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首的基层革新派，却仍然坚持其通过军事政变途径实行“国家改造”的主张。由于他们宣扬“皇道精神”，提倡国体明征、天皇亲政，因而被称为皇道派。皇道派认为，日本的军备和国力反正比不过美英苏，因而不太重视军备的现代化和总体战思想。他们所热衷的是皇道精神，喋喋不休地鼓吹精神主义。荒木贞夫讲话写文章，通篇尽是皇道、皇军、皇谟、皇威、皇献之类冠以“皇”字的字眼。他甚至对人说：“国力不足，我们并不介意。何必要为物质之类的东西多费心机呢？”
1932年初，当犬养毅组阁时，永田铁山等人曾支持荒木贞夫出任陆相，希望荒木能按照总体战的要求重整陆军。但是，荒木与真崎甚三郎等结成皇道派，在军内大搞派阀之争，排斥异己，失去了多数幕僚军官的支持。幕僚军官逐渐以永田铁山为中心形成了统制派，其中还包括东条英机少将、今村均上校、武藤章、富永恭次、下山琢磨、影佐极昭中校、地田纯久、田中清、四方谅二(宪兵)少校这些人。在永田等人的影响下，1933年11月，以片仓衷为中心的14名尉级幕僚军官成立非常时期对策研究会，也属统制派。
皇道派和统制派形成后，因意见分歧，对立尖锐。两派的主要分歧是：第一、关于改造国家的手段，统制派主张自上而下地合法进行；皇道派则坚持自下而上地搞暴力政变。第二，关于改造的次序，尽管两派都主张对外侵略扩张，但统制派主张先外后内，通过发动战争，推动国内的法西斯改造；而皇道派的中下级军官则强调“国内第一主义”，主张先在国内建立法西斯统治再谋对外侵略。
统制派得到军队内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势力渐丰。1934年1月，荒木贞夫辞去陆相职务，支持统制派的林铣十郎接任陆相。林铣在陆军省内安插统制派成员，排挤皇道派。3月，永田铁山任军务局长，在陆军省，这是仅次于陆相、陆军次官的最有实权的职务。统制派掌握了陆军的大权，成为推进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体力量。
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离不开统治阶级的支持，尤为重要的是军部与官僚、财阀的结合。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中出现了一批新官僚，他们在1932年与军部一起推动救农事业，开始崭露头角，当时最活跃的是农林相后藤文夫。以后新官僚的队伍陆续扩大。他们大多是内务、经济方面的官僚，主张用极权主义取代自由主义，与军部完全合拍。他们超越各省厅的界线，形成横向联合，在推进综合统制方面具有很大能量。1935年5月，按照统制派的主张，在军部的推动下，设立了综合国策机构“内阁调查局”。它后来发展为企划厅、企划院，成为新官僚的大本营。新官僚是军部最亲密的同伙。军部与财阀的结合有一个过程。新兴财阀是在1931年后日本政府实施军需通货膨胀政策、经济军事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军部的积极支持者。财界主力三井、三菱等旧财阀，由于过去投资的重点是轻工业和民用工业，所以尽管他们不反对军部发动侵略战争，但是不希望军部使日本过早地卷入力所不及的大规模国际冲突。旧财阀往往通过内阁、政党和舆论界，对军部干预政治进行一定的抵制。同时，军部一度也有排斥财阀的倾向，如关东军、荒木贞夫陆相都曾宣布拒绝财阀资本进入“满洲”。
很显然，皇道派失利了。
1932年，在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的冲击下，发生了“财阀转向”。其表现是：(1)向社会事业捐款。三井、三菱、住友都有捐款，最大的一笔是三井拿出3000万日元，设立社会事业团体“三井报恩会”。(2)协助开发“满洲”。三井、三菱、住友向“满洲国”的银行、军火企业提供2000多万日元贷款。(3)财阀家族退出第一线，辞去财阀直属公司负责职务。承认子公司的相对独立性，这意味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4)公开出售所属企业的股票，售价高出股票面额1倍以上。财阀转向是为了缓和社会上的反财阀情绪，也是为了迎合、接近军部，并且趁机改革不适应扩大经营的家族封闭式体制。
1934年，统制派在陆军中占支配地位，他们重视协调军部与财阀的关系，深知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不能没有财阀的支持。陆军小册子明确宣布，只要不违反国家的要求，可以“满足个人的创造性和办企业的欲望”。关东军也在实践中认识到，开发“满洲”离不开财阀的财力，于同年6月宣布不再排斥财阀投资。
对于旧财阀来说、他们看到新兴财阀在重化学工业等军需品产业中大发横财，加之对外倾销政策四处碰壁，也逐渐扩大了重化学工业的投资。这样便加强了对军需生产和军部的武力夺取市场的依赖，于是财阀与军部在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在对外侵略、扩大军需生产、加强国内控制等方面利益一致。到1935年，连一向比较稳健的关西财界也公然主张，外贸谈判已无济于事，必须“从外省转向军部”，“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财阀过去是政友会、民政党的后台。政党政治完结后，政、民两党企图联合起来，东山再起，与军部争权夺利。但从1934年下半年起，财阀主流已不再支持政、民两党联合运动。1936年2月中旬的总选举后，三井已不再向政党提供经费。至此，军部与垄断财阀正式勾结起来。
1934年统制派支配陆军后，对陆军的全面统制尚未确立，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斗争异常激烈，尤以统制派与皇道派青年军官之间的斗争更甚。统制派反对武装政变和恐怖暗杀，要求全军“一丝不乱”地服从军部中央的统制，采取军部介入政治的途径，推行自上而下的合法改革。这一立场深得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但是，皇道派青年军官坚持擅自行动，不放弃用“清君侧之奸”的恐怖手段，对上层施加惩戒与压力，以实现天皇亲政和昭和维新。他们攻击统制派是财阀的走狗。双方展开了统制、压制和反统制、反压制的斗争。
1934年11月，皇道派军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和陆军士官生图谋政变，被统制派揭发。事后，林铣十郎任陆相进行“整军”，清洗皇道派的军官，两派矛盾尖锐化。
1935年7月，林铣陆相得到参谋总长闲院宫的支持，免去皇道派主要头目之一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
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明争暗斗日趋白热化。皇道派军官们认为，这是属于统制派的永田军务局长策划的，于是便散发了《关于整肃军队的意见书》、《军阀重臣阀的大逆不道》、《教育总监更迭情况要点》等攻击永田的秘密文件。受此影响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校，于1935年(昭和10年)8月12日上午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室，大喊一声“天诛”，即把正在听取汇报的永田铁山砍死。相泽被逮捕后声称，他的行动是“奉伊势神宫之神旨”，是“大神附体，进行天诛”。
1936年1月，军法会议公审相泽。皇道派青年军官通过法庭辩护和散发文书，指责统制派是“军阀”、“以阴谋为能事之徒”。同时，村中、矶部决心再次发动政变。为了分化皇道派，2月21日，陆军省宣布将皇道派军官较多的第1师从东京调往中国东北。此举成了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的导火线。
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军官在北一辉、西田税等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昭和维新”为目标发动了武装叛乱。皇道派军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20多名青年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兵，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和其他内阁委员的住宅，杀死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等处。叛军还错杀了首相秘书，首相冈田启介得以幸免。叛军打出“尊王讨奸”旗号，当天早晨向陆相川岛义之提交了“蹶起趣意书”和七项要求。他们要求实行维新，充实国防，重用皇道派，惩处统制派。除了具体的派阀人事意见外，他们没有提出实行维新、收拾事态的任何具体主张。他们希望真崎甚三郎或台湾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出任首相，但认为这是“私议天皇大权”，没有正式提出。兵变之后，他们就静候天皇颁发“维新大诏”，没有任何进一步行动的打算。
陆相川岛听取荒木、真崎的意见，承认叛军为“崛起部队”，叛军的行动是“出于显现国体之至情”，同意把希望上奏天皇。天皇得知叛乱和大臣被杀后，十分恼怒，严令立即加以平定，并一再催促。统制派和一些上层军官也主张加以镇压。28日夜，陆军中央从东京附近调集2.4万兵力，配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包围叛军。29日，叛军未作抵抗，俯首投降。
军内派系斗争是“二·二六”事件的直接起因，而实质则是两派法西斯势力围绕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政变。虽然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它对日本国家的法西斯政权建立却起了催化和加速作用。“二·二六”事件被平息后，统制派乘机在军队内部实行大整肃，直接参与“二·二六”事件的80余名军人受到处罚，其中17名骨干分子被处死刑，另有2名民间法西斯分子也被判处死刑。皇道派的7名上将、8名中将、7名少将被编入预备役，1000多名皇道派官兵被清洗出军队。更重要是，统制派通过控制军队，向政府施加压力，一举建立了军部法西斯政权。
冈田内阁在“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当天辞职。叛乱平定后，3月5日广田弘毅受命组阁。陆军自恃平定“二·二六”事件有功，对新内阁提出4项要求：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刷新外交。6日，将出任陆相的寺内寿一，在统制派重要成员、军事科高级科员武藤章的陪同下，前往组阁本部通知广田，不许吉田茂等自由主义分子入阁，否则陆军将无人出任陆相。寺内回陆军省后，又发表强硬声明，反对“专事维持现状或妥协退缩”。声称，“采取积极政策以革新国政，是陆军的一致要求。妥协退缩非但不能收拾局面，反而会使事态更加紊乱，以致给将来留下严重祸根。”广田不得不更换了吉田茂等几名入阁人选，组阁才告成功。
新上台的广田内阁完全成为军部控制和操纵的傀儡。执政伊始，即按照军部的要求和意愿，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政策”：
第一，广田内阁在军部的安排下，于1936年5月恢复陆海军大臣由现役军官专任。这一制度的恢复，为军部控制政权提供了合法手段。军部从此可以肆无忌惮地以派出陆海军大臣为筹码，干涉内阁的组成，操纵内阁，使之成为军部的应声虫。
第二，为服从法西斯对外扩大侵略的要求，广田内阁把称霸中国大陆和西太平洋提上实践日程。8月，首、陆、海、外、藏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要求以“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根本国策。为此，应“充实国防军备”，“消除北方苏联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之紧密提携”。这是在法律上确认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为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定下了基调。此前2个月，军部修改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确定了新的扩军计划。该计划规定日本国防所需兵力，陆军是50个地面师、142个飞行中队，海军是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基地航空部队65队。陆军以此兵力为目标制定了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海军制定了“五年间充实必需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
第三，实行准战时财政。广田内阁根据军部“庶政一新”要求，确定了充实国防，刷新教育，改革税制，安定民生，振兴产业贸易，确立对苏政策，整顿行政机构等“七大国策”。其核心是适应陆、海军的扩军计划，推进经济准战时化。军部推荐的马场锳一藏相，采取了优先考虑军费、膨胀预算支出的方针，其主持制定的1937年度预算，总额30多亿日元，其中军费14亿日元，两者均比前一年增加1／4左右。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高度国防化与经济准战时化进程。
第四，与德意接近，结成法西斯国际侵略集团。为加强与德意两国提携，牵制苏联、英美，日本于1936年11月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同年10月，德意“柏林—罗马轴心”已形成于前。这样，日本的加盟，便在国际上初步形成了一个国际法西斯主义集团。
1937年1月下旬，由于滨田国松议员在国会发表批评陆军的演说，引起政党与陆军关系紧张，最终导致广田内阁辞职。宇垣一成陆军上将受命组阁，但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无人出任陆相，宇垣组阁流产。2月，在军部的授意下，陆军上将林铣十郎上台组阁。兴业银行总裁结城车太郎任藏相，他又请出原三井领导人池田成彬任日本银行总裁。马场(前广田内阁藏相)财政的过分膨胀超过了承受能力，需作某些调整。日本经济联盟要求政府压缩开支，但又声称，加强国防是当务之急，必须确保国防费。财界支持大幅度的军费开支，财界首脑亲自出马主持财政表明垄断财团已与军部结成紧密联盟。
广田内阁上台后，军部法西斯已经完全控制了日本的国家权力和内外政策。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部与垄断资本联盟的最终形成，标志着日本军部法西斯政权的正式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