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婚礼”迎来新世纪第一缕曙光
“见证新世纪，守望到晨曦”；“欢乐今宵，拥抱明天”；“盖世纪邮戳”，“品千年盛宴”……
21世纪即将到来，新世纪第一个元旦，也是新千年的第一天，可真是千载难逢啊！如何度过这一天？特别是第一缕曙光，如果看不到，那将是终身遗憾。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盘算，开启“云智慧”的按钮，让浪漫的情怀放肆一回。
2000年12月31日，北京到处都洋溢着喜庆气氛。无论大街小巷，还是商场、饭店，各种促销的标语和民间活动都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世纪之交北京将成不夜城。
当时针指向2001年零点，北京王府井、西单、朝外大街、隆福寺、大栅栏等五大商业区同时成为欢乐的海洋。假日经济不再是陌生的词汇，按照北京市的统一部署，京城五大商业区和各大商场纷纷亮出绝活，迎接新世纪到来。丰富多彩的喜庆活动从12月31日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2001年元旦凌晨。
当12月31日23时，中华世纪坛大型群众联欢晚会的焰火点亮京城夜空时，一些民间迎接新世纪的活动也纷纷拉开帷幕。中日韩三国62名大学生将在北京颐方园体育城主馆码放350万张多米诺骨牌，重新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北京电视台推出的“直播世纪婴儿”
活动将摄像机架在了妇产医院的产房，由产科教授现场讲解新生命的降生过程。当北京大钟寺、钟鼓楼和新修复的地坛钟楼鸣响新世纪第一次钟声的时候，京城百姓通过电视屏幕可以目睹“21世纪第一个婴儿”的降临。他们以关注人类新生命的特殊方式迎来新的世纪。
然而，世纪之交将在北京度过不眠之夜的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热心的人们在北京组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盛大的“世纪婚礼”。
来自全国56个民族的1000对新婚夫妇齐聚北京，先于12月31日晚出席北京新年音乐会，让贝多芬的《欢乐颂》为他们送走20世纪，又让管弦乐《春节序曲》为他们迎来新世纪。2001年元旦凌晨，新人们乘坐超大型婚礼花车，到天安门广场沐浴新世纪第一缕曙光，观看新世纪第一次庄严的国旗升旗仪式，随后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婚礼。
“世纪婚礼”是一家婚庆公司独具匠心的策划，让新郎新娘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结为百年之好，这是一个无法复制的盛大婚礼。网上公布这一活动后不到5天，就有将近两千对新人报名。由于接待能力所限，组织者只能忍痛割爱，以报名先后为序，兼顾56个民族。随后他们又将一封道歉信和一份贺卡寄给没能参加天安门婚礼的新人，接到这份“礼物”的新人，恐怕要比高考生落榜还要失望。
一对云南大理的白族新人由于路途遥远，信息不灵，报名稍迟没能入围。他们又是打电话，又是拍传真，还请到北京出差的老乡登门公关筹备处。两位新人本来已被父母包办，双双“被”许诺给不认识的人。他们抗争了两年，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恩准，并且准备办一个全新的婚礼：到北京，让天安门见证他们的爱情。参加“世纪婚礼”将使这对白族鸳鸯的婚礼，插上更加瑰丽的翅膀。他们说，这也是全村男女老少共同的心愿。
筹备处为难了，“千对新人世纪大婚礼”是不能变成1001对的，他们不能为了一对新人，而改变对1000对新人的承诺。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对入围的北京新人来交款办手续，听到了这个故事。他们默默离开了，纠结了一个星期，终于又来到筹备处。他们说，他们决定把这个名额让给这对白族新人，少数民族朋友参加世纪婚礼更有意义。北京的新人告诉筹备处，他们已和中华世纪坛取得联系，世纪坛活动组委会被他们的谦让精神所动，已同意将他们的婚礼穿插到活动中。
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结局，两个不同地点却演绎着同一个世纪的婚礼。
看新世纪第一缕曙光，要百年等一回，而看千年第一缕曙光则要等上千年！能够遭遇2001年1月1日，那确实是人生之幸。何为新世纪第一缕曙光？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何玉囡对此做了详尽的解释。
何玉囡说，从天文意义上讲，日出是将太阳看成一个圆面，太阳圆面的上边缘与地平线相切的时刻，就是日出时刻。此时太阳在地平线以下，与地平线仅有一个交点。真正看到半个或一个完整的太阳圆面，还需要一些时间。也就是说，太阳圆面的上边缘与地平线相切的时刻，所透露出的曙光可以认为是第一缕曙光。凡是能够看到地平线的地方，都有机会看到第一缕曙光。
何研究员话锋一转接着说，在天安门可以看到第一缕曙光，但不是第一缕曙光的首照地，首照地应该是在新世纪开始之日日出最早的地方。
1999年11月3日，北京天文台名誉会长、中科院院士、中国2000年委员会主席王绶先生在北京宣布：中国的2000年第一缕曙光将首先照射到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
曾在台州市括苍山顶工作了十多年的台州市气象局郑金忠对此持不同看法。他搜集了气象站30年来的日照实测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并据此推算后认为，括苍山顶日出时间比石塘要早15分钟。
“新千年曙光之争”其实是旅游资源之争。2000年1月1日的“新千年曙光”使石塘这个海边小镇一夜成名。据温岭市提供的资料，在“曙光节”期间，温岭全市接待中外游客16.96万人次，旅游收入1.2亿元。
尽管在天安门看到的不是“第一照”，但到天安门观看新世纪第一缕曙光仍是最热的热点。
1月1日凌晨4时，国旗旗杆以南50米的警戒线后，已经挤满了来看第一缕曙光和升旗仪式的群众，其中不少是从外地赶来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利用元旦放假专程到北京看曙光和升旗，他们觉得这次比以往更有意义，象征着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随着升旗时间的临近，聚集到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是在世纪钟声敲响后就来到广场，一直守候到天明的。一些提着行李刚刚下火车的青年人，索性将旅行箱堆积起来，搭成“看台”，翘首张望。
1000对新人尤其令人瞩目，由于天气寒冷，他们虽然不能着婚纱和礼服，但是精心的打扮、精致的穿着，仍然透露出其特有的身份。此刻，新人的心情更为激动和紧张，因为这一刻值得他们铭记的东西太多了。
7时30分，威武的国旗护卫队出现在金水桥上。
五星红旗披着新世纪的曙光缓缓升起，片刻宁静后，是数万人忘情的欢呼，人们争相留影，为这辞旧迎新的一刻见证。
其实，见证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还有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指战员们。请看看为了迎接第一缕曙光他们的作息表吧：
6：00，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驻地故宫东朝房，一声清脆的起床哨划破了漆黑寂静的夜空。队员们闻声而起，穿衣、洗漱、擦靴。
6：30，队员们开始升旗前雷打不动的热身训练。
7：28，国旗护卫队准备出发。
7：37，当第一缕曙光出现在东方天际，鲜艳的五星红旗在36名国旗护卫队员守护下，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据悉，新世纪到来之际，护卫队收到大量来自各地的贺卡。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回复每一封来信。当傍晚完成降旗仪式之后，战士们将伏案执笔，向所有来信者，带去新世纪的第一声问候。
二、关于广场功能的跨世纪大辩论
1．新中国成立初始已确定“政治性和纪念性”是主基调天安门广场的功能到底如何定位？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就是个纠结不已的问题。争论了60多年，仍然没有定说。虽然20世纪50年代，有个没有公开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说法，但是随着时光流转，官员、规划部门以及各路学者的更新换代，特别是观念的不断刷新，使得本不复杂的问题变得棘手。直到新世纪的日头升得老高了，仍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尽管60多年间，广场布局在功能上有过多次突破或延展，但终因各方舆论压力，不得不放弃，又重新回到原有的规制。“广场经济”粉墨登场，又黯然谢幕就是一例。
从1417年天安门初露尊容，到1912年封建王朝彻底崩盘的495年间，虽然经历了两个朝代、25位皇帝，天安门及广场的功能十分明确而且一成不变：象征和防护。
495年间，皇帝的权威一向是通过天安门及广场向外传播的，成为皇权的象征；同时它们也是紫禁城的守护者，过不了广场上的层层关卡，特别是天安门那森严的81钉大门，任何人都休想越雷池一步。
495年间，对天安门及广场的定位没有人质疑过，更没有人敢于为其添枝加叶。随着最后一个王朝的垮台，它的防护和象征功能也就随之瓦解。天安门广场成了民间的政治舞台，为政治家、学生和工人的集会、游行之所。然而这一功能并不被统治者接纳，频频武装驱逐和镇压，甚至一度在广场种植白丁香和黄刺玫，以遏制政治活动。这几十年广场的功能，虽然仍旧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但毕竟大不同以往了。
广场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城市广场，如普南城的中心广场，是市民进行宗教、商业、政治活动的场所。公元5世纪欧洲进入封建时期以后，城市生活以宗教活动为中心，广场成了教堂和市政厅的前庭。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城市中公共活动的增加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繁荣，相应地出现了一批着名的城市广场，如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卡比多广场等。19世纪后期，城市中工业的发展，人口和机动车辆的迅速增加，不少老的广场成了交通广场，如巴黎的星形广场和协和广场。
封建专制让中国古代城市缺乏公众活动的广场。只是在庙宇前有前庭，有的设有戏台，可以举行庙会等公共活动。此外，很多小城镇上还有进行商业活动的市场和码头、桥头的集散性广场。衙署前的前庭，不是供公众活动使用，相反，还要求人们肃静回避。这在古代都城的规划布局中更为突出，如宫城或皇城前都有宫廷广场，但不开放，为统治者专属。
由此看来，中国的广场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出现要比西方社会晚得多，二是西方的广场是开放的，人民大众是活动的主体；而中国古代真正意义的广场是官方私属的，是封建专权的象征物，人民大众不得进入其间。
时光的脚步踏进新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功能发生了本质性改变，不过它的新的定义在开国的礼炮声中就已经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举行了开国大典，此后年年都有国庆游行，天安门及广场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其实，早于开国大典之前的9月30日傍晚，中共中央、政协、政务院的领导人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一行动也为广场的功能定下了难以更改的基调：纪念性和政治性广场。
特别是最终纪念碑成为整个广场中心，这一功能就尤显突出。
原本有人主张把纪念碑建在东单广场或是西郊八宝山，如果这一建议得到实施，广场的纪念性功能也就弱化了许多。
从1950年至1954年间，规划部门陆续做了15个方案，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旧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面积问题展开讨论。有关天安门广场的性质，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天安门象征国家政权，故而广场周围应该以国家主要的机关为重点建筑物，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政治中心；另一种意见认为，广场应该发展成为文化中心，周围的建筑物应以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主。
苏联专家团的看法接近前者，认为天安门广场只宜建造一些纪念性质的建筑物，例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烈士纪念馆，性质是庄严、肃穆的。他们的灵感来自于莫斯科红场，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
这个建议和中央当时的构思颇为接近。在广场上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又建设人民大会堂、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以及1977年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都是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的重要延伸。
“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的味道”，是那时对天安门广场政治性和纪念性的另一种通俗解释。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急转而下，中国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首先提出要建成一个与苏联红场不同，甚至在各方面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来。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有44公顷，大大超过了只有9公顷的红场。
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回忆，195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取了市长彭真关于改建天安门广场的汇报后指示，6亿人口大国的集会广场，太小了不行，天安门广场宽度从天安门东西两侧红墙一直向南通出去，直到护城河，东西宽500米。
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回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曾经先后做过几十个方案，征求过多方面的意见，最后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敲定下来的，随后根据拍板的方案建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郑天翔又对广场的政治性做了进一步阐释：“天安门广场应当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成为一个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基地，成为培养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的大学校。”
一名多次参与天安门规划的专家称：“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政治的广场，在这里修建任何建筑，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