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博文女校，在党史上赫赫有名。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外，其余代表均借“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居住在这里。时任博文女校校长的黄绍兰把他们安排在该校当街的一排校舍的楼上：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包惠僧住，靠西的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便是在当时上海法租界处的博文女校举行的。
黄绍兰在感情方面却是个很不幸的女人，黄侃对其伤害很深。黄侃在感情方面甚是随便，在其短暂的人生中，曾经有过九次婚姻。
黄绍兰与黄侃同乡，都是湖北蕲春人。黄侃当过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时，黄侃便不顾一切地跑到上海去追求她。其时，黄侃的发妻王氏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
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不久，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得知后，很快义愤填膺地告给了黄绍兰。黄绍兰闻讯，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令她欲哭无泪的是，自己手持的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自己苦心经营的婚姻折戟沉沙，慈父又雪上加霜地断绝了亲情。双重的打击，使黄绍兰饱受痛苦。
那时节，除了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外，黄侃还收获了其他的爱情，比如俘获了黄菊英。曾就读于武昌高师的黄菊英是黄侃大女儿的同窗好友。黄菊英经常到黄侃家中，与他的大女儿并坐一处闲谈。据黄侃后来讲，黄菊英是武汉三镇所有年轻女孩子中的第一美人。黄侃还曾情意绵绵地给黄菊英写词示爱：“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随着感情升温，黄侃与黄菊英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当黄侃对外宣布二人结婚的消息之时，朋友们再次以“人言可畏”劝他。黄侃却泰然闲静地回答：“怕什么？难道怕人家闲话，就不过日子了吗？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呢。”于是，各种小报上对于黄侃再婚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黄侃不仅对之不以为然，而且干脆让学生把骂自己的小报收集起来，以供蜜月阅读消遣。
黄菊英陪着黄侃走到了他人生的终点。后来，黄菊英回忆说：“我虽是季刚的妻子和学生，但学无专长，对于他的学术文章，我是在宫墙之外。每当重阅他细心批点的古籍，复诵他情文并茂的诗作，辄使我以他的好学精神自勉。”
而被黄侃始乱终弃的黄绍兰后来一直在学界，先后任章太炎国学讲习会讲师、广州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等。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黄绍兰的至交、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对风流老公很宽容的民国美女
李励庄，是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4年，她曾与钟婉如、陈逸云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向警予当选为大同盟第一届会长，李励庄当选为副会长。
然而，她的另外一个头衔，却给她的一生带来很多的意外与不幸。这个头衔便是陈公博的夫人。
李励庄，受过大学教育，优雅高贵，很稳重，不多说话，在第一次党代会上一亮相便吸引了代表们的所有目光。
后来，她嫁给陈公博。陈公博一生变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最终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命运，无不给世人以深刻的沉思和警示。
陪丈夫参加中共一大，遭遇旅馆惊魂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广州的代表是最后一位报到的。当时，李励庄与陈公博新婚不久，于是李励庄陪同陈公博出席了这次会议。1921年7月14日，陈公博与李励庄经香港转乘轮船，于7月21日来到上海。为了出入方便，这对新婚夫妇住进了位于南京路上的大东旅馆。
陈公博当时写下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发表在1921年8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上，使后人能够了解事情的经过。这篇文章因为是公开发表，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
陈公博写道：“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
开会期间，密探搜查过李公馆。当时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48支烟卷全部吸光。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巡捕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悻悻而去。过了一会儿，陈公博看看没有动静，就与李汉俊道别准备回旅馆。出门后，发现有人盯梢，正好一辆黄包车过来，他便坐了上去。那人也招来黄包车，紧跟其后。陈公博要黄包车拉到大世界游乐场，进了大世界后，他东走走，西走走，先去听了一会儿评弹，接着又去看电影，趁电影场人多光线暗，陈公博摆脱了密探，然后雇车赶回大东旅馆。
他关紧了房门，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当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陈公博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下半夜好不容易进入梦乡，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他们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天亮后，茶房说，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房客被人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陈公博一听，担心受牵连，马上与李励庄离开了大东旅馆。
不介入丈夫的政事，并对其风流的秉性很宽容
李励庄的丈夫陈公博是一个多变的人物。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党而去，跻身国民党行列，以“左派”自诩。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蒋介石合流，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
李励庄并不介入陈公博的政事，而且对丈夫的情妇十分宽容。打入汪伪内部的我党特工李时雨回忆李励庄说：“她鹅蛋脸，皮肤白皙……很稳重，不多说话，与长期居家的陈的姘妇何大小姐关系挺好。”而且，她对陈公博的另一情妇莫国康的关系也很好。
陈公博的情妇何焯贤、何炳贤两姐妹生活奢侈，挥金如土，跟随陈公博纯粹是看中他的地位和金钱，在政治和工作上对陈公博没有任何帮助。唯有他的私人秘书莫国康，不仅是陈公博的红颜知己，还是他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别人都知道她与陈公博的关系，也知道她的地位，虽然背地里视她为陈公博的小老婆，当面还是得称她“莫委员”（她是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
与丈夫狼狈出逃，并寸步不离守着丈夫防他再寻短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面对当时的局面，陈公博思去想来，最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主意打定后，他便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日本政府，希望逃到日本某一个地方隐居下来。日本政府很快同意了陈公博的请求。1945年8月25日晨，陈公博带着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人，乘飞机出逃。
李励庄跟随丈夫出逃的过程很是狼狈，在日方的安排下，他们夫妇乘坐消防车到了一个叫“水交馆”的旅馆住。
“水交馆”原是日本海军的俱乐部，日军战败后，那里已是人去楼空，破烂不堪，房间里连一把椅子都没有。李励庄和丈夫只好在草席上安身。之后，他们又被秘密转移到浅津东乡湖的望湖楼暂住。考虑到他们夫妇的安全问题，在望湖楼没住两天，日本政府又派人把他们送到京都，陈公博化名东山公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一天晚上，周隆庠匆匆走进陈公博的房间，说道：“我刚刚看到晚报，梁鸿志等已遭重庆方面通缉。”陈公博闻讯，脸色陡变，自言自语道：“梁鸿志不过是和平政府的监察院院长，我还是代理主席，如此看来，蒋介石肯定不会放过我！”陈公博挥了挥手，周隆庠退了出去。“看样子，我一切全完了！”说着，陈公博猛地拉开抽屉，取出一把手枪，对准脑袋：“劫数难逃，与其这样东躲西藏，活着受罪，还不如一死了之。”李励庄见状，跑过来一把抓住手枪，争夺中扳机被触动，只听“砰”的一声，子弹打到了天花板上。
绝望的陈公博禁不住号啕大哭，李励庄把手枪藏了起来。从这以后，她寸步不离守着陈公博，防他再寻短见。
离婚后，她依然希望救丈夫
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作为大汉奸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诉讼期间，陈公博还撰写了三万字的自白书，以明心志，但他自忖劣迹难逃法网制裁，自白书末了称“请法庭随便怎么判，我决定不再申辩”。
陈公博于狱中写的日记流露其心迹：“今天我被宣判了死刑，当初心里是微微的震动了一下，但随即也就不觉得什么了，并不是我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只是我觉得我对于各方面不再有什么放不下心的地方，我是可以就此结束了我这一生的。”
此时已与陈公博离婚的李励庄在数日后向法院提出“为陈公博声请复判状”，诉状表示，陈公博早在1940年南京伪政权成立之初，即通过军统人员徐天深的秘密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李励庄再三声明丈夫在任伪职期间，曾配合重庆方面，报告日军动态，并尽力剿共，根绝赤患云云。李励庄的申请未被当局采纳，仍维持原判。
1946年6月3日凌晨时分，蒋介石侍从室密电南京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命令迅速执行死刑，陈公博于当天被枪决于苏州。
李励庄和陈公博生有一子，名叫陈干。陈公博临刑的这一天，陈干偕汪精卫之女来到苏州，此时，死刑刚执行完毕。他们没有到刑场，只是嘱托陈公博的副官将陈的尸体送到苏州殡仪馆入殓。随后，将陈公博葬至上海公墓，连墓碑也没有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