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1946年8月24日的《东北日报》报道说，几天前，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发表广播演说称：“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
然而，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某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又是另一番说法。他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认为这是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曾应张学良邀请，为其录制口述历史。其中有一段张学良回答唐德刚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谈话，对不抵抗命令作了如下一段记载：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强调，不抵抗命令是他下达的。他下达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军队不要跟日本军队冲突，日军来挑衅，离开他，躲开他。张学良还解释说，当时他为什么要下达不抵抗令，那是因为过去对于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那么，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谁下达的呢？还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张学良曾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而且，蒋介石也曾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采取不合作的办法对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争取拖延。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对红军的“围剿”，他在抚州电告南京政府：“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伤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于是，9月6日，张学良秘密电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3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丞宣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要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为要。”
由此看来，蒋介石只是叮嘱张学良不要抵抗，而向东北直接下达不抵抗命令的是张学良。而张学良这样做，显然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9月11日，蒋介石同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他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我这次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遭日军进攻，一律不抵抗。”
张学良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向东北军各部队军官发出不抵抗的命令和训示，以致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没有进行抵抗，有的部队甚至只给士兵发枪，不发子弹。结果，日军很快就占领了北大营，并攻占了沈阳和长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张学良同于凤至，还有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的京剧《宇宙锋》。19日凌晨1时，张学良指示东北军政要员，应“听命于中央，听候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连报中央，听候指示”。他告诫军政要员们，这次日军寻衅，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他甚至说：“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9月19日下午，张学良在一封电报中说：“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后来，张学良承认，当日军进攻的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并用炮袭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组织之报复行为”。
张学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连续向南京发出十几次电报进行请示，得到的回答却是：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9月18日，蒋介石乘坐“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开往江西，准备再次对江西境内的红军发动“围剿”。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电报。此时，蒋介石正在军舰上睡大觉，对此事一无所知。当天上午，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临时会议，决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南京主持一切。“永绥”号军舰于当天到达湖口，蒋介石接到上海的急电，才得知东北“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立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到南昌后乘飞机返回南京。19日晚8时许，蒋介石在南昌向张发出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9月19日下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办法。经过一番讨论，会议作出3项决定：1.外交部对日提出抗议，向国联提出申诉，并通知美国；2.催促蒋介石立即返回南京主持大计；3.劝广州非常会议，撤销国府，约集同来南京共赴国难。
关于这段事实，1977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简史》记载：“蒋主席至湖口，闻讯立即折回南京。21日，在陵园召集党政首长续商对策。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为对日本外交之决策机关。同时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沉着镇静，信任国联之公理处断。希望全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于9月21日主持召开党政军首脑会议，商量对策。会议决定：1.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日决策机关；2.抽调部队北上助防；3.推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专程赶往广东，磋商统一团结御侮办法；4.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分别发出“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侮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两天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继续推行他的“公理”解决。他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一天，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告全国军民书”，声称要“以待公理之解决”，要求全国军队“避免冲突”。
（二）东京的反应
日军参谋本部接到花谷正的几封电报后立刻紧张起来。9月19日上午，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陆军省召集军部首脑会议，商讨局势发展的动态与处置办法。参加会议的有杉山元、小矶国昭、二宫重治、梅津美治郎、今村、桥本虎、永田铁山。与会者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应以此次事变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仅要确保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
会议决定向东北派出第十师团。相反，日本外务省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9月18日晚10时30分左右，沈阳总领事馆听见北郊响起枪炮声。此时，森岛领事已经听说中国军队不打算抵抗的消息。于是，他立即去见板垣，要求关东军守备队停止军事行动，以求和平解决事端。可是，板垣回答说：“军方自有主张”，请领事馆不要干涉军队的指挥，拒绝了森岛的建议。森岛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要求关东军停止军事行动，以防事态扩大。这时，从菊文旅馆回来的花谷正恼羞成怒指责说：“你是在干涉军方统帅权。”他甚至拔出刀来威胁说：“谁干涉就杀掉谁！”
森岛一脸无奈地返回领事馆向林久治郎作了汇报。林久治郎亲自给板垣打电话，要他立即停火。板垣根本听不进这些话，反而通知领事馆：“军队要按既定计划行事。”于是，林久治郎向外相币原连发3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说：因中国方面迭次要求和平议决，我即以电报告知板垣，中日两国并未开战，中国又采取不抵抗，应立即停止攻击，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板垣回答说，此事涉及皇军威势，军方决定给予彻底解决，我的提议被军方拒绝。第二封电报大意是：从满铁全线军队同时出动这一点观察，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我已托满铁总裁请本庄繁加以制止，希望政府设法制止军队的行动。第三封电报称：军方独断与不法行动，已使我失去了阻挡的能力。
9月19日上午，币原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外务省所了解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点：1.抚顺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二中队长川上精一早有关于关东军“九一八”发难的秘密公告；2.中国军队并未抵抗；3.花谷正出刀威胁森岛领事，不愿停战；4.林久治郎总领事要求关东军停火无效；5.满铁理事木村锐市、抚顺煤矿伍长卓崇雄、关东厅长官冢本清治、警保局长中谷政一报告：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出自自卫。
币原宣读上述电报内容之后，会场出现了不利于军方的气氛。会议暂时采取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具体内容为：事变不得扩大；禁止拓务省关东厅和满铁公司参与事变；总领事馆就近监报关东军的行动；分遣辽阳多门师团、天野旅团及守备队岛本大队长将所属部队集中于沈阳附近；长春旅团担任警戒，以自卫为限。
当天，日本参谋本部召开部长级会议，金谷在会上说：“事到如今，已万不得已，但必须马上处理这一事件，恢复原状。”但是，作战部部长今村提出相反的意见，他说：箭已脱弦，如果中途停止下来，恢复原状，会对军队士气产生很大影响，事关重大。应当排除万难，保持国家和军队的威信，为达到伟大目的而努力。最后，金谷同意了今村的意见，并于下午6时电告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第一，9月18日晚之后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是适时之策，提高了帝国军队的威望；第二，鉴于事件发生后中国的态度，并且有内阁关于事件处理不得超越必要限度的决定，所以，今后关东军的行动，必须按照这一精神妥善处理。
与此同时，陆军大臣南次郎也电告关东军，歪曲事实，袒护关东军的行为：关于此次日华冲突事件，帝国政府认为是由中国士兵破坏满铁线路所引起的，其过错本应归咎于彼。但我们的方针是努力不扩大事态，希望按照此方针行动。事变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草拟了《满洲时局善后方案》，坚决反对恢复原状，主张以维持现状为原则，并以此鼓动内阁和外务省，强迫中国解决中村事件和柳条沟事件。同时，这个方案还强调，为方便运兵起见，应该迅速修建吉林至会宁、长春至大连的铁路。
对于日本内阁“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关东军很不满意。9月19日下午5时40分后，一个多小时之内，本庄繁连发两封电报，要求迅速占领整个东北。第一封电报称：我军以主力扫荡奉天附近的敌人，用部分兵力迅速解决营口、凤凰城的敌人武装，现正向长春附近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将全力以赴完成南满铁路的守备任务。现已查明，我军伤亡约80名。事态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现在是绝好时机，我军应该担负起维持整个“满洲”治安的任务。为此，我们要求增援3个师团，所需经费由“满洲”承担。第二封电报说：如果我军现在退缩不前，将来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解决“满蒙”问题。而且，这次事件完全是“暴戾”的中国官兵炸毁铁路和袭击我守备队所致，以前奉天附近演戏事件和中村事件均为轻侮日本军队威信的结果。希望现在以最大决心，全部陆军勇猛前进。在这封电报里，本庄繁再次请求增援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