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你的东方吧，西方的音乐还没走到尽头呢，你以为我会退缩吗?不，我不会，我相信，我的前程还有几百年、几千年，生命，生命是如此美好……和我们的命运斗争吧！斗争万岁！让我胸襟开阔的爱情万岁！给我温暖，胜过爱情的友谊万岁！白天万岁！夜晚万岁！祝贺太阳！祝贺幻梦与真实之神！祝贺创造音乐的神！胜利啊！……”
克利斯朵夫说完，便在桌前坐下，把脑子里所想到的东西全部记录下来，而再也想不到刚才所说的了。
那时，克利斯朵夫所有的力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他不再去讨论一种音乐是否有美学价值，也不会再花精力去追求所谓的新奇，他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表现生活。他的音乐感像奔腾的潮水一般泻下来，令他甚至来不及分析他所想到表达的情感，他只是感到快乐，而且只是因为能够发泄而快乐，因他觉得天地万物的生命都在他心中跳动，他为此而万分快乐。
他的这种对生命的热忱和发自内心的快乐感染着他周围的人。虽然，住在花园的屋子对于他来说的确是太狭小了，原来本能看见那一个修道院的大花园，那清静宽阔的 走道和葱郁的古树可以让他的心灵驰骋。但不久，就在附近开始盖一所六层楼的房子，把他的视线阻挡了，所有的美景都不复存在了，他每日只听到转动的滑车，对砖石的敲打声，敲钉木板的声音，但这对他已影响不大。他甚至在工人中又遇到了他在屋顶认识的朋友，他们远远地互相点头，而且，在街上碰到时两人还一起去喝两盅。这令奥里维十分惊奇，虽然，他会因他和那些工人在他窗前堵上一堵高墙，让他失去了光明而觉得郁闷，可奥里维却没有怨言，他完全能适应新的环境，仿佛它的存在是“笛卡儿火炉”，受压抑的思想会从里面冲飞到天上去。可是，克利斯朵夫充沛的体魄需要自由的空气，既然被丢在这地方，他就和周围的心灵融化成一片，并尽量吸收他们，再用音乐表达出来，奥里维则取笑他说好像因享受到爱情而无所不爱。
但克利斯朵夫却不同意这观点：“要是单纯是这样的话，那么我除爱情外，便不会顾及到别的，对什么都失去兴趣了！”
“那么你为什么会这么乐观呢？”
“因为我健康，心情就好！”
“幸福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叹道，“你真该让我分享一点快乐！”
健康也像疾病一样会传染的，而奥里维则是第一个受益的人。本来，他最缺乏的便是力量，他经常为此躲避社会——因为社会卑俗令他厌恶，他博大的智慧和细腻的艺术天分，过分纤巧，无法成为一个艺术家，因为一个大艺术家是不会挑剔的。而作为一个健康的人，应该重视生活，特别是那些有天才的人，更需要生活，而奥里维却逃避着生活，他让肉体虚无，只沉浸在诗情梦境中；像一些优秀人士一样，他只想在过去的时代或没有存在过的时代中去寻求唯美，但生命的甘泉却仿佛总是流过的才甘美。奥里维疲倦的灵魂却不能面对生命，只能接受被过去所掩蔽的，或者出自于前人的生命——但克利斯朵夫的友谊却把他拉回到现实，让阳光慢慢透进他的灵魂深处！
工程师被克利斯朵夫的乐观主义所感染，虽然他的习惯没有改变，当然，他也不可能立刻精神抖擞，马上出国去挣钱，那对他未免苛刻了一点。但他已经不是那样没有精神，他重新拾起了研究工作、书本和科学，当然，要是有人对他说他对本行的兴致是克利斯朵夫给激出来的，他定会大吃一惊，而克利斯朵夫也会莫名其妙。
而在整幢房子里，和克利斯朵夫最为谈得来的是那对夫妇，因为经过他们家门外时，克利斯朵夫经常听到亚诺太太弹得很好的琴声。而此后，克利斯朵夫主动送给他们几张音乐票，他们非常感激。久而久之，克利斯朵夫有空儿便会去他们家坐坐——因亚诺太太太羞怯，他再也听不到她的琴声，如今，反而是他弹琴给他们听，和他们对音乐交换意见，而亚诺夫妇表现出的生机使克利斯朵夫相当高兴，因为，他从不知法国人爱好音乐到达这种程度！
“那是因为你眼中只有音乐家。”奥里维说。
“我知道，音乐家一向是不如爱音乐的人，但是，我依然不能相信在法国竟有这么多爱好音乐的人。”
“成千上万呢！”
“那么它便是一种传染病，或是正在流行中，你说是不？”
“不，这不是一种追求时尚，”亚诺说，“要是一个人，听了节奏感人的和弦或听见柔美的歌声，而不知去欣赏，没有感觉，不会产生心灵的颤动，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然忘我，那么这个人的心定是丑恶不堪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当小心提防……”
“你这话，我听过，那是莎士比亚说的。”
“不，”亚诺很温和地说，“那是我们的沙龙上说的，那比莎士比亚要早，其实，你现在看到爱好音乐的风气在法国早已存在了。”
这种习惯固然让克利斯朵夫奇怪，但法国人对音乐爱好的程度和德国人相当，更令克利斯朵夫感到困惑。但他们有一种毛病：他们经常把德国音乐家当作名流来看待，一方面向他们表示佩服，另一方面与他们保持着恰当的距离。而且，他们经常嘲笑格路克的蠢笨和瓦格纳的粗陋，而且经常同法国的细腻进行比较。事实上，克利斯朵夫还相当怀疑法国人是否真正能懂格路克。有一次，当克利斯朵夫听了格路克的音乐会后大发脾气，他发现法国人把这个性情暴烈的老人打扮得像个妇人——他们替他涂上脂粉，扎些丝带，用棉花般的柔软来点缀他的节奏，把他的音乐染上印象派色彩和颓废荒靡的气息……可怜的格路克，他那坦率的心灵，纯朴的道德和赤裸裸的痛苦，难道法国人不能领会吗？可是，此刻的克利斯朵夫的新朋友们对德国的古典作家，旧歌谣和日耳曼民族最显著的特征，却存有深沉且温柔的爱，他就不由想问：“你们不是因为这是德国的音乐而讨厌它们，而你们向来只爱本土艺术家吗？”
“不是的。”他们的回答相当肯定，“这完全是那些卑劣的批评家借我们的名义说的，因为他们跟着潮流走，我们并不像他们一样，可是我们并不反驳，正如他们对我们不理不睬。而且，这班可笑的家伙妄想指导我们，教我们纯粹的法国人，说那些不是法国的！……他们教我们说，我们法兰西的代表是拉穆——或拉章，仿佛贝多芬、莫扎特、格路克，从来没有被我们认识一样，没有和我们坐在一起，为我们分忧，给我们鼓励……仿佛他们不是我们心灵中的一分子！要是掏心里话，那批评家所赞扬的法国艺术家，才是真正的外国人，因为他从来没有驻在我们心间！”
“其实，”奥里维说，“如果艺术有界限的话，倒是不在于民族而是在于阶级，我不敢肯定是否存在法国艺术和德国艺术，我敢肯定的只是存在着富人的艺术和穷人的艺术。格路克是个布尔乔亚了不起的英雄，他同我们心灵相通，而某个法国艺术家——我不愿意说明——却不是我们这个阶级的，虽然他出身于布尔乔亚，但我却以之为羞。当然，他也会以我们为羞，正如他否认我们，而我们亦否认他一样！”
奥里维说得相当正确，的确，在克利斯朵夫对法国人的认识愈深刻后，愈觉得法国的老实人和德国的老实人一样：亚诺夫妇令他想起了老许茨——对艺术的信仰忠诚而纯洁。没有偏见，没有利害观念，想到许茨，克利斯朵夫马上开始热烈地喜欢他们！
然而，他又觉得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应当因民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开界限来，同时又觉得同一民族内部，老实人也不应当因有偏好而去划分界限。他这样想着，在下意识的引导下，他又让彼此不能了解的两个人成了朋友：高尔乃伊神甫和华德莱先生。
克利斯朵夫经常向两人借书，并以奥里维的随意和漫不经心，把自己的书交换转借给他们。高乃尔伊先生因为看出潜在克利斯朵夫的心里是有一股宗教气息——他是凭心里那股直觉来觉察到的——故一点儿也不生气，一部从华德莱处借来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使他们三个人因不同的心理爱上了它，并且在思想上更为接近。有一天，他俩便在克利斯朵夫的家里碰上了，克利斯朵夫怕他俩因为一时的不理智会说出些难听的话，可是，与他所担心的恰恰相反。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当然，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旅行思想和人生经验。而且，他们竟发现彼此都是仁厚的老者，而对于彼此的不幸和内心的隐怨，及深切的灰心失望，他们都相互同情。虽然，多少会有些嘲讽味，可他们的心灵却相互默契起来。他们从来不谈自己信仰的内容，平时很少相互往来，但只要一遇上，他们便会觉得很快乐！
高尔乃伊神甫和华德莱都是思想洒脱之人，可以说，水平不相上下——这正是克利斯朵夫所不能预想的事。但他觉得这种自由虔诚的思想却有一种伟大，在传教士的思想行为和人生观里他看到一种坚强而恬静的神秘气息，绝无骚动不安，他和他的信仰生活在基督身上。他从不否认什么，能包容任何生命力的表现形式，正因如此，他喜欢克利斯朵夫表现的盎然的生机。
而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两年以来巴黎的糜烂让他厌恶，传教士的纯洁而忠诚的心对他如同音乐，可以在他心中引发深沉而幽远的和声。而克利斯朵夫天性刚毅，他有一股自强不息的能力——那是他生命的本能，奋发的力量，那好比对一条将倾的船施力，让它恢复平衡，使它冲了出去。也正是这股坚强的力量，反而使上帝重回他的心中了，当然，他否认着上帝，不相信上帝，但他心中却存在那种精神。用高尔乃伊神甫的话来说，他好像他的寄名神一样，上帝活在他心里而他不自知。
“那么我为什么不能觉察出上帝呢？”
“你好似那些平凡人一样，与他同行却没有想到他。上帝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对于有些人就在琐细的小事中显示，对于另一些人，正如你的朋友华德莱先生，就用伤害和忧患来显示，——而对于你，上帝显示在你理想的尊严中……你早晚会感觉到他的！”
“可我永远也不会退步，因为我的精神是自由的！”
“和上帝同在的时候，你的精神更加自由！”教士安安静静地回答。
可是克利斯朵夫却完全不喜欢别人硬说他是基督教徒，为此，他进行天真且热烈的反抗，仿佛很在乎他的思想上有个名字似的。但高尔乃伊神甫只是静静地听着，并不作辩解，他只是以教士特有的而别人不能体会到的讥讽意味，但也抱有极大的同情心，以他信仰所培养的独有耐性倾听着。他对此事相当地静默，教会早已把他的耐性加以洗礼和锻炼——虽然他很是悲伤、苦闷，但他的耐心根本未动分毫——被上司恣意地压迫，他所有的一举一动都受着主教的监视，亦被一些思想不同者所窥视着——他们想逼使他做违背信仰的事——教内教外的人都不理解他。这种情形确实残酷；即使上司明明是错的他也不能抗拒，因为应服从——当然又是违心地服从。此外，被人曲解也很苦恼，因为他负责看守别人的心灵，缓解他们的痛苦，指导他们，而他却……但为了他们，为了自身的痛苦，他忍下去了。而且，对他而言，对长久的教会历史而言，这些磨难根本不值一提——但沉默却渐渐地改变了他：他变得胆小，慎言，不敢稍有举动，最后终于进入麻痹状态。这次克利斯朵夫的朝气、热诚，对他真诚的关心和一些唐突的问话，却激活了他久已枯萎的心，并强行把他带入了活人队伍。
当电机工人奥贝在克利斯朵夫处遇到高尔乃伊神甫时，不由浑身一颤，掩饰不住内心的厌恶之情，即使最初的反感过去以后，他依然感到和这个不能了解的人在一起不舒服，但和有教养的人在一起聊天的兴趣压下了他反对教会的心情。还有便是高尔乃伊神甫和华德莱先生之间的亲切交谈也让他感到十分地惊讶，他无法相信：竟然有一个民主派教士和一个贵族式的革命党呆在一起，这一切让他摸不着头脑，他也曾想尽办法去给他们归类，因为他认为人只有在归类后才会理解他们。但，若想找一个部门把教士归入里面，又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既读阿那托的作品，也读勒南的著作，而且评价公平。关于科学的问题高尔乃伊神甫的原则是让那些真正懂得的人去指导，教士心平气和地告诉克利斯朵夫，说奥贝就像英国的那种乡下姑娘来法国——有个年轻的女子问路，她只会说英语，而他们却不懂，他们跟她说法语，她又不懂。于是他们惋惜地看着她，摇摇头，一边说一边重拾起手头的活儿：“真可惜啊，你这位姑娘长得挺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