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艺术表达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表现出喜人的亮点。首先是在思想深度的挖掘上有新的突破。纪念性活动的创作最容易陷入概念化、一般化、抽象化的陷阱。特别是在思想内涵的追求上，对作品的考验最大。令人欣喜的是，我省的戏剧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上马街》以太原即将解放为时代背景，通过一个大院里的几个小人物不自觉的抉择反映了时代将要发生的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必然性。这部作品深刻的地方不是塑造那些积极自觉地投入解放太原的“觉醒了的战士”，而是描写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政治没有明显的感受，更不可能自觉地参与，而只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观察人、理解社会的“懵懂的小人物”。他们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也不知道共产党的追求，更不懂共产党要干什么。他们知道的只是阎锡山的部队将要被解放军打垮了，像徐光明老师那样的人是“好人”。作品通过他们是保护徐老师的“东西”，还是把徐老师的“东西”交给阎锡山的人这样一个抉择为核心情节，表现了民心的向背，以及历史的必然。我以为，这样的构思是非常高明的，是具有历史深度的，是最真实深刻地表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申纪兰是人所共知的劳动模范、人民代表、共产党员。在她身上，最集中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宗旨、本色。她走过了共和国六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作为人大代表，参与了历届共和国的最高决策。同时，她又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一个离不开土地的劳动者。她的经历虽然具有某种传奇色彩，但又非常普通平凡。超过半个世纪的大时间跨度，琐琐碎碎的凡人小事，至今仍然与我们一起生活劳动的活生生的人物，要把这样一位复杂而平凡的人搬上舞台，是对艺术家艺术创造力的考验。实际上一直以来就有人在努力尝试这样做，但都没有成功。而《西沟女儿》通过描写申纪兰一生中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片断，以“点”写“面”，以“即刻”写“一生”。这样的戏剧结构获得了大家的肯定。同时，在每一个“点”上，创作者把人物置于矛盾之中，不是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直接把矛盾呈现出来让人物处于激烈的情感冲突之中。这样避免了由于交代故事而故事太多，时间不够的问题，又把人物的情感放在前台，让人物进行抉择，从而增强了感人的力量，生动地而不是简单地表现了一个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的共产党员的形象。这部戏由于其情感的深化而避免了思想的概念化，使作品的深度大大增强。其次是艺术呈现上进行了很好的尝试。舞台艺术是综合艺术。各个部门的表现都应该服从戏剧主题。综观这几部戏曲现代戏，在舞美、服装、道具、音乐等方面都有很积极的实践。它们基本上都表现出一种“大气”。《知音》由于于魁智、李胜素的加盟，整体水平大大提高。在舞美设计上，不再简单化，而是努力围绕剧情增强自身的表现力。这时，舞美不再是故事的“简单背景”，而是内容的另一种呈现。《大红灯笼》设计了晋式大院的高墙，一方面体现了地域性，另一方面很好地表现了故事发生地的社会因素。更主要的是，这样的设计具有体现戏剧主题的“象征意义”，那就是高墙成了禁锢人性的“牢笼”。同时。我们注意到，高墙的设计并没有使舞台僵化，而是充满了变化。就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舞台通过灯光、机械等的改变，使场景丰富起来。人物的服装也有非常积极的创新，那就是采用了时尚元素，更“好看”，更具有表现力。在音乐唱腔的设计上，一方面坚持了晋剧的基本元素，体现了晋剧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进行了适度的改变，使其能够让更广泛的观众听懂、爱听。特别是根据演员的功力进行了设计，使演员的演出水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上马街》则是在戏曲舞台上借鉴了话剧、电影的设计手法。写实的太原民居，写实的服装以及表演。这从一方面来看，增强了作品的可信度、亲和度，另一方面看，与我们熟悉的戏剧手法有距离。但我们要肯定的是它的探索意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省艺术家在创作中对生活的关注，以及他们通过深入生活获取创作灵感的认真态度。没有对太原风俗民情、历史进程的了解，包括语言特色的了解，就不会有《上马街》那种浓烈的生活气息，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感、生动性。《西沟女儿》在创作前，主创人员曾长期到西沟生活，了解西沟以及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了解申纪兰的经历、个性、人品，甚至她的抬手举足、一举一动。饰演申纪兰的演员陈素琴曾说，人们对申纪兰有许多误解、不解。通过与她零距离的接触，才发现是现在的人们对像申纪兰这样的人已经产生了距离，对她的人生理想、境界不能理解。而实际上，申纪兰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她确实离不开劳动，离不开土地，她就是那样的乐于助人，公而忘私。在她面前，我们怎么表现她都达不到她内心的深度与高度。
三是基本呈现出戏剧创作全面繁荣的态势。仅这五部作品而言，有省直院团的作品，也有市级院团的作品，更可喜的是像高平市人民艺术剧院这样的县级院团也创作演出了《西沟女儿》这样的好作品。可以说省、市、县都在开发资源，推进创作。同时，我们也看到，其中既有国有院团的作品，更有民营机构的作品。这也是非常令人欣喜的。这确实具有代表性。事实上，这些年来，各地都加大了对创作的支持力度。政府对文艺创作的重视是比较高的。除省直院团努力创作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外，各市、县都有创作项目。一些作品的成功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大同的音乐剧《云冈》，忻州的北路梆子《黄河管子声》，太原的舞剧《千手观音》、晋剧《傅山进京》，运城的《山村母亲》，新绛县的鼓乐剧《杨门女将》等。随着我省一些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全社会参与支持文化的积极性逐步高涨。而要保持我省文艺创作的持续繁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在看到我省戏剧创作的积极走向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艺术想象力比较薄弱。任何文艺创作都是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之上，通过艺术家的虚构、想象实现的。虚构能力、艺术想象力是保证艺术创作成功的基本前提。仅就这五部作品言，除《上马街》是纯虚构的作品外，《大红灯笼》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其他三部作品都是根据真实人物故事创作的。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改编文学作品，也不是说不能根据真人真事进行创作，而是说，这不能成为一种现象或趋势。因为纯虚构的作品对创作者来说，需要更艰苦的努力。如对生活的理解程度，能否把凌乱的生活现象综合起来，并提炼出积极的艺术主题等。这需要我们的艺术家更紧密地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具有艺术意味的内容。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上马街》更值得肯定。
其次是表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五部作品大部分在剧本上需要进行认真的修改调整。以《知音》言，剧情设计了蔡锷与小凤仙复杂的身份。他们内心都有一致的价值选择，但表面的身份又需要“伪装”起来。他们怎样通过接触了解对方，找到了知音，共同为反对帝制复辟战斗，而又不被袁氏发现，应该有很精彩的情节、对手戏。现在处理得比较简单。此外，全剧过长，节奏较慢，不符合目前观众的审美期待，结尾的处理过于简单草率等。《上马街》也有类似的问题。剧情汲取了谍战的元素，以及设计了抓人的“包袱”，但是都不够讲究精致。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得不够充分准确。人物关系的设计也需要进一步推敲。舞美设计虽然采用了写实的方法，但过于“脏、粗”，“美化”不够。《西沟女儿》同质化情节多，总的来看还比较简单等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工、修改、提高。
再次是运作需要加强。一是与主创人员的关系处理不理想。一些主创人员不愿进行修改，或者认为自己的表达已经很完整，或者讲价钱，或者不到场等等。这些需要有适当的制约，如合同签订要明确这些责任等。二是市场研究不够。这样的作品怎样进入市场，观众为什么要花钱买票看戏，戏排出来后怎么办等，都没有很清醒的认识、规划、体现。在戏曲观众越来越削弱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充分考虑观众的审美要求，明确我的戏在哪些方面可以满足观众。同时，要对作品的演出进行研究，采取有效的运作模式使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我们的戏。
第四是人才问题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些作品的编、导、演及舞美、服装、音乐等主创人员绝大部分都借用了外地的力量。一方面，我们需要借用更合适的、更具表现力的主创人员来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平；另一方面，更要培养自己的主创人员，强化我们的创作水平。不能把好作品的出现寄托在依靠外地力量的基础之上。目前我省戏剧人才面临严峻挑战。过去挑大梁的或者调走，或者退休，或者年龄偏大，不适宜承担原来的工作，各类行当也不整齐。我们要借用外来的力量，但是，外地是否也在借用我们优秀的人才？我们优秀人才的影响力在哪里？这十分需要我们警醒、警觉，下工夫做更多的工作。
201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