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为什么会发生，主要是因为“左”倾教条主义使红军损兵折将，丧失中央苏区，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引起了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不满。而“左”倾教条主义者所犯的最大失误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惨败。面临“左”倾教条主义者军事上的失败，毛泽东积极奔波，到处劝说，希望大家认清博古、李德等的错误，以挽救红军和党中央，先后响应的有王稼祥、张闻天，以及红军指挥员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尤其是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赞同是最为关键的。所以战胜“左”倾错误路线，是集体智慧的结果。
（一）“左”倾教条主义的致命错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惨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说明了博古、李德军事上的无能。假设博古一伙在军事上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也就没有以后的长征等事情发生了，历史发展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那么毛泽东也许会永远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但是事实是博古一伙在军事上的指挥非常之差，并且又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得很惨，后在湘江之战损失过半，最后在遵义会议后被轰下台。
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博古一伙则沉浸在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信心十足，对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并没怎么放在心上，实际上对形势估计不足，轻敌。
蒋介石也是“非常厉害”之人，他看得很准，很早就认清了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认清毛泽东是他最大的敌人。蒋介石出身贫苦，少时丧父，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08年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陈其美手下从事革命活动，刺杀过陶成章。后受孙中山器重，1924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思想反动，1926年蒋介石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下令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蒋介石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谋求中国统一，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认为，抗日必先“剿匪”、“安内才能攘外”，中国的大患不在东北在江西，江西的“共匪”是中国的心腹之患，如不“剿灭”将死无葬身之地。成败总是互相转换，对于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来说，失败使他更加清醒，使他更加“成熟”。蒋介石在北伐、扫除各地军阀中可谓战无不胜，但是自从与红军开始作战却少有胜绩。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已经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进行了精心准备，方针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层层推进的新战术。还聘请一大批的德国军事专家为顾问，制订精细作战计划；从美英贷款购买先进的军火；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者近7500人，这是进攻红军的骨干力量。
准备了半年之后，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调集军队100万，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先以50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
从这次反“围剿”我军与敌人人数对比上看，应该比前几次反“围剿”有更大的胜算。第三次反“围剿”时是一比十，第四次反“围剿”是一比十几，第五次反“围剿”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可见，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这次“围剿”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时中央苏区的领导者已经不是久经沙场的军事天才毛泽东，而是不谙军事的博古和不懂中国实际、只熟悉正规战的李德。
博古，只是一个书生，不懂军事。李德只是刚刚从莫斯科陆军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军校毕业，来中国的本意也并不是当军事顾问，最初是苏军参谋部派他送钱解救被捕的牛兰夫妇而来中国。因为与王明、博古比较熟悉，所以被博古安排到中央苏区，此后又得到共产国际认可，让他为中国革命军事活动提供咨询，但并没有让他指挥战争。李德在红军中发号施令，以太上皇自居，他的权力完全是博古的临时中央给予的。李德学的是正规战，对根据地的情况适合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不熟悉。李德在作风上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听不得不同意见。这就必然导致一错到底，一败再败。结果博古、李德不听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的正确建议，采取错误的战略战术，丧失了像联合福建十九路军等许多战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没有打败国民党军队，最后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损失了中央苏区，引发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不满，但是这并没有导致博古下台，更残酷的是此后的湘江惨败。
湘江血战彻底使博古、李德威信扫地。在蒋介石看来，红军转移也是蒋介石统一西南地方军阀的一个大好时机。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各地军阀林立，表面上服从中央，但实际上各自掌握军权，独霸一方。蒋介石真正能够完全控制的只是限于江浙一带。蒋介石“围剿”红军，也是推行他的一箭多雕之策，利用地方军阀掌握的杂牌军进攻红军，令他们两败俱伤，让自己渔翁得利。但是地方军阀也不是省油的灯，也都觉察到老蒋的意图，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也不希望红军被“剿灭”，因为蒋介石打败了红军后将会剿灭军阀，因此对“围剿”红军也不卖力，甚至与红军合作，红军因此“剿而不灭”。
而在当时，长征其实对红军（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长征则成了历史上的辉煌）和地方军阀都是灾难，因为地方军阀担心红军占领他们的地盘发展；红军则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疲于奔命，困苦不堪，差一点毁于一旦。地方军阀主要把保卫自己的地盘和势力放在第一位，如果红军不去占领他们的地盘，军阀也懒得去与红军作战，如果红军要在他们的地盘上发展，那他们也会死拼，甚至不惜让老蒋的中央军进入，将红军赶走。
长征途中，就是红军、地方军阀、蒋介石斗智斗勇、互相博弈的过程。由于蒋介石、军阀、红军这种三种力量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利益至上因素在里面，粤桂湘军阀都网开一面，让红军比较轻松地过了三道封锁线。
其中桂系白崇禧给红军放行的事被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探到一点风声，于是11月28日给白崇禧发了一份电报，责备白崇禧让路，质疑白崇禧是否与红军勾结？为了自保，白崇禧决定攻击红军，但他选择攻击红军过湘江的尾部和侧击。结果，桂军与红三军团的五师、四师、六师都发生了激战，红军伤亡惨重。黄克诚后来回忆说，红军的损失以通过广西境内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2万人。另外，刘建绪、李觉率领的湘军与林彪的红一军团的战斗也很激烈。11月30日湘军猛烈进攻，红军只得撤退，很少打败仗的红一军团林彪唯恐抵挡不住，急得给中革军委发电报，要“星夜兼程过河”，看到红一军团紧急电报，12月凌晨1点，总司令朱德给各方面军下达红一军团无论如何要将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的作战命令，3点半，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电，一日战斗，关系野战军全局，要求政工连夜鼓动，胜负关乎全局，人人有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以坚决的突击，打退敌人进攻，开辟西进道路，保证我军全部通过封锁线。
又经过半天战斗，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2月1日17时渡过湘江。但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等掩护部 队没能过江，大部分壮烈牺牲，红八军团一部被击溃。
湘江战役是长征以来最惨烈的一战。红军拖着疲惫之身苦战了5个昼夜，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破产，但是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迅速减为3万多入，减少了一半多。5万多人或者死在敌人的炮火下，或者成为俘虏，或者被打散。此后这样惨烈的事情只在西路军和皖南事变发生过。根本原因都是在于战略失误、敌强我弱。
12月4日，中革军委下令整编，接受教训，要求把不必要的物资抛弃销毁。6日，红军翻越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
“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毛泽东曾说：从全国看来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减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减到3万人，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
（二）长征前后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
开始抗争长征虽然是有计划的行动，但是也并没想到要长征到陕北，没想到红一方面军要走两万五千里。所以当时也不叫长征，叫西征、战略转移，想很快再打回来。所以后来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一直在等待主力打回去，没有及时实行分散突围，遭到很大的损失。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虽然没有军权，只保留苏维埃主席一职，身处逆境，但时刻关注党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尤其是长征开始前后，急切地思考如何改变中央和红军的被动挨打局面。
影响事情成败的因素主要是人的问题，遵义会议成败也是。参加的人是否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是成败的关键。在转移前有两个影响遵义会议成败的事情。一是王稼祥和毛泽东随军转移。关于干部去留问题是有一定倾向在里面的。据当时担任中央组织局局长的李维汉回忆，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的干部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并上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王稼祥曾受重伤，博古想让他留下养伤，经毛泽东劝说，说他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应该随军行动。博古才同意王稼祥随军转移。遵义会议的主角毛泽东也差点留在苏区。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博古、李德还打算连毛泽东也不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这两个人如果留下，那么历史会是另一番样子。
二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一块行军。转移前，毛泽东又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处听到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他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意见，在转移时要求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这样，三人就可以在一起商谈博古一伙的“左”倾错误。因为三人在一块，后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为了有效地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执行。实权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
长征到达湖南临武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临武专门到中革军委找三人团提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对博古、周恩来和李德说，这哪里是战略大转移？简直是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结果是路也走不顺，狗也打不着。好在蒋介石耳不聪、目不明、消息不灵通，贻误了战机，我们才幸免，没被狗咬着。侥幸的事可一、可二，不可三。现在必须要坚决扔掉这些坛坛罐罐，轻装前进；一定要精兵简政，裁减非战斗人员，将大部分民工、挑夫或是就地疏散或是征募入伍；将一部分伤病员和一些行动困难的老、弱、妇、幼移交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或是坚壁清野或是参加地方游击战争。我们建议军委成立前敌指挥部，专门协调全军的行军。中央两个纵队也要成立各自的前指，指挥本纵队的行军和作战，不能再过多牵扯中央的精力，不能再拖累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这么大的事，政治局都没开会商量，你们几个人就决定了。现在是不是应当召开个会议？统一一下认识，集中解决红军究竟转移到什么地方去？走哪条路线？到了那里又干什么？不能让全体指战员稀里糊涂地跟着你们转来转去瞎跑路，我们认为前卫的力量偏弱，只留下八军团护卫纵队就够了，调九军团作前卫预备队，紧随红一、三军团跟进。一旦前面有敌情，可以及时支援，只要能撕破前面阻敌的口子，后卫是屏障，中军压力就小了。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苏区根据地也丢失了，这是血的教训啊。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前，关键是我们不能再犯错误了。再犯错误，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些意见和建议是洛甫同志和我认真商量过的，本着对党对红军负责的态度，向你们提出的。希望你们能听得进去并采纳。博古和周恩来坐在板凳上，认真听，还不住点头表示同意，但李德爱理不理。后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做了一些安排，使红军在过湘江时免遭全军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