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元前676年，晋武公卒，子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献公早年，雄怀大志，继文绍武，诛桓庄之族，以固晋公窒，根绝了晋公子之乱；赐给功臣采邑，由始豢养了一批他姓卿大夫；在其父一军的基础上，扩建上、下二军，开疆拓土，军功卓著，兼并了周边几十个诸侯小国，使晋疆域比始封时扩大了一、二十倍。正如《史记·晋世家》所讲的：“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狄），东至河内。”所谓“晋强”，是说晋跻身于齐、秦、楚强国之列。
（1）立志“继文绍武”
公元前676年，，周惠王元年，鲁庄公十八年，晋太子诡诸在先父武公的国丧中，于祖庙祭祀先祖后，在柩前即位做了国君，是为晋献公。献公树雄心，立壮志，在灵前宣誓，要“继文绍武”，干出一番事业，以继先祖之伟业。什么是“继文绍武”？继文绍武就是要继“文侯之命”、续“武公之功”，做一个有作为、有功勋的晋侯。大家知道，《文侯之命》是周平王褒奖晋文侯姬仇的册书，是平王给分封诸侯树立的勤王忠君的“样板”；献公要以先祖文侯为偶像，以“先父之功”为榜样，修明政治，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为秉承先祖之志、光大先父之业，做出超人的贡献。
他不因循守旧，敢于立新，他首先抓农耕，抓种粮，抓发展经济，以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他对宗法奴隶制的国有土地制度，也即所谓的“井田制”进行挑战，对卿大夫论功行赏，赐给采邑（也叫食邑），对“工商食官”及庶民百姓给予一定数量的私田，开始了向封建的土地制过度。这样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迅速恢复了战争对经济的创伤，同时又推动了农业经济和百工不断向前发展。其次，他大胆的变革了贡赋制度和税收制度。西周时期以劳役为主要剥削形式的奴隶制的贡赋制度和税收制度，严重的压抑了百官和百工的生产积极性，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于是他实行轻徭薄赋，减轻采邑贡赋、减收百姓税赋，从而大大的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再次，他在修明政治中，十分关注对职官的选用和任职，更注意选用非血缘亲族的异姓、异氏人才。他选用的荀息、里克、士蒍、赵夙、毕万等，皆可以说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顶尖人才，遂后这些人才皆成了他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成为真正握有晋国军政实权的显赫强族，日后的六卿和韩、赵、魏世家，皆是由此起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按照周制，卿大夫多是与天子、诸侯有血缘关系的人担任，非血缘、非亲属的人是很难委以重任、担当卿相大夫的。而晋国从献公伊始，“惟晋公子不为卿，故卿多异姓”，这在春秋时期，敢于向“列国之卿，强半公族”的“任人惟亲”血缘制开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变革。非血缘异姓、异氏的任职，异姓、异氏强族的崛起，这表明晋公室国家机器中的血缘亲族关系的色彩大大地黯淡了、减弱了，政治上的利害关系突出了、加强了，这标志着晋国的政治制度、用人制度和文化理念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晋献公所执政的这个晋国，就是这种不断变革中发展壮大而跻入春秋列国四强的。
（2）诛桓庄以固晋公窒
晋献公，是曲沃伐翼、代翼的亲历者、目击者。他从曲沃代翼成功，从曲沃小宗代大宗的胜利实践中，由衷的感悟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喜，另一个问题则是忧。他喜的是先父武公继承先祖之志，终于推翻了翼政权、取代了翼政权、掌握了晋政权、列入了诸侯之林。他忧的是“兄弟阋墙”、宫廷内讧、旁氏夺权，是晋公室最可怕且又最大的隐患。他心神不宁，由忧产生了虑，又由虑产生了怕，他越想越后怕。他在想这个隐患不除，我食无味、寝不安，便不得安生。他在这种情况下想到了“无毒不丈夫”，于是下定决心要除掉对他构成威胁的桓庄之族。何谓桓庄之族？说白了就是他的曾租父桓叔及其祖父庄伯的后裔子孙。他为什么要下决心诛杀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及其先祖，在曲沃代翼中立有显赫功勋，在宮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了威胁晋公室生死存亡的最大隐患，他们的言行如稍有越轨，“曲沃代翼”的历史则可能重演。
晋献公生怕“曲沃代翼”的历史重演，问计于他的智囊谋士士蒍“该如何办？”士蒍出谋划策说：“离间。”献公问：“怎样离间？”士蒍回答说：“在桓庄族之间制造事端、传播流言，使他们相互猜忌、相互攻击、相互残杀，进行内耗，主公可稳坐钓魚船，坐收渔翁之利耳！”献公说：“妙！此乃鹬蚌相争之计。孤家就把此事拜托于卿了！”
士蒍这一计也真灵，未经多长时间，桓庄之族内部已是叔侄相斗、兄弟相残、狗咬狗满咀毛，出现了两败俱伤的可悲局面。这时，士蒍又为献公出了“擒贱先擒王”一计。他说，在桓庄之族中，能翻江倒海的是富子，富子足智多谋，能为其公族之众出谋划策，是主公谋杀群公子最大的绊脚石，搬掉这块石头，就收到了“擒贼擒王，打蛇打头”的效果。对此计，《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是这样记载的：“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
士蒍略施小计，第一年赶走了富子，第二年又巧耍阴谋，挑唆群公子杀死了“游氏之二子”。士蒍一不做二不休，于第三年又用“借刀杀人”之计，尽灭了游氏之族后，又将群公子从晋都迁居到了聚邑，伺机聚而全歼之。据考，聚邑，在今山西绛县南城村。南城村原叫“车厢城”。《方舆纪要》：“聚，即今山西绛县东南十里之车厢城。”车厢城为何变成南城村，原因是在北魏之前车厢城是县治所在地，之后县治北迁，车厢城正好位居县治之南，故而改名南城村。士蒍把桓庄群公子迁至今南城村后，晋献公仍然不放心、也不甘心，于公元前679年的冬天，发兵包围了聚邑，尽杀群公子于聚邑之中。这是晋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最残苦的诛杀公族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之后，晋献公立下禁令，严禁再设公族。由此，晋国变成了一个无公族的国家，也是几百年来无公子之乱的国家。所以在这以后，晋国是世子在国内即位，其余公子皆要遣送去国外，或做人质、或做寓公，一个也不允许留居国内。晋国这种做法，在我国春秋时期也是独一无二的。晋献公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消除了公子之乱，却没有消除了三百多年后的三家分晋。
（3）建二军以强武备
古时侯，祭祀与戎，乃国之大事。那时侯，所谓祭祀，就是祭神和祀祖。《周礼·天官·大府》：“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古代都城，左寝右社的布区，就是为祀祖和祭神而专设的。所谓戎，《辞海》释：兵器总称。《礼记·王制》：“戎器不粥于市。”郑玄注：“戎器，军器也。粥，卖也。”窃以为，这里的戎，当作军队讲、御戎解，即抵抗外来侵略者。
晋献公在曲沃代翼的阅历中，除了认识到桓庄之族是晋公室的潜在危险之外，另一个就是对古之“戎”及“御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军队是国家赖以立国的柱石。国家若没有强有力的军队做后盾，那将会任人宰割、任人欺凌。他父亲之所以能够战胜晋公窒，是和曲沃有强有力的甲兵分不开的。因此，治国建国，必须富国强兵。所以他在修明政治、发展经济、镇压桓庄之族的同时，就积极准备了组建军队和扩建军队。周釐王命他父亲“以一军为诸侯”，他不能满足于周釐王的这个敕封，他要在其父一军的基础上，再扩建一军，组成上、下两军，由他将上军，命太子申生将下军。对献公这次扩军，《左传》、《国语》、《史记》均有记载，其记载可谓大同小异，如《左传》的记载是：“（鲁）闵公元年，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国语》的记载则是“（晋献公）十六年，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而《史记》的记载除了没有“以伐霍”三字外，与《国语》记载的一般无二。
按照周制，12500人为一个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依此制，看晋献公扩军，他的军制规模，尚没有达到大国的规定，而只能说已进入了“次国”之列。从唐叔虞到晋武公，几百年来晋国只有一军，而献公在建国十六年后，就由一军扩建为上、下二军，这是晋先祖几百年来所没有的。自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作战是以车战为主，当时的每辆战车是以4匹马25人配备，即车上3人，一人指挥，一人驾车，一人御戎，车左右各有5人护卫，车后有12人跟随参战。若依此标准计算，晋国上、下两军，计有战车1000辆，战马4000匹，将士25000人，这对一个连续作战67年以后的晋国来说，在短短十几年里就能由一军扩建为上、下两军，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也就是这两军为献公日后扩疆拓土奠定了基础。
（4）出兵灭霍灭魏灭耿
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十六年，刚刚组建起上、下两军之后，他便亲自帅上军，命太子申生将下军，遣赵夙御戎，毕万为右，初试军威，出兵去伐霍、魏、耿三国。此三国，霍国为文王姬叔处的封国，故城在今山西霍州市西南16里处；魏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故城在今山西芮城县东北七里处；耿是周初姬姓的封国，故城在今山西河津市东南。这三个国家，霍处在晋国的北面，距晋逾过一百几十公里；耿正好处在晋国的西方，距晋约百十公里；魏国处在晋国的西南、在今黄河之阳，距晋国约在一百五十公里左右。献公这次出兵，虽路途遥远、艰险，但出师所向披靡，无攻而不克，他在出兵的当年，就灭掉了霍、魏、耿三国。他在伐灭三国大捷后，论功行赏，将耿赐给赵夙作采邑，将魏封给毕万作采邑。献公赐魏于毕万后，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本作巍，是高大的意思），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是上天给毕万开拓了盛大之路）。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