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那篇《ULYSSES是不是天书——〈尤利西斯〉译本抽样》，萧乾不会怎么样，我是完全相信的。但他的这封公开信，人家看了会怎样，我就没有把握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该如何跟他说？
你能拿他怎么办？
跟着，批评又来了——《读〈世界诗库〉二、七两卷》，一如先前一样尖锐。
这套《诗库》共十卷，是国家“八五”出版规划，是广东出版界的重点，是花城出版社的精品。主编飞白也是我非常敬重的翻译家，他翻译的那首长诗《瓦西里·焦尔金》，我曾认真拜读过，而且真的很喜欢。然而，即便就是如此，也不能说不能批评，精品也可能有瑕疵。可是，如何才是合适，怎样才能把握分寸，确实费了一点功夫。
稿子发表后，飞白有来信，我也给他回了信：
飞白先生：
您好。
杨德豫先生转来的信及稿收到，非常感谢您对本刊的信任。
从信上看，您想在《书屋》发表伟慕·克拉能东克先生的文章，我刊自然没有问题。只是最近一期也就是第四期已进厂了，抽稿亦不方便，要发，也只能发第五期了。这点想必您能理解。
当然，就您转荐的这篇文章和江枫先生的文章，我刊也有自己的看法，扼要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江枫先生的文章，不论如何，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二、我刊发表江枫先生的文章是经过慎重考虑了的。这至少从两点可以见出：一是这篇文章本可在今年第一期发表，考虑后推迟到第三期，推迟了差不多半年时间。这期间，国家图书奖①已评定颁布。二是发表这篇文章时，我刊做了较大的删节和修改②。
三、正如您所说，我刊非常“乐意刊登不同观点的文章，以利学术民主”。从这点出发，我刊自然非常希望能刊登您的正面的针对江枫先生文章的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您的不同意见对译界来说一定是有价值的。我们认为就同一个问题发表不同意见，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应该不会有“争吵”之嫌。当然，商榷的双方如果能够心平气和，那就太好了。
四、伟慕·克拉能东克先生的文章虽然写得好，但与江枫先生的文章相比，分量似乎显得轻了一些。再说，他谈的，与江枫先生所谈的二、七两卷也不是同一个问题。我刊在发了江枫先生的文章后，再发这样一篇主要是介绍您的身世的文章（虽然也有几行涉及《诗库》，毕竟很少），不知读者会作何感想？很显然，从编辑的角度看，伟慕·克拉能东克先生的文章发在别的报刊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书屋》最应该发的是您自己写的商榷文章。《书屋》很愿意为此提供一定的版面。
另，我刊发表的江枫先生的文章，由于我们的水平和校对不精，也出现了几处错误，如第13面第三行的“Like”错成了“LiRe”，同一面所引的诗歌也有一行排错了位置……特地向您说明一下。
总之，希望您能回信，再次确认一下，是发伟慕·克拉能东克先生的这一篇呢，还是发另一篇？
我们的工作如有做得不妥的地方，还望您能多多原谅。
致礼！
周实1996.5.9
回信很快就来了，文章很快也来了，《书屋》也立即刊发了——《关于〈世界诗库〉的批评》。文章一万五千多字，比江枫的还多两千多字。这番争鸣的效果如何？从报刊和网络来看，读者的反应是好的，是有益于批评开展的。
① 周实注：《诗库》获得了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② 周实注：清样寄作者审校过。
再下来就是对毛喻原①的批评了。2000年第9期《书屋》杂志发表了毛喻原的一篇长文《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长达两万字）。文章刚发表，电话就响了：我是江枫呀……我看了你们这期的论汉语的那篇文章……写得很不好……我说：那你就写文章吧。我说我等着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何时来，我一定就何时发。
毛喻原的那篇文章写得确实有点放肆，一开头就这样指出：“尽管有人不时声称，二十一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尽管有人预言，在不久的未来，一个崭新的轴心时代将会在东方形成，汉语将会在世界跨文化的传播中发挥着无穷的威力，但是，我们还是想说明：汉语实际上处于某种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性最尖锐地表现在它的大语种规模但却仍然是少数民族的语用特点上。”接着，他就犹如剥笋，一层一层，剥开道来，从对汉语的直观认识，从汉字与字母的基本要素，从汉字本身的早熟性，从汉语的点阵图像类比，以及对一些重要汉字进行文化学的分析，来论证汉语的危险性，最后他还给读者出了一些思考题：（1）为什么说汉字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形象具有一种悲剧原型的性质？（2）汉字的书写自由和汉人的思想自由这两者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相关性？（3）为什么在汉语世界不能产生像《圣经》这样的辉煌性神话作品？（4）为什么用汉语不能写出世界第一流的歌人颂神的赞美诗？（5）汉语和西语的词表量对比分析（A.词总量对比；B.词类比例对比）所导致的文化学结果是什么？（6）初创汉字的悲剧性伏笔究竟是什么？（7）为什么说汉字对于意识的发展和思想的表达是一种蹩足的工具和巨大的障碍？（8）怎样从中西世界其国宾馆、办公室、会议室、教室、会客室、卧室的文饰，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9）汉语主、谓世界的形而上学分析。（10）为何汉字可以进入一种玩耍状态？（11）试分析象形文化和字母文化对世界的不同影响。
① 毛喻原（1956-），生于四川，祖籍河北鸡泽，其主要著作有《永恒的孤岛》《梦幻的大陆》等。
他的文章也不客气——《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里？》，落笔就是针锋相对：“《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下称《险境和诡谬》，《书屋》2000.9）一文的标题，确实足以令人警醒，但是通读全文却发现，作者对所谓处于危境、满含诡谬的汉语、汉字，对推崇备至的英语和拼音文字，全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其实，‘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不是创新之论，此说曾出自鲁迅之口。走拼音化的道路也不是新发明的疗救处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新文字运动和汉字拉丁化运动，便都是在挽救民族危亡、振兴民族文化的大旗下发动和开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明确指示，中国的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特别是各种‘左’的设计几乎都经过了代价惨重的实验，到了一九八六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就不得不宣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但是，以汉字拉丁化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一批专家，尤其是在语文工作部门掌握着某种实权的部分官员，却从未真心接受拼音化的失败，又以内部会议纪要的方式炮制了终未实施的‘一语双文’方案。当计算机以当代英雄的姿态登上文化生活舞台而成了便捷的信息处理工具，拉丁化派又大受鼓噪：再不拼音化，中国就会错过一整个时代。这耸人听闻的最新危言，却不必等到一个时代结束再来论证，也不曾经过轩然大波的论战，便由于‘万码奔腾’的实验和汉语软件的涌现，众多而且是一种优于一种汉字输入法的层出不穷和广泛采用而不攻自破。但是，我还从不曾听说过此文结论所谓‘一切的改革和变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还是其他）都应把焦点对准汉语、汉字的变革上’，尽管作者认为，‘也许这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民族复兴和救赎之道’。特别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连同汉语也要改掉！对我引起的感觉，简直就像是主张另换一个妈。” 接着，他也犹如剥笋一般，一层一层，剥开道来，从“荒诞的指责、少数十二亿、自足无过、视觉文字、‘亮敞’自然、事实与诡辩、诡谬的论证、语言与语用、汉语与翻译、郎骑竹马来、难不倒的汉语、道德之经、萨特和普拉斯、字有别于词、造词功能无限、钱三强序、象形与汉字、神的声音、象形之外、汉字与六书、表音与书写、希伯来文左向、理性与字母、变简易繁、汉字与英语、‘文化学分析’、拆字与戏说、险境与诡谬”等二十八方面来论证了“汉语、汉字是我们民族文明和文化的母亲，也许有人可以接受一万个继父，认一万个义父，但是无论谁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生他养他的母亲，母亲脸上也许有雀斑，但是作为儿子不能因此而诅咒和遗弃她，何况，我们的汉语母亲脸上非但没有雀斑，甚至很美，她寿而犹健，还在为她哺育的文明继续充当发展和交流的载体和媒介”。这就是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该如何跟他说？你能拿他怎么办？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对此问题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他不但是《世界汉语诗坛》的顾问，而且还是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的顾问。
从他给《书屋》的文章来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的文字是那种让人停住眼睛的文字，这是不得不承认的。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他翻译得非常好，所以流传得非常广。
“太阳出来了／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车辆来去匆匆，像报信的使者／昨天已经古老！”这节也翻译得非常好，所以也流传得非常广。
先生简介
江枫，原名吴云森，一九二九年生于上海，祖籍安徽歙县，曾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四九年参军，历任记者、编辑、政治教员、研究员。一九五一年当选为江西省文协首届常委。一九五六年入北京大学，参与创办《红楼》并任副主编。一九六二年入北京编译社。一九七八年在密云创办《寸草》并任主编。一九八〇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八三年任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一九九五年获彩虹文学翻译终身成就奖。一九九六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外语系暨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其主要译著有《雪莱诗选》《狄金森诗选》《美国现代诗抄》《南斯拉夫马其顿诗选》《史沫特莱传》《伊索寓言全集》《雪莱全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