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晋商、茶叶及其社会形态
《茶道青红》也是一幅18世纪以晋商为中心的社会百景图。从小说中，可以使我们对当时的晋商及其生活的时代与社会有更多的认知与了解。小说以晋中太谷县康家的茶叶生意为主线，表现了18世纪中期丰富的社会生活。
虽然恰克图开市之前山西商人已经与俄罗斯商人有了贸易往来，但是，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才使中俄贸易成为大规模的正式的商业行为。恰克图开市后，先后有几次闭市。其原因主要是俄方劫匪过境走私或杀人越货，不能适当处置，使清政府下令关闭市场。小说所描写的正是乾隆五十年，即1886年，清政府因俄罗斯布里雅特族人中的劫匪越境抢劫晋商茶货，俄方没有按照条约规定将劫匪处死，引发外交纠纷，终于导致关闭恰克图市场。从这件事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在中俄贸易中，中方常处于主导地位。清政府把闭市作为对俄的惩罚手段运用到外交关系之中。就俄国而言，时为叶卡捷琳娜女皇当政，正是俄经过彼得大帝的励精图治之后，迅速崛起的时期。虽然当时俄国的经济并没有中国强大、富裕，但由于正处于上升期，俄方在外交关系上常常表现出傲慢的姿态，因而引发了外交事件。而中国也正处在著名的康雍乾盛世，是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经济发达，物产丰富，自然不会把与俄国贸易当做多大的事。事实上，当时的俄国确实离不开与中国的贸易。在中俄两国的贸易中，条约规定只能是以货易货，主要是把中国的茶叶等物资输入俄国，而俄可供中国商人交换的物品除皮货之外就很少了，以致后来需要用俄国的银制品来进行交换。中国的开市主要不是经济原因，而是为了换取边境的安宁。俄国则主要是为了能够输入更多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做茶叶等物资的转口贸易，从中获取厚利。
当时的晋商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将迎来票号创立后的又一个辉煌。这种转型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由对内贸易转型为国际贸易。明以来至恰克图条约签订，晋商主要是对内贸易。之后则更多的涉及以俄国为主的国际贸易。小说中的康家即是从雍正年间开始做茶叶外销生意的，已经有五十多年。虽然内茶也是康家的重要生意，但外茶则是最主要的。对晋商来说也是这样。二是晋商的经营体制由东家制向伙东制转型。小说实际上即是借恰克图闭市来描写晋商经营体制的改革转型的。康家是传统的东家制，即由东家出资，并直接经营生意。当时在晋商中虽然也有伙东制的形式，如康家的戴夫人娘家即是。但最主要的经营体制还是东家制。由于康家主人，也是康家生意的统领康乃懋在闭市期间困居俄罗斯，不能料理生意，使康家陷入了经营的危机。在各地分号掌柜的推举下，康家女主人戴夫人临危上阵，勉力支撑危局，并大胆开拓生意，进行经营体制的改革，引发了伙东制在晋商中的普遍推行。即由东家出资，聘用有经营能力的专业经理人具体经营业务，并向东家负责。东家不参与干涉任何业务、人事，只对大的经营方向、财务进行监督。这也是由晋商创立的最早的两权分立商业模式。三是茶叶供应地的改变。晋商重信誉，不能为利降低茶叶的品质。因此，在茶叶外贸开始后，主要在福建武夷山一带定购茶叶。康家即在武夷山崇安下梅镇建有分号，并置有茶山，专营茶叶采买事宜。但是，康家汉口分号的掌柜曹廉在湖北蒲圻李赵桥、羊楼洞发现了新的茶叶产地。由于康乃懋的保守，一直没有公开生产。但是，在危机之下，康家发现这里的茶叶品质同样出色，在当家人戴夫人的支持下，康家开始在蒲圻购置茶山，制作茶叶，节省了大量成本。后来，这里成为晋商重要的茶叶基地。
从事茶叶外贸的晋商，首先要有自己的茶山，作为供货基地。就康家而言，先在武夷山，后在羊楼洞。这也是晋商的一般情况。在茶叶生产地，要设立茶山庄口，建立储货的茶库和制作砖茶的作坊。康家即有几座茶山、几间茶库、十几间茶作坊。为保证茶叶的品质，还要设立品茶掌柜，以判定茶叶的好坏。在每年农历二月，要从晋中南下茶叶产地办理茶货，决定当年的销量。茶货由水路从武夷山到鄱阳湖、汉口、襄樊，直到河南南阳的赊旗镇，之后，走旱路，到洛阳进入山西，经泽州、潞安、祁县子洪口回到晋中。这时一般已经到了六月。到七月时再往北走，由骆驼驼运，过大同，经归化（今呼和浩特），到库仑（今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然后再行八百里到恰克图。为运送货物，大的商家养有驼队。如康家驼队即有三千多峰骆驼。从归化到库仑，一般有两条路。一条是官路，也叫台路。虽然比较好走，又有沿途驿站，但路途远，四千多里，需要五十多天才能到达，且由于行走的人畜比较多，水草供给匮乏。于是商人另辟一条营路，多为人烟稀少、沙漠戈壁之路，但只有三千多里，三十天左右即可到达。除官家的台路与商家的营路外，还有不向官府领取院票，进行走私活动的人自辟更加险恶的私路。小说中康家所走之路即为营路。在来年端午前后，驼队必须返回。否则就错过了适宜骆驼行走的季节。在库仑，商家要设立茶市庄口，专门负责外茶的经营。经营外茶，商家要到归化绥远将军衙门领取行商执照即院票，也称龙票。恰克图俄方一侧，由政府出资，建设了颇具规模的贸易城，除大型交易货场外，还有教堂等公共建筑。中方一侧则由商人自己出资修建了木板房，作为各商家的分号，并建有关帝庙等。当时中方的外茶大户即有六十多家，散户有八十多家。每年农历十月立冬过后，中俄双方各有六位代表出席举行议盘会商，以议定当年两国的交易量和华茶的价格。所售茶叶，青砖茶主要销于高寒地区的蒙藏牧民，初时，也销于俄境之西伯利亚，很受欢迎。红砖茶主要售于俄境白人与欧洲人。所以，青砖主要是内销，红砖主要为外销。而其中，尤其以“川”字号砖茶受欢迎，甚至成为边远牧民用来交换的等价物，其意义相当于当地的货币。康家生意为“天盛川”，多出产这种“川”字号砖茶。在晋商中，生意做得大的已经把分号设到了俄罗斯境内。以康家言，当时已在俄国乌兰乌德和伊尔库茨克两地分别设立了庄口。
晋商与俄商的大规模交易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贸易活动。就俄罗斯言，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中，特别是通过转口贸易，获取了大量的财富，推动了其向工业化国家的进程，以至国力、军力大大增强，挤入了西方列强，并参与了对中国的瓜分。恰克图为亚洲最中心的腹地，本来荒凉无比，却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商业都会，全球最繁忙的外贸口岸，被俄罗斯人称为“西伯利亚的汉堡”，被西欧人称为“沙漠中的威尼斯”。就国内来看，首先，晋商从事的对外贸易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在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国际化的、以外销为主的茶叶、纺织、金属加工、陶瓷等货物的生产。其次，在交通枢纽地带，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如民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即是指包头的兴盛与著名的晋商乔家有关。其他如武汉、蒲圻、襄樊、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库仑等莫不如此。再次，带动了以服务这种对外贸易为主的其他行业的兴盛。如商业、交通、餐饮、住宿、加工制作、纸行、竹木行、服饰、戏剧演艺，以及其他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在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上，使中国人对中国之外的世界，首先是俄罗斯等国家与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三、晋商的品格
晋商的成功与其产生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同样的时代为什么其他商人没有像晋商那样成功，就要我们来探讨晋商自身所具有的精神品格。晋地山多地少，人口稠密。特别是中北部，地处高原地带，干旱少雨，无霜期比较短，植物生长不易。农业虽然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但与富庶的江南相比，生活的艰难还是非常突出的。因而，这里的人们比较节俭、朴实，能够吃苦耐劳，有“用俭知耻”的祖训。他们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要求也相对迫切。同时，有史以来，这里就是多民族交融的典型地区，对外来文化具有比较高的包容度。实际上晋地北部已经不是纯粹的汉族在生存，而是经过漫长的融合之后，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的民族形态和文化形态。因此，此地人民对外来文化和别样的生活方式较容易认同，适应性较强。
明初开中制的实施，虽然不是单纯针对晋地人民的，山西商人也因运城潞盐得地利之便，但能够不远千里万里，不怕人间艰险，受尽千辛万苦，把各类军需物资运到偏远的沿边九镇，再换取盐引的，唯山西商人为最。因此，晋商最突出的品格就是不怕吃苦，就是把吃苦当做得了“便宜”。晋商事业的壮大，与他们，特别是投资者亲临商事的一线，亲身参与艰苦的长途转运，能吃得人间至苦，并把这种艰苦当做人生的历练有着莫大的关系，并成为一种传统。在大规模的茶叶对外贸易后，晋商东家也一直秉持这样的品格，每年都要巡走茶路。康家一脉双传。虽然生意由二弟康乃懋统领，但资质稍差的大哥康乃骞也从不懈怠，同样要亲走茶路。在戴夫人主家事后，更是以女身南下北上，把茶路走了个遍。这其中所透露出的精神就是晋商勤于商事，不怕艰苦的品格。
小说中茶山掌柜徐文祺曾评价戴夫人：“识时务者为俊杰，二娘能因时求变，是东家之幸。”其实，因时求变不仅仅是康家的幸事，更是晋商之幸。晋商能够历五百年而长盛，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时求变，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勇于创新。晋商兴于盐业，盛于茶事，而辉煌于票号。如果固执陈规，肯定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时代变，我亦变。就《茶道青红》所反映的内容来说，矛盾的一个主要焦点就是能否求变。比如，在危难之下，能否将过去的经营体制转变为康家一直排斥的伙东制？这是需要眼光和气度的。当外销无路时，如何把茶叶生意坚持下去，并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也必须对已经习惯了东西进行改革。这种“变”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也是时势使然。顺应时势者，生；否则，就面临着亡的危险。
信誉是商家的根本。晋商最突出的品格之一就是诚信。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诚信体现在他们的各个方面。做人要有信誉。康家生意的兴起，始于康乃懋的祖父，而兴于其父亲康海天。康海天之所以能够延揽许多生意场上的贤才良将，并在他去世后依然忠诚于康家的生意，靠得就是一个信义。同样，做生意也要讲信誉。康家的生意做得大，诚信二字不能少。首先是茶叶的品质要好，其次是茶砖的制作要精，再次是价格要合理。惟其如此，才使“川”字号茶砖在蒙古地区、俄罗斯，乃至欧洲建立了不衰的信誉，甚至成为用来交换的等价物，其信誉相当于今天的货币。即使是在恰克图闭市后，生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仍然不能改变茶叶的品质。
家国情怀是晋商的重要品格之一。在恰克图闭市后，清政府也希望商家能够以国家为重，继续维持生意，不使边市过于萧条。康家虽然面临困境，但相信开市是迟早的事。一方面作为经营策略，数年间坚持往恰克图运送茶叶。另一方面也正如其大掌柜冯得雨所言，断市以来，“虽九死一生，不敢言退。此盖为共担国难也”。在戴夫人北巡茶路时与清政府办事大臣松筠有一段对话，说康家之所以没有撤庄，即是守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她说：“处家重仁，出门则必兼重义。做茶道生意，出门多于处家，更不能忘义。今退出茶市，既不义，便不能为。”把小家置于大家之下，把私利融于公利之底，是晋商的处世置事之道。为强化这点，小说特别介绍了戴夫人的家世。她出身名门，是明末清初的名士戴廷栻的重孙。戴廷栻与著名的顾炎武等有深厚的交情，是志不仕清的高远之人。这样的家教当然也在戴夫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浓重。当然，这本来就不是康家戴氏如此，而是晋商一贯的精神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