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古本纪年》的说法，昭王南征有两次大规模的行动。第一次是：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
这次南征在《天问》里亦有所云，“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兕）”。意思是说昭公初至荆楚即逢白兕以为吉利，但再次南征时却遇难不返，那么逢白兕之事于昭王有何利可言呢？关于昭王南征的路线，《启卣》说：“王出兽（狩）南山，搜口山谷，至于上侯滰川。”大约是指昭王从丰镐出发东南行，过今蓝田后即入于山中行进，曾在山谷中狩猎，后来至于“滰川”，疑即今河南西南部的淅川，然后再南行而趋向汉水。古人有“春搜”（《左传》隐公五年）之说，因此，昭王十六年的南征可能是春天开始的。按照《中甗》的记载，昭王南征从今豫西南的淅川东南行到临近鄂境的“曾”，铭文说，“王令中先省南或（国）贯行，艺位在曾”。即令名中者为先行到曾。所谓“艺位”在《中鼎》里作“艺王位”。《广雅·释诂三》：“艺，治也。”“艺位”即昭王准备临时住处。“曾”地在今河南新野。此地出土过曾国铜器。《中甗》所载南行地名还有“汉中州”，盖已入于今鄂境，到达了汉水流域。昭王这次南征可能是在八月间返回的，《唯叔鼎》说“唯叔从王再征，唯归。惟八月，在皕位，诲作宝鬲鼎”，是为其证。返回以后，诸臣纷纷铸器纪念，如：
（1）过白（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过伯簋》）
（2）（？）驭从王南征，伐楚荆，又（有）得，用作父戊宝尊彝。（《（？）驭簋》）
（3）唯王南征，在□，王令生办事□公宗，小子生易（锡）金，首，用作簋宝尊彝。用对扬王休。（《小子生尊》）
（4）薡从王伐荆，俘，用作（？）簋。（《薡簋》）
从诸臣有“俘”、有“得”的情况看，昭王南征当不乏掳掠之事。
由于昭王第二次南征死于归途中，所以彝铭中不载此事。《古本纪年》说：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昭王遇难之处，据考证在《水经注·沔水》提到的“左桑”【154】，地在今湖北沔阳东北的汉水开阔之处。《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馀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返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于汉中。辛馀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此“梁”可能和《诗经·大明》“造舟为梁”相同，是并船水上作成的临时性的浮桥。由于气候恶劣（“天大曀”），所以“梁”——浮桥崩坏，以至酿成灾祸。昭王之死，系偶然事故造成，并非楚人将其打败。春秋时，齐桓公伐楚，管仲曾以“昭王南征而不复”作为讨伐的理由之一，楚人回答，“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左传》僖公四年），明确表示此事与楚无涉。这个回答应该是有根据的。昭王虽然死去，但是周王朝还是达到了向南方扩展的目的。
穆王时期，周王朝的对外扩展有了进一步发展。《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国语·齐语》：“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穆王的远游给人们留有深刻印象，所以春秋时人有以上那些说法。《古本纪年》说：“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虽然所说里程全不可信，但却反映了战国时人对穆王远游的看法。《天问》：“穆王巧挴【155】，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屈原老夫子对穆王巡游的目的已不甚了解。较早的材料表明，穆王并不只是为了饱览风光而远涉巡游的，其主要目的在于对诸方国部落的征服。
位于北方和西北方的犬戎本来宾服周王朝，据《国语·周语上》说，犬戎自其君大毕和伯士以来，一直“以其职来王”，实行“终王”之礼，朝见每一个新嗣位的周王。穆王对此不满，说：“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要犬戎多觐见贡献。穆王征犬戎，“获其五王”（《后汉书·西羌传》），“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记·周本纪》），并将戎迁至今甘肃平凉一带的大（太）原。
穆王最著名的巡游是《古本纪年》所说的“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此事经春秋战国间人敷衍为《穆天子传》。其中说：
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理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均平，吾顾见女。比及三年，将复尔野。”天子遂驱。
所记似小说家言，可信成分甚少，然而却流传广泛，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穆王西行有极深刻的印象。
在穆王时代，真正给周王朝造成一定威胁的是淮夷和徐方。穆王时器《录（？）卣》说，“淮夷敢伐内国”，故穆王命名（？）者率成周之师戍守于“古师”。另据《（？）簋》记载，“（？）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棫林，搏戎胡”，这里的“戎”即《（？）鼎》之“淮戎”，就是淮夷，“棫林”和“胡”为地名，盖在今豫中地区。这次战斗除了杀敌100余、俘获114人之外，还缴获了盾、矛、戈、弓等许多兵器。名（？）者由于“率虎臣御淮戎”（《（？）鼎》）取得不小胜利，所以铸造一系列铜器以志纪念。这就是1975年发现于陕西扶风的伯（？）诸器。讨伐淮夷的著名将领除了名（？）者之外，彝铭记载的还有伯屖父，他曾经“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竞卣》）；另有伯雍父，他曾在“古师”率军戍守（《（？）甗》）。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礼记·檀弓下》记徐国大夫容居的话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这是否与《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记为一事，尚无法断定。《太平御览》卷三〇五引《古本纪年》有周穆王“伐纡，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比鼋为梁”的记载，“于”与“余”古音同，伐纡当即伐徐。《尚书·费誓》有鲁侯征徐戎之载，则徐戎或当与鲁相距不远，以后才逐渐迁至今江苏泗洪一带。从《古本纪年》的记载看，穆王时期周与徐方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争。【156】
就周王朝的发展而言，武王、周公是其初创时期；成、康、昭、穆是其巩固和向外扩展影响的时期；穆王以后的共、懿、孝、夷四王已将其注意力从对外征讨、巡游转向周王朝内部统治结构的巩固和贵族间等级秩序的稳定，这可以说是守成的时期。
从共王时期开始，关于册命情况的记载比以前大大增加，周王朝的册命日趋规范化、制度化。请看彝铭中所记载的几个较简单的例子：
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师毛父即立，井白（伯）右。大史册命，易（锡）赤市。对扬王休，用作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师毛父簋》）
惟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康宫。荣白（伯）内右康。王命：“死司王家，命女幽黄、鋚革。”康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丕）显休，用乍朕文考厘白（伯）宝尊鼎，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康鼎》）
唯八月初吉，王各于周庙，穆公又（右）盠立于中廷北乡，王册令尹易盠赤市、幽亢（黄）、攸勒。曰：“用司六师王行参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盠彝》）
惟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邵宫，王乎士曶召克，王亲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易（锡）克甸车马乘。克不敢坠，敷奠王令（命）。克敢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皇祖考白（伯）宝林钟，用匄屯嘏永令，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克钟》）
这四例依次为共、懿、孝、夷诸王时器。册命的主要内容：一是赏赐臣下，如赤市（红色祭服）、幽黄（黑色佩玉）、鋚革（马饰）、车马等。二是任命臣下职司或事务，如“司六师王行参有司”即管理六师中的司土、司马、司工等小官吏。又如“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即令名克者往泾水以东直至京师办理某项事务。三是命臣下对王室表示忠诚，如“死司王家”即献身于王室之事。以上四例都是周王对贵族大臣的册命。除此之外，还有贵族大臣对其家臣的册命，如懿王时的《卯簋》记载荣伯赏赐家臣名卯者以玉璋、彝器和田地的情况，并命卯“死司丰宫、丰人”，表示他们对周王室的忠诚。又如夷王时的《伯克壶》记载伯太师赏赐伯克“仆三十夫”的情况。所有这些彝铭的结尾都有受赐者“对扬王休”、“用作祖考宝尊彝”一类词句，既表示对周王的感恩戴德，又表示了对自己家庭的忠诚，凡此都说明共、懿、孝、夷时期宗法制度更加巩固和完善。还应当注意到，这个时期的频繁册令固然反映了周王与贵族大臣、贵族与家臣之间关系的密切，但也反映了下层势力的兴起以至上层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手段加以笼络。
这个时期的周王朝有继续向外扩张之势。《国语·周语上》记载，泾水流域的密国之君密康公由于不献美女于周，便被共王灭国。共王时器《乖伯簋》载：“惟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157】。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见献帛。”这篇铭文不仅记载了微国之君朝见献帛之事，而且记载了共王向归国之君馈赠裘衣之事和表示友好的祝辞，以至使归国悦服于周。归国之君原先称王，在此铭中已改称为伯，是为臣服的一种表示。微、归盖在江汉一带，它们的臣服标志着周王朝在南方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古本纪年》有“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的说法，与此是吻合的。
周王朝自成、康至共、懿【158】已有百年左右的平稳发展。懿王以后，王室内部矛盾开始趋于剧烈，王位继承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史记·周本纪》：“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159】孝王为懿王之叔而能继统，其间原因，今已无可考。孝王死后，“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夷王之立由诸侯作俑，即表明王室内部斗争尖锐，需借助王室以外的力量来争夺王位。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夷王对诸侯礼数有加。诸侯晋谒时，夷王“下堂而见诸侯”（《礼记·郊特牲》），事为后世礼学家所批评。可是在当时夷王还是颇有威信的。《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王子朝语：“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杜注：“愆，恶疾也。”望为祭名【160】，指名山大川之祭，后来也将名山称为望。夷王染疾，诸侯皆遍祀其国山川，为之祈祷。夷王对诸侯恩威并用。相传齐哀公“荒淫田游”【161】，纪侯告之于周，夷王遂“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古本纪年》）。大（太）原之戎不朝，夷王即“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古本纪年》）。夷王时器《虢季子白盘》载：
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不（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子白，献馘于王。
这次在洛河北岸伐猃狁的胜利是否与虢公“伐太原之戎”为一事，尚不能确定。夷王对虢季子白的战绩很满意，赐之以作为权力象征的钺，“用征蛮方”。夷王时器《多友鼎》载在一次战役中曾俘获猃狁战车127辆，斩杀205人，亦是战果辉煌。总之，共、懿、孝、夷时期，周王朝虽然稍有衰弱，但仍能号令和钳制诸侯，并取得不少对外战争的胜利，应是周王朝继续发展的一个阶段。
继夷王之后的厉王时期，周王朝政治开始衰败，终于酿成国人暴动，使周王朝几临灭顶之灾。周厉王的“暴虐侈傲”（《史记·周本纪》）固然是国人暴动的直接原因，但决定性的因素却在于新的社会势力的兴起。从共懿时期开始，社会上的中小贵族和平民的力量日益强大，这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就是古代文献中常提到的国人阶层。这个阶层迫切要求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上的一定权力。然而，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厉王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暴虐压制措施。
周厉王虽然声称自己“亡康昼夜，经雍先王”，像先王一样勤于政事，以此安抚“（？）士献民”（《胡簋》），但实际上却在损害许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据《国语·周语上》篇记载，厉王曾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周大夫芮良夫进谏说：
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
“专利”指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具体说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山川林木渔猎之利统归王室。早在懿王时期周王朝就曾派人管理林牧等事【162】，厉王时更扩大了专管的范围。据彝铭载，名微（？）者曾被厉王委派“籍司九陂”（《微（？）鼎》），郭沫若先生说“盖命管理川虞、泽虞之属”【163】。“九”言其多，范围当不小。另有南宫柳被委派“司六师牧阳（场）”、“司羲夷阳（场）甸”（《南宫柳鼎》）。周王朝的军队也占有许多土地山川，所以要派专人管理。厉王时器《矢人盘》载有虞、录（麓）、田等职官名，可见周王室和诸侯国都加强了对山川之利的控制。“专利”的另一项内容可能是加重对普通农民的剥削。《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语有“厉始革典”的话，此典与“安民”相关，应指赋役制度而言，春秋时鲁“季孙欲以田赋”，使人请教孔子，孔子的态度是“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左传》哀公十一年）。《国语·鲁语下》载此事，“周公之典”作“周公之籍”，籍指赋取民众力役的籍田制度。厉王所革之典当即规定赋役之法的“周公之典”，亦即改动历来行用的籍田之法。由于史载语焉不详，所以我们很难考索厉王革典的具体内容，据推测可能是在力役之外还向民众勒索粮食和财物【164】，以至造成“下民胥怨，财力单竭”（《逸周书·芮良夫》）的后果。
厉王的“专利”引起国人强烈不满。在“民不堪命”而指斥厉王的暴虐时，“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当时，周王朝内部的有识之士，如芮良夫、召穆公、凡伯等，对局势忧心忡忡，《诗经》保存了他们抒发感慨的诗篇。其中说道：
天之方（？），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诗经·板》）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诗经·民劳》）
这些诗句大意是，上天在疾怒，因为君臣威仪迷乱、民众呻吟叹息、死丧祸乱民穷财尽。民众劳苦忧戚，渴望能有喘息的机会。大家都盼望周王朝能遏制暴虐权奸，不要使他们再制造灾难了。据《逸周书·芮良夫》篇记载，芮良夫曾向厉王进谏，指斥那些操持国事的“执政、朋友、小子”，说他们“不图大难，偷生苟安，爵以贿成”，并指出“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厉王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规劝，使社会形势更加动荡，正如《诗经·桑柔》所说，“维彼（指厉王）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也正如后来其子宣王所说，“弘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毛公鼎》）。
公元前842年【165】，国人暴动，袭击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史记·周本纪》），太子静匿召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被迫交出其子以代太子，才使太子幸免。这次暴动波及甚广，“乱生不夷，靡国不泯”，“自西徂东，靡所定处”（《诗经·桑柔》）。据宣王时器《（？）（？）》所载，参加暴动“逐厥君厥师”的有“邦人、正（政）人、师氏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荀子·成相》说“郭（虢）公长父【166】之难，厉王流于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可见这是一次有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行动，是对厉王暴虐统治的致命打击。由于今晋境为周族发祥地，所以厉王选择汾河岸边的彘邑（今山西霍州）为居留地点，因此厉王又被称为“汾王”（《诗经·韩奕》）。
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史称“共和”。其含义历来有两解：一是《古本纪年》之说，谓“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又谓“共伯和干王位”。二是《史记·周本纪》之说，谓“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两说相较，以《古本纪年》说为胜。《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厉王奔彘以后，“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在当时政局纷扰不定的情况下，能够执牛耳者应当是素有威望且反对厉王暴政之人。《吕氏春秋·开春》：“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据考证，共伯和即卫武公。《诗经·抑》序以为“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注引孟康曰：“共伯，入为三公者也。”以上这些材料说明共伯是有条件入主王室的。许多金文学家认为彝铭中也有“共伯和干王位”之证。《师（？）簋》云：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伯）和父若曰：“师（？），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汝）又维小子。余令女（汝）死我家，籍司我西（？）、东（？）、仆驭、百工、牧臣妾，东（董）裁内外，毋敢不善。易（锡）女（汝）戈琱、（？）、厚柲、彤（？）十五、（？）钟一、磬五、金。敬乃夙夜用事。”（？）拜稽首，敢对扬皇君休。
郭沫若、杨树达、陈梦家等都认为此伯和父即共伯和。【167】查先秦历表【168】，共和元年正月壬午朔，丁亥为六日，与初吉月相符合，所以此簋当作于共和元年。厉王已于共和前一年奔彘，因此簋铭“惟王元年”应即共伯和为王之元年。簋铭称“若曰”、“对扬皇君休”以及所赐器物都和周王对臣下的册命赏赐无甚区别。从后来共伯和主动让宣王继位的情况看，他似无意于久居王位，对王的称号也并不在意，或者是顾虑到贵族间宗法观念的影响，所以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将权位交付宣王。但是既已摄天子位，因此臣下还是称共和元年为“惟王元年”，并在《师嫠簋》【169】中直称其为王。关于师和父的彝铭中，“师和父”与“王”两称并存，原因盖在于此。
芮良夫曾在《诗经·桑柔》中曾将共伯和与厉王相对比：
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
诗中称共伯和为“惠君”、“圣人”，说他高瞻远瞩、开明通达，能慎重选择辅相，因此为民人所景仰。以博学著称的楚史倚相曾说卫武公即共伯和，谥为“睿圣”（《国语·楚语上》），这与芮良夫的评价可谓异口同声。共伯和凭借着自己崇高的威望和丰富的经验，为稳定政局做出了重要贡献。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170】。共伯和既能力挽狂澜，又能顺应当时贵族间浓厚的宗法观念，及时让出权位【171】，所以说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物。
由于宣王亲历了国人暴动的社会风暴，所以他对其父厉王的暴政及其恶果能有较深刻的反省，由此出发也采取了一些明智的政策。据《毛公鼎》铭文记载，他在册命王室重臣毛公时说：
敃（旻）天疾畏（威），司（嗣）余小子弗彶（急），邦将害（曷）吉？（？）（？）四方，大纵不静。呜乎！惧余小子，家湛于艰，永巩（攻）先王。……女（汝）推于政，勿壅律庶民贮，毋敢龚（供）橐，乃侮鳏寡。善效乃友正，毋敢湎于酉（酒）。
意思是旻天降威，假若我这年轻人不着急，那么我们周邦将怎能安康？四方动荡，纷扰不平静，我这年轻人对王室的艰难恐惧不安，我要长久地汲取先王的教训。推行政治不要壅累庶民，不要中饱私囊和欺侮鳏寡。要严格管束僚属，勿使其沉湎于酒。宣王施政的重点是改变厉王对民众的高压政策，“勿使暴虐纵狱”（《（？）（？）》）。宣王对贵族、官吏的管束，其效果虽然难说，但其用意还是好的。
宣王初期，周王朝北方和西北的猃狁势力日炽，曾经“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经·六月》），骚扰关中地区。《兮甲盘》载，“唯五年（公元前823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猃狁”，名兮甲者曾随宣王出征，“折首折讯”【172】。另一名大将南仲不仅“执讯获丑”，而且“城彼朔方”（《诗经·出车》）以加强防御。宣王时征讨猃狁的战争取得很大胜利，“薄伐猃狁，至于大原”（《诗经·六月》），一直攻打到今甘肃平凉一带的大（太）原。周王朝南方的荆蛮、淮夷和徐方等在厉王末年和共和时期力图摆脱周王朝的统治。据《师（？）簋》说，淮夷本为周之“帛亩臣”，即赋贡之臣，但却“博厥众暇，反厥工吏”，因此宣王时曾多次向南征伐。师（？）曾奉命率“左右虎臣正（征）淮夷”，据考证这位大将就是《诗经·采芑》所颂扬的率三千辆战车和大量军队讨伐蛮荆的方叔。【173】对徐方的征伐是宣王率南仲、尹吉甫、程伯林父等大臣所进行的，结果“四方既平，徐方来庭”（《诗经·常武》），凯旋而归。周王朝对江汉地区的征伐是由召伯虎进行的，“于疆于理，至于南海【174】”（《诗经·江汉》），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为了对付西戎，周宣王曾命秦部落的首领秦仲为大夫。秦仲被西戎杀死后，宣王发援兵七千人助秦仲之子，终于打败了西戎（《史记·秦本纪》）。
这些对外战争的胜利虽然有一番中兴景象，但宣王时期的周王朝毕竟今非昔比，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语·周语上》载，“宣王继位，不籍千亩”。他不修亲耕籍田之礼，说明籍田制度正在瓦解。后来宣王又曾“料民于太原”，这种统计民数的措施也是经济基础变化的反映。周人早期诗篇多歌颂先公和时王，而宣王时的诗篇则多为对诸侯大臣的赞美，如《诗经·崧高》以巍巍四岳衬托甫侯和申伯，《烝民》以“四牡业业，征夫捷捷”，“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形容卿士仲山甫出行的气势，并谓“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其权之大，于此可见。《韩奕》极力铺扬韩侯入觐时的盛大场面及其娶亲时的阔气。尽管宣王试图以“杀其臣杜伯”（《墨子·明鬼》）和干预鲁国继统【175】等措施来维持王权的影响，但终究不能阻止诸侯、贵族势力的崛起，也不能挽救周王室的趋于颓败。文献记载的宣王对外征讨的败绩，如“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丧南国之师”（《国语·周语上》）、“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古本纪年》）等均为宣王晚年之事。随着宣王的逝去，其“中兴”业绩也就成了过眼烟云。
公元前781年宫湦继位为幽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国语·周语上》）。《诗经·十月之交》载“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所描绘的大概就是渭、泾、洛三川地区强烈地震的情景。地震使“山崩川竭”（《国语·周语上》），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灾害。《诗经·召旻》写道：“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和天灾相比，幽王时期人祸的影响尤甚。幽王任用“佞巧善谀好利”（《史记·周本纪》）的虢石父为卿士。当时的人史伯说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国语·郑语》），《诗经·十月之交》曾列举幽王时七个佞臣盘踞高位的情况：“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维师氏。”他们随意征发赋役，以至民众哀怨“彻我墙屋，田卒污莱”（《诗经·十月之交》），“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诗经·瞻（？）》）。幽王对褒姒的宠幸使贵族和民众普遍不满。《瞻（？）》说“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对褒姒的抨击非常激烈。这个抨击虽然有女宠祸国论的某些偏颇，但其所指出的褒姒的恶劣影响仍是事实。
幽王时期，周王朝和一些诸侯国的矛盾日趋尖锐，一些诸侯不仅摆脱了周王朝的羁绊，而且要入据王室，干预周王朝的事务。这个矛盾和周王室内部矛盾交织一起，呈现着十分复杂的情况。《诗经·召旻》是刺幽王之诗，其中说：“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所谓日丧百里之疆即指周王朝所控制的诸侯数量锐减。幽王末年，在周王朝任司徒的郑桓公见“王室多故”，不可久居，便欲去东方谋立基业，就问史伯何处能有所作为，史伯分析洛邑周围的情况谓“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国语·郑语》），这些多为势力强盛之国，难以介入。史伯所列这些国家能听周之号令者寥寥无几。《左传》昭公四年载“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为中岳嵩山，幽王到此盟会而戎狄反叛，此戎狄应当是居于今陕境以东者。幽王还曾“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古本纪年》）。此六济之戎疑在今陕以东，或者与济水相近。幽王时期周在东方的权势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景况。
《国语·郑语》关于幽王末年的局势有一段很重要的论述：
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用谗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试幸措，行暗昧也。……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亡存，不三稔矣！
史伯的这番话是郑桓公出任周司徒之年，即幽王八年所说（《国语·郑语》韦注）。这番话既指出了幽王乱政，又说明了当时的矛盾焦点是申、吕、缯、西戎等诸侯国与周幽王之间的太子之争。幽王嬖幸褒姒，故欲去太子宜臼及其母申后，而以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郑语》所云“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与《古本纪年》所谓“平王奔西申”是契合的。盖幽王八年以前太子宜臼即奔逃于其外祖之申国，“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古本纪年》）。这种两王并存的局面非幽王所能容忍。《今本纪年》有“王师伐申”的说法，应当是有所本的。申后的被废黜，当然也为申国不能容忍。公元前771年幽王率军与申、缯、西戎等的兵众战于骊山，大败，幽王和其子伯服均被杀于戏。申为姜姓国，西周后期颇强盛。起初盖为畿内国，宣王时被封在今南阳建立申国，即《诗经·崧高》所谓的“王命申伯，式是南邦”。此后申伯在畿内之封地即称为“西申”，为太子宜臼所奔之处。缯，春秋时在今山东枣庄，但西周时之缯当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的方城，即《左传》哀公四年的“缯关”。戎族之居播迁甚广，非独宗周以西者有之，伊洛地区就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左传》僖公十一年）。申、缯等的兵众盖从今豫西南出发入陕境，过武关、蓝田至骊山，幽王之军则从丰镐出发东至骊山，因此这里成为双方决战之地。又，《史记·秦本纪》：“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故有可能骊山即为西申所在之地。周幽王和伯服死后，宗周地区局势十分混乱，西部的犬戎势力乘虚而入，肆意抢掠，东方的申、缯等也“虏褒姒，尽取周赂”（《史记·周本纪》）。幽王被杀之后，关中西部地区的一支重要势力——秦，也到了宗周，《史记·秦本纪》称“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但没有言明所“战”之对象。然而从秦与西戎为世仇，而与申、缯等并无芥蒂的情况看【176】，与秦襄公战者当为西戎。
幽王死后，“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古本纪年》）。虢公翰是虢叔之后，为今陕西凤翔一带的西虢所立的“携王”【177】应在宗周以西，而平王则可能在西申。这种情况使周王朝的士大夫们惶惑不安，他们哀叹“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戎成不退，饥成不遂”（《诗经·雨无正》）。【178】大约在携王被杀之后，周平王才东迁至成周洛邑。东迁的原因：一是由于天灾和战乱之后宗周残破败落。二是丰镐地区邻近戎狄，边患严重。《后汉书·西羌传》：“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此所述虽为平王末年事，但诸戎之居于泾北、洛川、渭南等处当在其前。三是周平王继统的主要支持者申侯和晋、郑等都在东部地区。《国语·周语中》：“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晋语四》：“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左传》隐公元年：“郑武公娶于申。”这些材料表明晋、郑、申在成周南北，平王迁成周，是维护其政权的最佳选择。四是成周为周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重镇【179】，实为陪都。平王东迁标志着周王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阐述西周王朝历史演进的脉络之后，我们还应当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便是西周诸王的年数问题。西周历日的材料，应当说还是十分丰富的，除了古代文献的一些记载之外，周代彝铭中所记干支月相资料尤为丰富。但是周代彝铭多不明王世，专家们对于彝铭和文献所记月相又颇多歧义，所以关于西周诸王年数也就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近年来，随着对于彝铭研究的深入，以及利用现代科学办法推算和编制先秦历表，推算武王伐纣之年，都使西周诸王年数的研究和推算得到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其间所涉及的问题太多，专家们推算的方法也不尽一致，所以这个问题迄今仍没有学术界一致认可的结果。诸家的研究和推算很多，现举出两家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以供研究周代历史时参考。
赵光贤先生在《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考》【180】一文断定“武王十一年灭商当公元前1045年”，并表列西周时期自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如下：
武王（前1055年—前1043年）在位共十三年（十一年克商，当前1045，克商后两年卒，连克商之年共三年，如自克商之年算起，在位三年）。
周公摄政（前1042年—前1036年）在位七年。
成王（前1035年—前1008年）在位共二十八年。
康王（前1008年—前983年）在位共二十六年。
昭王（前982年—前964年）在位共十九年。
穆王（前964年—前937年）在位共二十八年。
恭王（前936年—前922年）在位共十五年。
懿王（前922年—前900年）在位共二十三年。
孝王（前899年—前889年）在位共十一年。
夷王（前888年—前872年）在位共十七年。
厉王（前871年—前828年）在位共四十四年。
李仲操先生在《西周年代考》【181】一书的“西周年代综述”部分，排列西周诸王年数如下：
1.文王（受命在位）九年（前1082年—前1074年）
2.武王（克商前）三年（前1073年—前1071年）（克商后）三年（前1070年—前1068年）
3.成王（包括摄政）三十七年（前1067年—前1031年）
4.康王二十六年（前1030年—前1005年）
5.昭王十九年（前1004年—前986年）
6.穆王五十五年（前985年—前931年）
7.恭王十五年（前930年—前916年）
8.懿王二十五年（前915年—前891年）
9.孝王十三年（前890年—前878年）
10.夷王十三年（前877年—前865年）
11.厉王（奔彘前）二十三年（前864年—前842年）
12.共和十四年（前841年—前828年）
13.宣王四十六年（前827年—前782年）
14.幽王十一年（前781年—前771年）
15.平王（入春秋前）四十八年（前770年—前723年）（入春秋后）三年（前722年—前7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