人们挖掘、探索、研究、继承、发扬。如白马关帝庙，据有关文献记载，是在隋朝的基础上后人重建的，从其始建时算，约有1400年了。火德真君庙是唐初贞观六年（632年）建的，已经1372年了。佑圣寺是唐懿宗咸通年间建的，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都说明什刹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确实是非常悠久的。根据《马可·波罗行记》（意大利人拉木学较晚问世的版本）注解中讲到元皇宫内太液池的后面时，说道：“更北之一别湖”以荷花闻名。从其所说的位置来看，这一“别湖”当指今之什刹海无疑。还有在14世纪四五十年代，高丽士人李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曾几次到元大都，在此留学并考中进士。他也曾到过什刹海，留有《忆燕都》诗。即使仅从“旅游文化”的角度，也足以说明什刹海文化确实是非常悠久的。什刹海文化长远而辉煌的历史需要我们承先启后，决不可让它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中断了。
第二，什刹海文化具有极其可贵的平民性。经常在什刹海地区居住或活动的不仅仅有众多的所谓市井小民，也有许多有民本思想、有正义感的“读书人”，或说“士人”。特别是其中一些中下层士人。这是一些有志报国利民，但在那个时代却坎坷不得志甚至受到严重打击迫害的知识分子。
就是在那个时代仍有不少上述那样的知识分子，不惧艰难和危险，敢于与封建恶势力斗，很多地方为平民百姓说话，在很不利的环境下尽力做些好事。在这方面他们与老百姓的心思、情感是相通相近的，他们的一些作品因此也具有进步性而不可忽视。他们在什刹海地区的文化活动，有些只是在士大夫群体中进行的，平民百姓限于社会地位、经济力量和文化水平，一般并不参与其间。这些活动是一些所谓的文人雅集。其中有些是诗书画社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如明代袁中郎等人在护国寺常常举行葡萄社诗会，清代法式善在其松树街寓所聚集济济多士共办“诗龛”，从事诗词、书画、篆刻以至琴艺交流等等；有些则是在一些特定节日的群体文化活动：“花朝”（所谓“百花生日”）雅集、水边修禊、“观莲节”（所谓“荷花生日”）等相聚什刹海赏荷。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常聚会湖区酒楼食肆，无力大摆筵席，只能炒几个普普通通的菜，喝个小酒，填词赋诗，作曲唱曲，嫉世伤时，发发牢骚，或散步水滨，或泛舟游湖，聊抒愁怀。这些活动规模不大，但来者频连，积少成多，在逐渐营造起湖边迤逦的文化氛围。
这些士人在什刹海地区的文化活动，并非只是上述这些虽有社会影响但却是属于他们较小范围参与的事，同时也有不少是不在他们圈子中，而是跟老百姓一起进行的，是与民同乐的，这是一些雅俗共赏的活动。比如说，正月十五地安门大街等处的闹元宵、逛花灯；春天在什刹海滨进行清明踏青活动；四五月之交万人空巷聚观宛平县“城隍出巡”；自元至明在夏日群众聚观宫监在湖中洗贡象和洗御马；每年连续数月、丰富多彩的着名的荷花市场消夏活动；六月二十二日群集火神庙，听道士们为庆贺“火神生日”而举行的器乐演奏；七月十五上元节在广化寺等寺观和湖上举行盂兰盛会；九月初九重阳节群赴高庙或湖区一些楼阁登高；严冬在湖上的冰灯和冰嬉、冰床活动；以及贯穿全年的护国寺、北药王庙的定期庙会活动，等等。在这些场合，不分士庶，常常有一些士大夫跟众多的平民百姓在一起活动，往往多至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参加，摩肩接踵，热闹一时。以上说明，什刹海文化确有很大的平民性，或者说具有浓郁多彩的民俗性。
希望这个极为可贵的平民性、民俗性经过大家的努力而不要泯灭了，活动内容与形式分情况，可有继承、有创新。
第三，什刹海文化丰富多彩，具有多样性。几百年来，总的说在什刹海地区居住和活动的各民族基本上是和睦相处的，各民族的文化是相互融会的。如晚明时即有的着名香腊老店闻异轩（俗称金驴儿记，在今地安门外大街），清代就一直没搬走。着名餐馆柳泉居（在今新街口南大街）明代隆庆年间就有了，清代也没听说它搬到外城去了，还是照样在这里营业。明朝时这里有很多能工巧匠在一些作坊中干活，为宫廷服务，如金丝套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织染所的所在地。以上这些作坊和工匠有些也为社会服务。到了清朝，同时有的机构有变动（如织染所被撤销），但由于宫廷和社会的需要，一些行当的作坊与众多的工匠不可能都迁走。所以清朝的什刹海地区满、蒙、回、汉各族事实上还是杂居共处于此的，日常生活、劳动、文化、娱乐也是同在本地区内进行的。对汉族在本地区居住的限制在清代中叶以后就更宽了，后来几乎可以说没什么限制了。
宗教在本地区也是并存而且和睦相处的。本地区有不少佛寺、道观，也有一些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和清真寺，不同宗教的众多信徒分别进行各自的宗教活动，互不相扰。儒学不同于宗教，但夙为广大士人所崇奉，有时亦称之为“名教”（后又有称之为“孔教”者，那是近代的事了），明初祭祀孔子的宛平县文庙即设在什刹前海之东，后来才并入顺天府学迁址，但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段不可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