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美奇异纷呈：有朴素清新之美，绚丽之美，活泼灵动之美，恬淡通透之美。我觉得筱敏的散文是高雅与锋锐之美的组合。它对书面词语的信任与执著，在现代散文中有时是很忌讳的。但是它正是靠着准确的形容与搭配，靠着词句的美丽丰赡，使该散文有了密集的社会世相、历史故事和激越的情感。它是一篇理性很强，情感张力也很强的优秀散文。
2006年
文化的差异：中西风马牛
吴迪的《中西风马牛》（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是一本妙趣横生，又很有思想、智慧的书。当我不断地向朋友介绍时，有朋友告诉我，书中的有关篇章已在一些杂志和网上刊登，反响很大。
吴迪先生，是电影学院的教授，曾到瑞典隆德大学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课。有意味的是，他带到国外讲学的中国影片，并没有要与世界接轨而首选中国比较前卫的作品或在世界获了什么大奖的作品，他选择较多的是中国的主流电影。他上课的方式是思维开放性的讨论，于是就引发了外国学生看了中国电影后种种不可思议的理解，呈现出中西方在政治、伦理、历史、观念诸多文化方面的巨大反差，同时也碰撞出由文化差异生成的各类“问题”。
吴先生教的学生，都是在中国待过少则五年、多则七八年“个个都可以到中国的电视台侃大山”的准“大山”，从他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一些，却难以深入，于是问题就来了。比如，学生在看了中国电影《焦裕禄》后提出：中国的传媒把当官的说成是父母官，为什么焦裕禄到老贫农家都说自己是他们的儿子？他是否要继承老贫农的遗产？大多数中国人都把党当做母亲，焦裕禄听毛主席的话，也会把党当做母亲，焦裕禄又要做人民的儿子，那么，他就有了两个母亲：一个是党，一个是人民；周恩来到灾区对老乡说：“我是您的儿子。”邓小平也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时，这个母亲（党的领导人）又变成了另一个母亲（人民）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孔繁森到藏族生病的老妈妈帐篷里慰问，老人哭、羊羔叫；是不是可以隐喻为：上帝与羔羊的关系？
这就是外国人看到的中国政治文化现象。这种政治文化现象是世界独有的。政党与行政工作的伦理化，是家与国一体化传统思维的产物，使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很强的老外，的确很费解。包括外国学生不理解的：孔繁森对司机说到自己的老婆时，不说“我妻子”，而说“你嫂子”，仍然可以看到民间语言与行政语言环境的混同。
在政治文化方面，老师对学生并没有多讲解，他知道有些是讲不清楚的，讲清楚他们也不理解。但他举出这样的例子，不是很有意味吗？
又比如学生提出：为什么蒋筑英病情严重了还不休息，非要死在工作岗位？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带病工作？焦裕禄、孔繁森、蒋筑英……难道病人会比健康人工作得更好？这种现象在瑞典，会被说成贪恋权力，玩忽职守，对选民不负责任！你瞧，在中国的敬业精神，到西方成了玩忽职守。这个问题，不正是“以人为本”同“以国为本”的区别吗？
学生看了《红色娘子军》竟然会提出：让漂亮的大腿和野蛮的刀枪共舞，是想表现性与暴力的和谐吗？他们当中有人看到样板戏中“所有的敌人都是男性、所有的女性都是反抗者。”又对样板戏做出女权主义的解读。
一般文化意义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有的我们可以一笑了之，比如他们对《白毛女》中的白毛仙姑、奶奶庙等，在民间宗教意义上的解说。但是有些问题，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日本学生看《地雷战》，影片中提到：“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便又找到相关资料问老师：“日本侵华战争时，为什么伪军比鬼子人多？”老师的解释是：《地雷战》把伪军说得比侵略者多显然是有意为之。旧中国腐败、社会黑暗，迫使一些中国人当了汉奸，电影想通过这样的对比，促使人民反思国民性。据笔者所知，学者金雁曾著文说，二战时，波兰被德国占领，政府逃亡，波兰人被杀害的人口比例最高，但他们却可以自豪地说他们没有出现一个波奸。显然，书中老师的说服力是不够的，可又有何更好的解释呢？
学生问：“雷锋日记中说：‘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没有个人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法西斯才害怕个人主义。敌人也是人，为什么要残酷无情呢？”这看起来一般性的社会伦理教育问题，又向我们提示着其中深刻的哲学、政治学社会背景的区别。
本书也有中国电影学者与国外的中国电影研究者的交流。国外研究者提出：抗日战争，中国对日作战两个战场，一是正面战场，一是敌后战场。正面战场有过十九场大会战，中国大陆主流电影鲜有反映。难道二百多个牺牲的将军就连儿童团员的抗日都不如了吗？作为历史，中国电影为什么没有摈弃党派成见真实而深刻的反映呢？
《中西风牛马》的书名起得好，指向书中大量的是中西文化观念的矛盾与反差以及背后耐人思考的问题。
吴迪先生的智慧，不在于他的解说，而在于他用代表性很强的中国主流文化，招来了与之反差很大的另类文化。他让我们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有一次整体的文化检阅与思考。
这本或叫散文、或叫随笔的书，语言幽默，叙述有趣，其文化冲突的火药味，能给人带来很高的阅读兴致。吴先生说本书出版得非常困难，我看了以后明白了其难处所在。
2005年
历史性变革和震荡
——《新饿乡纪程》读后
有一种说法：女性善于感悟和体察而弱于逻辑思辨，因此女性在文学创作方面，佳作迭出并不奇怪；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女性出类拔萃者很少。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碰巧连续读到几位中年女学者的著述：钱满素的《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金雁的《新饿乡纪程》、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以及崔卫平的一些文章。她们的文字不但富于感性的魅力，而且思想的犀利、逻辑的雄辩绝不让须眉，足以挑战对女性写作的成见。
金雁最早引起我关注的是她前年以苏文的笔名发表的长文《“路标”改变以后》。当时我很震惊：没想到举世瞩目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是那么偶然。“没有一个党直接参加了革命准备工作”，结果是一次不公正的“改革”引起了反改革的“革命”。本来“革命”是为了民主与公正，却诞生了更严厉的铁腕。话不能扯远，还是先谈金雁这本新著。
金雁是专门研究苏东问题的学者。1990年到1992年，正值东欧动荡之际，她到波兰访学，其间四度访俄罗斯以及匈牙利、捷克等前“大家庭”的一些成员国。瞿秋白曾于1920年奔走于剧变之后陷于内战与饥荒之中的俄国大地，他将自己的书命题为《饿乡纪程》。金雁沿袭瞿秋白的思路，就将自己1990年代的东欧之行冠之为《新饿乡纪程》了。因为那里经受了又一次历史性变革和震荡。
对于经济改革，中国一直以东欧各国为镜子，以我们的渐进来对比他们的“休克疗法”。人家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休克状态？其“阵痛”及“二度阵痛”是怎么产生的？原来，我们只能从字面概念上联系一些宣传的现象去推测，而金雁的考察，使我们了解了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转轨的全过程（因为她总在比较中谈问题）。作为学者，她从现象到本质，有描述也有分析。她说，“休克疗法”是无所谓姓资姓社，它只是以严厉的紧缩来纠正经济中的破坏性失衡以求稳定经济。由于它是向以前造成失衡的逻辑原因对症下药的，因此它的“疗效”具有逻辑保证。但是“休克疗法”可以创造平衡却不能维持平衡。要把平衡坚持下去，就得有“手”——或是“看得见的手”（行政的计划机制），或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而前苏联、东欧各国出现的问题是“两处茫茫皆不见”。这种分析，使我顿觉耳目一新。
一个社会的经济与体制的变革有其本质规律在起作用。但是变革中发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或者说，影响变革进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理性原则就是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金雁主要羁旅波兰，在她的笔下，捷克、俄罗斯、前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哈萨克、立陶宛等国在变革中经济与政治、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她都有分析。特别是对波兰这个民族，我有了更真切的了解。记得在电影上曾多次看到德国纳粹机枪下的波兰犹太人，他们那种尊严、镇定的赴死神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金雁对波兰民族性的介绍，使我感受到了丰富和有趣。比如他们的宗教狂热和宗教宽容、他们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他们的不怕流血怕流汗……她介绍说，“整个”二战中被德意日占领的各国几乎都存在过由占领者扶植的傀儡集团，以及由这一傀儡集团出面组织的仆从政府和伪军。只有波兰，没有伪政府，没有伪军，连波籍雇员都没有，其结果是：2800万人口的波兰牺牲了600万人，人口死亡率高达22%（苏联10%，中国7%）。占世界之首。三分之一的神职人员被杀害，有一个大学的全体教师被杀害，却没有一个人做周作人，“我们没有出过波奸”，他们为此十分自豪。
同时，金雁也介绍了波兰人节假日“特别多”，“雷打不动”。变革时代他们仍“不追求德国式的效率”，而“向往法国式的潇洒”。把休息看得很重，“波兰人在这方面似乎是比较极端的”。波人是否长于争取政治民主，拙于搞市场经济，金雁有一番民族文化的综合分析。金雁的专业是史学，她和中国传统史学的视野不同，考察问题往往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心理全方位入手；和文学家的游记也不同，作为一种学者的考察随笔，她依托宽广的文化背景，总是通过现象的描述，把人引向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的思考。比如涉及对民族性的看法，金雁在文章中指出：“对民族性的过分强调既会漠视普通人性，也会漠视每个人的个性；漠视前者有损于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与进步，漠视后者会把历史看成一部按‘文化遗传密码’规定的程序运行的机器，从而导致宿命论与历史观的非人化。”这样看问题，当然就不会引人进入简单的模式化圈套。
看了金雁的书，我总的感受是，东欧在变革的路上虽然困难重重，经济复苏趑趄曲折，执政者轮番换个不停，广大人民却表现出非凡的承受力和忍耐性，绝没有走回头路的意思。我想，“尊重东欧各国人民的选择”，不仅仅是一句外交辞令，而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1998年
昨天的梦还是明天的梦？
——读小说《廊桥遗梦》
已是告别了古典的时代。
一本很有点古典浪漫主义意味的小说却依然打动了许许多多的人。
这本叫做《廊桥遗梦》的小说，仿佛蘸着阳光，浸着清风，读起来那么惬意、悦目。那个夏天的草场、古老的廊桥边发生的故事，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究竟是什么东西启动了现代人的情愫呢？
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人和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原来都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中生活着，离过婚也好，不断地邂逅他人也好；或是恪守着一份平静的生活也好，他们的存在，极为普通、极为平常。
有一天，他们终于发现，那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自身的一半多少年来都在游荡或沉睡。那个生活在自己天地中的罗伯特，好像不属于很规范的人群中的一个，而是更靠近大自然的精灵。他先将一颗灵魂交给了探险和旅游的书籍，后来上帝又给了他一份漂荡魂灵的职业。他的一个女友曾说：“罗伯特，你身体里藏着一个生命，我不够好，不配把它引出来，我力量太小，够不着它。”但对这一点，他以前并没有自我意识。而这一天，罗伯特那总是不安分的魂灵突然被照亮了。弗朗西丝卡在她二十二岁头上系着红缎带时，有过自己的梦：希望有海员上岸来找她，希望有一种声音从窗下街头传来。这种心灵的悸动后来是被生活的沉实掩埋了呢，还是被所谓的成熟替代了呢？当弗朗西丝卡与罗伯特相遇后，好像真切地回到她的梦中。他们俩那个深藏着的生命获得了美丽和完整。
这，或许也是很多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等待？也许有的人遇到了，却无法把握它？“多少年来，整个一生的时间，我们一直都在互相朝对方走去。”人们在罗伯特与弗朗西丝卡的相遇中看到了自己。这大约是现代人所关心的。
有人说“二战之后的《魂断蓝桥》是以红颜蒙尘的生死决绝，强调了爱情与婚姻的绝对一致；90年代的《廊桥遗梦》，则以天各一方的道德自律，突出了爱情与婚姻的各自完整。”我以为不尽然。它的现代性，不是因为认识到爱情与婚姻的各自完整性而去自律，而是看透了爱情与婚姻事实上的不同，选择了让爱情永存的方式。爱情一进入婚姻状态总是要变形的，淡然厮守也好，不断更新也好，人总是需要努力去维护它，否则容易点燃，也容易失去。不能说罗伯特的前妻不是个好女人，他不曾爱她；也不能说弗朗西丝卡与丈夫没有爱情。爱情的形式多种多样，爱情的层次也多种多样。只能说后来他们找到了他们希望的那种爱情，同时又找到了保持她的方式。于是把罗伯特处理成一个在路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