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
宛大妈是公园凉亭戏迷聚唱的核心人物。她曾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四平调，众人听完不禁面面相觑：怎么跟梅兰芳的唱法大相径庭？她告诉大家，那是荀慧生还用白牡丹作艺名时候的唱法，后来这出戏被公认为梅老板的代表作，荀老板就没再演过这一出了。于是有人问她：“您是北京京剧团的吧？”她说：“我曾是北京市京剧团的龙套，角儿唱杨贵妃，我是八宫女之一。”完了又解释一句，听起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糊涂：这什么意思啊？她笑着细掰：“四五十年前，北京有两个市一级的京剧团，一个叫北京京剧团，后来成为排演《沙家浜》《杜鹃山》的‘样板团’；另一个，叫北京市京剧团，那政治地位、福利待遇，跟‘样板团’可就差老鼻子啦。我呢，是在带‘市’字的那个团，所以，当时北京戏剧界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作‘多一市不如少一市’。当然啦，改革开放以后，又合并在一起，叫北京京剧院了。”那以后，有的人背地里就用“多一事”称呼她。
社区居委会有一些人，觉得她这个老太婆脾气有些古怪。那年两位居委会女士抱着捐款箱，按响她那单元的门铃，说是知道社区里有些老人腿脚不便，想给灾区捐钱，却心有余力不足，所以上门来满足其心愿。宛大妈听了却摇头说：“我不做隔山打牛的善事。我行善，要面对面，知道我捐的究竟落在了谁头上。”两位女士已经收到若干捐款，而且许诺将在社区公告栏公布捐款明细表，并会全部转交有关机构。宛大妈的表现，令她们气闷。
有一次宛大妈去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见旁边一个外地汉子给一把旧椅子装上轱辘，推他媳妇来看病。问起来，得知他媳妇是生了骨瘤，动过手术，今天复查。给媳妇治这个病，汉子快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了。他哥哥也在北京打工，母亲轮流在他们两家住，这个月又轮到住他家——所谓家，就是在几里外，每月四百元租的原来工厂的排房，小小一间，放高低铺，剩余空间也就放套煤气灶架和一张用来吃饭和让孩子做功课的桌子。不过有彩电，屋顶上有“锅”，能看电视。他哥哥的意思，是弟媳妇得了这病，母亲就别挪弟弟那儿了。嫂子却不干，认为该轮还要轮。他妈跟那嫂子一向不睦，倒很愿意多在他那儿住。他那媳妇衰弱得说话也缺气，一旁管自摇头，好不容易憋出句：“就你话多。”他苦笑，闭嘴前忍不住又来一句：“明天赶紧去工地叫工头再支点，要不买米的钱也没了。”宛大妈看完病领完药，在医院外面又遇见他们，就过去跟那汉子说：“让你媳妇等在超市门口，你跟我进去，我帮你把该买的买了。”见那汉子犹豫，就说：“我是真心要帮你。你接受了是给我快乐。”汉子就把媳妇坐的轮椅安置在妥善位置，跟宛大妈进了超市。两人各推一辆购物车，宛大妈往汉子的车里装了一袋米、一袋面、一桶玉米油、一大盒鸡蛋、一桶酱油、一桶醋、一包紫菜、一袋虾皮……汉子直说：“谢谢，够了够了。”她最后还往里添了两罐辣酱。出了超市，她跟汉子说：“我每月5号上午十点必来这家超市。你以后有困难可以按时候到这儿找我。我不会给你钱，不会给你买别的，就是给你买这些最必需的日常嚼用。”汉子和他媳妇连声道谢，问她：“大妈贵姓？”她笑：“莫问我的名和姓，就记住仨字儿吧：多一事。”
“多一事”的趣事很多。那天她去公园，推了个自备的帆布小购物车，里头是两提卫生纸。她先没去凉亭唱戏，先推车到公厕外的松树下守着，不一会儿，一位大嫂出来了，她迎上去问：“又把厕纸整卷儿全搂走啦？”那大嫂就知道被盯上了，脸上有些搁不住，嘴里硬撑着：“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又有一位胖老头从里头出来，他跟那位妇女一样，也是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公厕收集厕纸的。管理人员刚续上，他们就很快整卷搂走，其他游客往往无纸可用，意见很大。宛大妈见两位占便宜的全在眼前，就说：“道理你们也懂，不说了。今天我带了一提十卷的名牌厕纸来，赠你们每人一提。只希望你们从此以后能保障其他游客的权益。”那大嫂不知所措，那胖老头却理直气壮：“你多什么事！我们这算什么问题？你有能耐逮那些贪官去！”宛大妈说：“大贪要反，小贪也要戒。端正社会风气，大事小事全要做。当年我演不了贵妃，就演好那宫女。如今我还是唱不了主角，干不成大事，可是我还能做点小的好事。我真是想送你们厕纸，好让你们生出点儿悔意，赶明儿别再这么贪小啦！”那大嫂和那胖老头灰溜溜地绕开她走了。后来管理员说，白搂厕纸的现象少多了。
凉亭里又响起宛大妈的唱腔，这回唱的是《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
选自《大公报》2013年4月28日
包叔
安石榴
那时候我刚进机关，做区政府文书。这个岗位虽然微不足道，却比较敏感，从某种角度看，与领导和群众都近。因为近，就容易看到和遇到些事情。这样，我认识了包叔。
在机关，对人正式的称谓只有一两种，在岗的姓氏后面加上职务，离岗的姓氏后面缀上叔姨之类的称呼。前者不必赘言，后者也好理解，尤其对那些上年纪的人，是一种敬重。
退休的包叔，几乎每天都到区里来，和他在岗上没有什么区别。但他来干什么不好说，有时来上访，有时来闲聊。有时只是为了中午食堂的午餐。这是他的老三样，有趣的是，这三件事我都能碰上，所以就和包叔熟悉起来。
包叔来上访，只找一把手区长。对于包叔来说，上访绝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脸面从无畏缩馁然之色，相反倒是件快乐提神的乐子。他每次都呼啸着来，呼啸着去，制造出很大的动静。有时兴致更好就一步跨进文书室聊上一会儿。这样，我才慢慢知道，包叔的老家在内蒙古，我的原籍恰好也是内蒙古，他从此就叫我“家乡人”。差不多每年的某个时候，我并不记得他是不是好长时间不来了，再出现时，就大声嚷嚷：“家乡人啊，我回老家来着。咱们家乡好年景，羊儿肥牛儿壮！”说完就开心地大笑起来，显得略有些小巧的鹰钩鼻尖儿弯下来，几乎抵上了人中。
包叔来闲聊也有趣，从一楼一直到七楼，所有的老同事他都要骚扰一遍。我传递文件时会在某个部门碰上他，因了他会聚一些闲人。人们聚来寻乐子，未必不把包叔当枪使。给自己出气。他全然不在乎，照样针砭时弊，似乎有理有据地把所有在任领导都骂一遍，仿佛他们都是他的不肖子孙。然后一路大叫着：“人事局不办人事儿；监察局就是查奸局；文化局没文化。”从这个办公室出来，进另一个办公室，招得各处笑声一片。这些怪话都是有典故的，外人听不出乐子来。
包叔并不是天天到食堂吃饭的，起初我也没发现他来吃饭的规律。包叔是抗美援朝时的老兵，说自己在战场上耳朵震坏了，手震抖了。他找领导上访也是为这个。包叔手抖得厉害，每次吃饭遇到他，我都会给他端饭，但从来不忍心看他吃饭，我一直不知道那么抖的手是如何把食物送进口中的，心中暗暗想，他如果在家有老伴照顾着也许会好些。但这也就是我一闪念的想法。我知道不能随便参与别人的事情。可是有一天包叔对我说：“我这毛病犯得厉害时才来食堂吃饭的，在家，我怕你婶子看我这样子心慌，她心脏不好。”
我记得我当时非常感动，就为这一句话。那天我主动帮包叔把饭碗刷了。他站在食堂中央，神情古怪地看着我。
周而复始，几年过去了，不经意间，包叔不再经常出现在机关楼里了。这也很正常，因为包叔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头，对个人对组织都不具有任何影响力。我也并不知道他上访的事情最终有没有结果。当文书很多年，知道有些事没有结果也是正常的，如同有结果一样正常。
虽然包叔一年也来不了几次，但是，他的消息还是有的，他上过电视、广播，被表扬。那时他被区工商局聘去，专门管理没有摊位的零散卖主。市场人多事杂，我记得表扬他的内容有拾金不昧，有勇斗歹徒。
这样又过了几年，当我几乎把包叔全忘了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接到包家的电话，告诉我包叔去世了，第二天出殡，并嘱我不要告诉区里的任何人，说这是包叔生前交代的。
第二天，我参加了包叔的葬礼。说实话，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痛苦，只是怀着对一个生命永远逝去的怜悯。同时，我注意到葬礼的确没有在职的机关人员参加。后来听说包家人烧完头七，才把包叔去世的消息通知了组织。
包叔去世前嘱咐家人单单通知了我，这到底为什么呢？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会在百无聊赖时想想。那是一个幽静的周五，夕阳一点点落了下来，沉静的气氛慢慢弥漫开来，眼前出现了包叔的样子，他笑得很开，略显小巧的鹰钩鼻尖儿弯下来，几乎抵上了人中。我无声地笑了，觉得包叔很有些行为艺术家的范儿。
选自《北京文学》2013年第1期
古董
耿春元
古董是子午镇常少山的外号。
古董一词除词典上的解释外，在子午镇还有不可理喻、个别、不一般、冥顽不化等意思。常少山能够沾上“古董”这诨名，是因为那年他母亲去世。子午镇的风俗，双亲中有一个先走了的，丧事要做三天，叫小丧；双亲中最后一位也去了，丧事要做五天，还要扎灵车请鼓手，叫大丧，很隆重的。常少山的父亲早亡，遵照当地风俗，他母亲的丧事应该大做的。谁也没有想到，常少山竟然当天就把母亲的遗体埋掉了，而且连滴眼泪都没掉，还跟儿子常宝说：我死了，也这样！
为这事，常家的族人气愤了，约合起来要揍他。常少山说，我这是厚养薄葬。老人活着的时候你不孝，老人死了，弄些排场给人看，顶屁用！
常少山他娘瘫痪在床八九年，常少山日夜守护在床前，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吃一口，再给娘一口；自己饱了，娘也饱了……常少山是孝子啊！常少山把话说得理直气壮，大家听来也在理，只是不是常人的理，只好说声：跟个古董生什么气，便散去。
常少山是古董，想不到他家里竟然冒出个真正古董来。
常少山一生就交了一个朋友。这朋友叫吕尚。有一天吕尚来做客，突然被面前的那把茶壶惊呆了。正泡着茶呢，吕尚小心地端起来，左瞧瞧右看看，眼睛都绿了。然后干脆把茶叶倒掉，用清水冲洗干净，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后。问道：这壶，哪里来的？
常少山说，用的那把打了，才从旮旯里找出这把旧的来，用上了。
吕尚说，收起来，别再用了，这家伙是古董，比你还金贵。常少山就笑，说神经病了不是？搬家时差一点被我当垃圾扔了，怎么就成古董了？是古董，用它泡的龙井怎么还是龙井味？应该是普洱味呀……
吕尚说，别闹了，你把它小心放着，赶明日我请位老师来长长眼色，也好验证验证我的鉴赏功夫……
第二天，吕尚果然领来了一位先生。先生姓王，气质儒雅，行色匆匆，眼中别无他物，一到就说看壶。吕尚发现那壶就在茶几上，还是昨天放的地方，并没动过。
吕尚双手将壶捧起，王先生轻轻接过，凑到窗前光亮处，打眼一看，便说不假。沉吟片刻，又看，说声错不了，就是它！便轻轻放下，掏出手绢擦擦双手，向常少山点点头，说道：“听吕尚说过您，我很赏识，都是朋友了。吕尚没有看错，这把壶是件宝物！如果愿意，我出十万要了它！”
“你不早说。”
“早说怎么？”
“早说我就卖给你。不用说十万，两万就卖。”
“为什么？”
“缺钱用呀！”
“现在不缺了？”
“不缺了。一家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生活必需的都有了，卖它干啥？”
其实，一见面，常少山就很看重王先生这人。听他说话，更觉诚恳。只是常少山这人言语行事离不了古董脾气，三言两语就把人家打发走了。
这事过去不久，常少山得了重病，不几日便一命呜呼了。常少山病故，吕尚慌忙赶来，便把茶壶的事告诉了常宝。常宝说老爷子病中根本就没有谈及家中有什么宝贝茶壶。就是有，他那脾气也不会拿它当回事……
于是两人便在常少山住的屋子里寻找。找来找去根本不见那玩意儿，却发现了一张字条，上写：
茶壶即茶壶
打碎是瓦片
人间多少事
都被自己骗
常宝看过，递给吕尚，说是不解。吕尚接过默念一遍，又默念一遍，然后长叹一声，道：“怎么是古董呢，分明真人也！”
选自《四川文学》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