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真理，说出有益于社会的一部分，其余的，我们只能深藏心中：好像一颗藏在心里的太阳发出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让我们的行为放出光彩。”
可是，这些顾虑却打动不了法国作家的心，因为他们缺乏一种爱，他们向来不问自己在散播“爱还是死亡”，或者是两者皆有。重要的是，他们无论有无思想，却硬要旁人接受，老没有人接受时，他们便不再行动，这也是为什么优秀的人士不关心政治的原因——不管有没有信仰，他们只是很隐密地把它深藏起来，永埋于胸。
也有人尝试着想消灭这种个人主义而去组织一些团体和组织，但这种团体总是走上文学清谈的道路。其中有些有坚定信念的杰出之士，有组织意志怯懦之人的领导才能，把所有的德性都齐备后，组织一些会议、社团，并发行杂志。可惜的是，他们都势不两立，不肯退让，以互相消灭为快：他们争取群众，但这种行为却使自己坚持了不长时间就一蹶不振地倒台了——原因不是外来的打击，而是由于自相残杀——这也是叫人最心痛的地方。他们亦导致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无数的小团体，彼此互相敌视，根本无法互相沟通了解，使法国无论哪一样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商业全都不能团结。它使人们孤独自立，互相不能提供帮助。似乎求助别人就会显得无能，也不愿自己的清高受到干扰。
即使彼此器重的人物——他们间有极明显而使人厌恶的东西：他们彼此间互抱戒心且绝对不会坦诚相待。但在奥里维团体的中间，有个叫夏尔?班琪的人特别吸引克利斯朵夫，主要是因为他有一股顽强的力量：他具有非常严密的思维，坚强的意志，他对道德方面很有热忱并准备为之牺牲。他为此办了一份杂志，他发誓要向法国和欧洲提出真正纯洁的自由观念，他深信有朝一日，大家会承认那是文学史上最勇敢的篇章中的一页。克利斯朵夫认为他想得不错，个人也相当有兴趣和他有更详尽的认识及和他来往。可是却毫无办法，虽然奥里维和他常有联系——那也是在有事的时候见面——可他们根本不会谈心，似乎只是坐在一起自言自语——两个彼此器重的战斗同志亦保持着远远的距离，把自己的思想深深藏好。
产生以上情况的原因，连他们自己也难以分辨：先是过度的批评精神使他们很明白彼此精神上的不同点，而过分的理智又让他们看重这些。其次，他们缺乏同情，加上事业上的重负，生活艰苦和思想不稳定，使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表达自己的友善。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为了大家的利益而不应过分想到的东西：认为大家是来自法国大地上的各种种族，尽管彼此相关，但却认为思想上有分歧，而最重要的是沉醉于自由，疯狂地热爱自由——一个人体会到自由的滋味，就会以牺牲一切去换取它的永恒，特别是他们的自由是孤独的，是奋斗多年得来的，显得特别宝贵。
在他们的团体中，除了这种孤高外还有一种隐忍退让促成的孤独：平凡的法国人隐藏他们的慈悲、勇敢和真诚，数不清的理由阻止他们行动：为了服从，为了胆怯或为了习惯性。而有些人却害怕舆论，怕被人耻笑，怕引人注意，怕人家误会他们的用心。于是，所有的人都感觉厌恶和厌倦，隐退的心理消磨了法兰西的意志——他们太聪明了，从而导致了没有气魄——他们看到问题的两面。于是，他们缺乏活力，缺乏激情和生气：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会为生活本身而活——而不问为什么。
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屋子底下，那个由墙围着的花园便是一个小型法兰西的象征，只有在外面的狂风吹进小园里时，才能将外面田野的气息送到径自出神的少女那里。
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了法国蕴藏的生气，虽然法国优秀阶级沉默着躲在自己的思想里令他感到窒息。但他却依然觉得它不应该让无耻之徒压制——禁欲主义只能对垂垂老朽产生作用，而他需要自由的空气，热情的群众，耀眼的太阳和民众的爱，他需要与所爱的人紧紧相拥，把敌人碾为粉碎——他需要战斗和胜利。
“你之所以这样，”奥里维说，“因为你的民族不是贵族式的，你们不会厌恶行动，必要的时候你们会从政，这是你的优势，况且，你会用音乐去写作，让人听不懂——如果人家知道你的音乐里含有蔑视，含有他们否认的信仰，以及对他们反对的事物的颂赞后，他们就会阻挠、捣乱，与你进行对抗，耗尽你的精力。你胜利时没有力气快乐，而且，你的生命到那时快要完了，要知道：人的成功在于别人的误解，人家佩服他们的地方正是和他们面目不同的。”
“唉，”克利斯朵夫叹道，“你真不了解你们，其实你们没有认识到你们的怯懦，我原以为这是因为孤独，从而原谅了你们不去行动。但实际上，你们有共同的思想，你们的力量是压迫你们的力量的几万倍，而你们的价值则是他们的千万倍，而你们却心甘情愿地被他们压制，你们毫不利用你们优美的国土、崇高的聪明和善良的人们，却让少数人控制你们，把你们踩在脚下。朋友，拿出你们的勇气！怕什么!难道你们还在等奇迹或拿破仑来帮你们吗？起来吧，团结起来，你们大家动手，把你们的大屋子马上打扫得干干净净！”
但奥里维用一种讥讽的且无精打采的口气说：“难道跟他们火拼吗？不，不，我们的职责不在于此，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讨厌强暴，而且，我们完全明白我们不行动的后果，那些整天发牢骚的老朽什么也不做，保王党的年青傻瓜及崇尚暴力的恶魔会夺走我们的成果，玷污我们的行动。但，为此，我难道要去喊‘蛮子滚出去’或‘法国人的法国’这种老掉牙的口号吗？”
“为什么不？”
“因为它不是法国话，那只是野蛮的行为，但我们的国家不是在激发忿恨，因为我们在肯定我们的民族性时，并不诋毁别人，而是感化他们——不管是骚乱的北方人还是南方人都一样。而人家尽管在暴力上涂着爱国色彩到处宣传，也只会是一种白费力气的行为，因为，它是行不通的！”
“还有那带毒的东方呢？……”
“东方？它现在正在得意洋洋以为征服了我们，在我们的大街上、报纸上、戏院舞台上，政治舞台上耀武扬威，吓得一些人战战兢兢。其实，傻子，我们征服了它呢，要知道，高卢人的胃口很好，二千年来它消化了多少种文明，我们会吸收，让它来滋养我们，自然地消失，况且，我们经得起毒药的考验……要是你们德国人怕的话，你们尽管去怕吧！反正你们要的是纯粹的东西，否则不能生存；可我们，却重在兼收并蓄，你们有一个皇帝，而大不列颠亦称为帝国，但事实上向帝王臣服是拉丁民族的性格。”
“好得很，要是一个民族处在年轻力壮的健康阶段，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问题是，当年老力衰、精力枯竭时，他就会有被潮水吞没的危险。老实说，你不觉得这种日子已为时不远了吗？”
“这种话不知说了几百年了，但我们的历史说不必杞人忧天。在贞德的时代，巴黎是个蛮荒地带，到今天道德沦丧，我们都不知经历了多少考验，我们根本不会放在心上。耐心些吧，克利斯朵夫，生活就是受苦，相信你也知道这简单的道理，可能会有一股反动的潮流——平时，它也不见得如何高明，一定叫着要做领导——但那又怎样呢？那些运动根本接触不到法兰西的真正民众。树根不会因果子烂了就烂的，很实际地说他们在整个民族中间太微不足道了，他们的死活都与我们无关，这也不值得我去忙碌、去防卫、去掀起革命来和他们对抗！要知道，现在的祸害不是一朝造就，这是奢侈的并发症，是财富和聪明的寄生虫，它们会自动毁灭的！但他们的毁灭也会是在腐蚀，也是腐蚀一些腐烂分子，对我们的国家，你不应该绝望，它有一种潜在的力量，纵使最平庸的人握住权柄，也会对国运的伟大有所体会。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对国家永远有信心，它所受的磨难，反而使我感觉到我们肩负的使命的伟大，我不想看到法兰西瑟瑟缩缩地躲在一间屋里经不起风吹雨打。如果一个人到达这个地步，还不如死掉，让全世界的思想尽管冲击法兰西吧！我们决不会害怕：潮水给我们的土地带来养分，然后自动地消退！”
“可怜的朋友，当它涌来时，就不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啦，而且，当你们法兰西再次浮出水面时，你又会在哪里呢？不如奋斗吧？除掉你注定要失败，又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我所谓的危险要远大于失败，因为我有可能失去我心理的平衡，而对于我来说它比胜利更重要。何况，我不愿意去恨，即使我的敌人，我也要公平地对待他，我要在热情的浪潮扑来时擦亮眼睛，我要了解一切，并爱一切！”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跳出世外去爱人生，简直等于自甘灭亡。他不能赞同奥里维平和的宿命观，并且，他不相信不自卫也会生存下去，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恨不得唤起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力，使全法国所有的民众都奋臂而起，共同去创造一个健全的法兰西。
正如你对一个人了解后，你用一分钟的爱情比几个月的观察更有成效。同样，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倾心相谈，足有八天没有出门，这令他对法兰西的了解比过去更全面而深刻，朋友的平和像大海中的一个平淡恬静的岛屿。而奥里维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他在精神上无所依靠，他身体虚弱，又十分敏感，他清明的心境和内心的平和是内心骚乱不安的克利斯朵夫所没有的，因而格外为他所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