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张学良向周恩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要抗日，但现在也不反蒋，若将来蒋介石真的投降了日本，我一定离开蒋，另做打算，并做以防万一的准备。”
周恩来听了张学良的这一番肺腑之言，点了点头，他明确表示：“从逻辑上讲，张将军的意见很有道理，很值得我们重视，我个人同意张将军关于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主张。不过，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我一定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
张学良见周恩来态度诚恳、明朗，如此重视自己的意见，十分高兴。这些日子以来，他最担心的便是在“反蒋”还是“联蒋”这个问题上和共产党谈不拢，现在有了松动的余地，压在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搬掉了，他感到浑身轻松，情不自禁地说：“这个问题能取得一致意见就太好。今后我们可以采取内外夹逼的办法，你们在外部施加压力，我们在内部劝解说服，一定要把蒋介石拉到抗日的道路上来。”
最后，双方还谈到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问题。
张学良问道：“贵党这种举动的目的何在？”
周恩来毫不隐瞒地说：“我们的目的是准备占领太行山，东出抗日，以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早日到来。”
张学良对此深表理解，但他提醒周恩来说：“红军这么做困难很大哦！因为蒋介石也已看到了这一点，并已调动部队领先控制了太行山。”
周恩来说：“如果实在过不去，那只好回来另想办法。”
张学良马上建议道：“红军可经营绥远，但若决定出河北，我的部队将不加阻挠。”
在融洽的气氛中，他们还谈到许多国际国内的其他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问题、苏联援助中国抗战问题、中国抗日问题、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中国红军各方面军的集中问题，等等。周恩来均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使张学良极为佩服。
经过双方的坦诚相商，会谈达成了一些协议，双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张学良表示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关于红军部队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同意，张学良愿进行斡旋；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学良代办，子弹可由张学良供给。
4月10日凌晨4时，会谈顺利结束。
张学良激动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新的一天开始了，一个新的张学良也开始了。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了，不仅使我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也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我一定要忠实于我们谈判的协议，永不毁约。”
因人而异
“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周恩来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地开展工作，以共同的民族利益促成各派团结抗日。
做沟通协调工作，忌讳之三是不看对象。如何破解这一忌讳？周恩来的做法是：因人而异。
1937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全国上下义愤高涨，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建立了合作关系。国民党对待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过去有了一些转变，一段时间内有了较融洽的气氛。但对改善两党关系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蒋介石仍采取拖延态度，或者不明确表态，或者随时改口，两党关系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说服各种力量和共产党一起抗日呢？这是周恩来致力思考和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周恩来找到了与沟通对象的共同点，这就是“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
社会心理学认为，人际吸引中的相似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包括年龄与性别、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教育水平、职业、籍贯、兴趣、价值观、信念、态度等的相似。因为相似的人彼此容易沟通，较少因意见传递的困难而造成误会和冲突，共同点越多，双方的距离越近。
在民族危急时刻，抗日成了各党各派共同的愿望，找到了这一共同点，彼此的距离就拉近了。但在具体的对象面前，周恩来则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在说服国民党元老和上层人物时，周恩来尽力消除对方的成见，以抗战这一全民族的共同利益为切入点和基本点，不过多地讲大道理，一方面充分肯定他们在民族危机面前所表现的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诚恳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但并不急于奏效，尽力用真诚打动对方。
由于历史原因，周恩来在国民党上层和元老派中间有许多朋友。国共合作抗日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常驻国民党政府中。无论是在山西、武汉，还是在重庆，他广泛地接触各方面的朋友，甚至是政治态度不尽相同的人，诚恳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从容周旋，重叙旧情，广结新友，赤诚合作。这不仅使他们进一步同中国共产党接近，而且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内部，除少数顽固派外，也有不少主张抗战和团结的进步分子。这些人当中既有下层官兵，也有上层人物和元老派。相比起来，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元老派是国民党当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他们虽然在政治上与共产党是对立的，但在民族危机面前，赞成抗日，反对投降，同共产党的距离有所缩短。他们能够制约蒋介石，影响蒋介石的决策，蒋介石也让他们三分，因此，说服国民党元老派和上层人物团结抗战就十分重要了。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国民党元老和上层人物的工作。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监察院的院长。周恩来对他一直十分关心。
有一天，周恩来找到于的女婿屈武，叮嘱他做于右任的工作：“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
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辈，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经过做工作，于右任的政治态度有所转变。
于右任对国民党内的钩心斗角、贪污腐败现象早已深恶痛绝，想惩治那些贪婪成性的人，但其中一些是蒋介石左右的权要人物，他们得到蒋介石的庇护，怎么能惩办得下去呢？于右任一气之下辞去监察院长职务去了成都。
周恩来得知于先生的这些举动后，立即予以肯定的评价：“于先生姿态很好，这是对老蒋独裁作风的一个有力的揭露。他的这一举动大得人心，但不要悲观。”
对于周恩来的勉励，于右任很受感动。
当于右任迫于形势顺水推舟又要回到重庆时，他的女婿屈武担心他的安全，周恩来便对屈武说：“于先生和邓演达先生不同。他这块元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绝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
简单的几句话，就把于右任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蒋介石的心理、于右任的个性等勾勒得恰到好处，同时，这些话在屈武听起来入情入理，坦率诚恳。周恩来这样的语言不仅给屈武，而且给所有与周恩来接触过的朋友以心悦诚服的感觉。在周恩来的帮助和多方面的关怀下，于右任先生的政治态度进一步明朗、坚定，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影响积极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冯玉祥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是原西北军的领袖，国民党内的主战派。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他同蒋介石的矛盾加深。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虽先后委任他担任过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但没有给他指挥实权。1937年11月底冯玉祥迁居武汉后，到处发表演说鼓吹抗战。
对这样一个人，1938年2月7日，周恩来通过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鹿钟麟向他表示：拟请一见。冯玉祥最初还有些顾忌，只愿“作不见面之默契”，担心“外面耳目众多，不便相见”。但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同意见周恩来。
14日，周恩来到他的寓所拜访，交谈对时局和抗战前途的看法。他们谈得很畅快，特别是对前一阶段华北和上海作战指挥的得失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双方谈得十分投机。
周恩来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渊博的知识、幽默的话语、爽朗的笑声，无不让冯玉祥佩服得五体投地。冯玉祥在当天日记里谈了对周恩来的印象：
“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
周恩来离开后，冯玉祥对他周围的人感慨地说：“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第二天，他在会客室写下了8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表示自己不如周恩来，对周恩来十分敬佩。
以后，他常派他的专车将周恩来接到寓所会面，同共产党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在周恩来的争取和支持下，冯玉祥请人办了《抗到底》、《抗战画刊》两种刊物和一个出版抗战图书的三户印刷所，他还参与筹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并亲任理事。
周恩来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同陈诚、邵力子、张治中等的接触也较多，对他们的政治倾向有着较大的影响。
由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沟通艺术，扩大了统一战线队伍，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一切政治力量共同抗战。
国民党内部有着嫡系与非嫡系、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地方实力派此消彼长，分化组合。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有四川、云南、广西三大派。这三大派都有自己的地盘，并且都同蒋介石之间矛盾尖锐。在抗战前，这三大派名义上服从中央，可实际上都是自成一个独立王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借抗战之名将四川、云南和广西一部分军队调离本地，并把重庆作为陪都，加深了矛盾。在四川，蒋介石控制了主要地区，将四川军阀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的势力排挤到川康边境，处心积虑地想把他们吃悼，这就引起刘、潘、邓等对蒋介石非常不满。蒋介石又企图控制云南，使他与龙云、卢汉等云南地方实力派矛盾尖锐。在广西，蒋介石采取拉拢、分化政策，但他们之间貌合神离，矛盾并未消除。
周恩来分析说：“地方实力派近乎中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他认为要联合地方实力派，共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怎样说服地方实力派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团结抗战呢？周恩来不仅注重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即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更重要的是，采取了利用矛盾的说服方法。
为此，周恩来不仅多次同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会面恳谈，向他们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增强他们的信心，反对妥协投降，而且派人到他们那里去开展工作。
邓锡侯1938年3月从河南前线到武汉，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他，希望川军能同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邓锡侯返河南后，派人给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送去一批弹药，以后也时常支援新四军。
1942年2月，周恩来在会见刘文辉时明确表示，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派能与共产党密切配合，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支持地方派。中国共产党对刘、潘的帮助和争取不断，一直到1949年他们率部宣布起义。
周恩来对云南的工作也同样重视，他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先后派薛文正和华岗到云南做龙云和卢汉的工作。通过积极的工作，促进了龙云的思想变化，使他积极支持云南人民反对法西斯独裁，使昆明的民主运动得以广泛开展。
李济深是广西地方实力派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李济深等桂系人物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先后派张友渔等去做工作。周恩来还曾三到桂林去做李宗仁的工作，促进他们同意中国共产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还促使他们接纳了一大批沦陷区来的抗日进步力量和文化人士。
通过争取这些实力派，壮大了抗日力量。
对其他各党派人士，周恩来则采取了平等相待、开诚布公并晓以大义的办法。
邹韬奋是着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
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他见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他热情亲切地对邹韬奋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
谈话中，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并且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
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范长江是《大公报》着名记者，他在汉口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