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立秋》评论两篇
阐释与弘扬
——评话剧《立秋》
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立秋》已经连续演出了六七十场，其撼人心魄的精神力量，动人心弦的艺术表达赢得了广大观众发自内心的喜爱，甚至出现了谢幕后一个多小时都不退场的互动场面。观众与演职人员的交流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同时，《立秋》也得到了有关专家的高度肯定，认为是对中国话剧事业的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它在人们寻求振兴话剧的长旅中，为话剧舞台带来了动人的辉煌。
《立秋》以晋商的兴衰为题材。清末民初的丰德票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动荡的局势和变化了的时代，需要作出重大抉择。以总经理马洪翰为代表的保守派坚持走传统的票号道路，而以副总经理许凌翔为代表的革新派则企盼改革，希望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组建现代银行。两种思想，两条道路，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从票号的发展来看，马洪翰与许凌翔的选择是不同的。他们的年龄有别，身处的环境不同，接触的人和事也各异。年长的马洪翰在青年时代也曾北上南下，承续了丰德票号十三代的创业精神，在他身上表现出晋商汇通天下的气度与魄力。可以说他是一位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晋商”。而在出任丰德票号总经理之后，马洪翰和其他晋商的财东、大掌柜一样，固守总号，与更为广阔的世界缺少了接触，缺少了亲身的感受与了解，因而也就失去了朝气与创新的精神。他对时代的变化表现得比较迟钝，甚至麻木。而较为年少的许凌翔，身处京城，为京城分号的经理。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亲身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和国事的更迭。事实上，《立秋》给我们描写的具体的时代背景是民国初年，中国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外国资本纷纷进入中国，脆弱的民族资本面对强势的国外资本，缺少强有力的竞争。同时，类似于丰德票号这样土生土长的金融企业也面临着资本主义体制下诞生的现代银行的冲击。许凌翔等由于身处京城，有了更为宽广的眼界，能够直接与国外的金融资本家交往，看到了现代银行在其资本构成、内部管理、资金运营等诸多方面的优势，深深地意识到传统的票号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淘汰。所以他力主改革，使票号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洗心革面，再铸辉煌。但是，由于环境的差异导致了马、许二人之间观念上的不同和事业上的分歧，直至情感上的破裂。许凌翔企图以撤股来逼马洪翰下决心改革，但马洪翰岂肯就范？他认准了的事情是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的。
从票号的整个发展来看，许凌翔的改革具有脱胎换骨起死回生的意义。马洪翰的固执也可以说使票号业陷入了绝境。但就丰德票号而言，即使马洪翰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从而准备参与筹建现代银行，也难挽救丰德的危局于万一。因为时局的变化不仅使丰德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致使资金难以周转，而客户的挤兑更如雪上加霜，使本来就面临困境的丰德更加艰难。票号业主对客户承担无限责任的体制对马洪翰等人形成了巨大的考验。在他们还来不及作出什么的时候，就必须面对严峻的挑战，这就是要么接受倒闭的现实，使海内外信任丰德的客户蒙受损失；要么积极承担责任，维护票号几百年的声誉，平息挤兑风潮。马洪翰等人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之中。而愈是在这危难之际，就愈能考验人的价值选择及其操守与品性。
《立秋》一开始即是马洪翰与丰德票号的员工们共同背诵祖训，告诉我们丰德票号之所以能承传十三代之久，靠的是“勤奋、敬业、谨慎、诚信”。这是几百年来丰德人，同时也是整个晋商恪守的价值准则。他们因此而生，而发展，而汇通天下。在面临生死考验的重大关头，晋商，具体而言，丰德票号是不是依然能够谨守这一价值选择，就成为衡量马洪翰等人的试金石。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的内心情感与价值选择，对揭示人的内在精神和操守具有典型的意义。尽管在是否组建现代银行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并因此而决裂，但面对危局马洪翰、许凌翔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恪守诚信，积极筹措银两，为客户兑现。虽然知道将一无所有，但许凌翔仍然把撤走的股金送回丰德，马洪翰则准备典卖房屋祖产。因为他们身为晋商，身为丰德人，不能让丰德和晋商蒙羞，即使是倾家荡产也绝不反悔。这一带有悲壮意味的选择，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马老太太在关键时刻拿出祖藏的六十万两黄金来解丰德燃眉之急，更是把这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推向了极致。这似乎构成一种极具象征意味的历史情景：晋商之所以一代一代地兴盛起来，与他们的每一代人都谨守了诚信这一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以自己悲壮的举动给我们深刻地阐释了什么是诚信，什么是维系晋商几百年的精神力量。当然，晋商之所以不断发展，原因是多重的，绝不仅仅是谨守了诚信。但在面对诚信考验时，他们告诉了我们，精神的力量是如何的强大，以至于能够把持各种不同观念的人聚集起来共度危难。
在着力描写票号面临生死抉择的“事业线”之外，《立秋》还为我们铺垫了一条“爱情线”。我们注意到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马、许两家既是事业上的合作者，更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同时还有姻亲关系。除此之外，马洪翰与妻子凤鸣、许凌翔之间具有一种隐形的“三角”关系。凤鸣本是许凌翔的恋人，却被马老太太做主嫁给了马洪翰。除他们三人之外，许凌翔的儿子许仁昌与马洪翰的女儿瑶琴及江南长通票号总经理之女文菲之间也存在一个显形的“三角”关系。马洪翰准备让女儿嫁给许仁昌，并让女儿在绣楼苦苦等了六年。而留洋归来的许仁昌却爱上了同学文菲。他返乡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解除与瑶琴的婚约。这一消息对马洪翰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在票号遭挤兑、兄弟要撤股的危难之时，女儿的婚姻又面临着解体，真可谓雪上加霜，船漏顶风，灾上加难。这两个或隐或显的“三角”关系，在剧中起了一种很好的陪衬和突出主题的作用。昔日的凤鸣可以由长辈做主，嫁给自己并不喜爱的人。而此时此刻的瑶琴则难蹈覆辙。她在许仁昌和母亲的帮助下毅然出走，到上海求学，完成了其独立人格的重新塑造。这给我们一种深刻的暗示：时代变化了，不论是爱情婚姻，抑或是家庭兄长，抑或是票号银行，都必须以新的眼光来衡量。它从一个侧面反衬了马洪翰抵制改革，固守落后观念的时代悲剧，同时也使一部充满激烈交锋的戏剧增添了如许的儿女情长，使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打动人心的力量。
在丰德票号面临危机即将倒闭的时候，马洪翰有一段发自内心深处的独白。他深沉地反思：丰德票号今天遭此厄运是谁之过？是我的德行不如先辈吗？先人的教诲我一刻不敢忘记，祖宗章法，不敢越雷池一步！是我的智慧不如他人吗？我熟知财富增殖的奥秘，票号钱庄，开遍大江南北！是我的胸怀不够宽大吗？俄罗斯的风，东瀛的水，关外的雪，岭南的雨，汇集在我的心里，四面八方，条条大道，都通着我丰德啊！马洪翰自认自己的德行、智慧和心胸都与先人一般，但为什么失败却降落在自己的头上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问题不在个人的品行和才德，而在于时代的发展与变化。正如许凌翔所言，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中华大地屡屡遭受外敌侵犯，兵匪摧残，时世艰难，民不聊生，商机丧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丰德直到今天，绝不是马洪翰一人之过。许凌翔的话虽然包含着罪己的成分，但也提示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即时代的变化造成了个人的悲剧。它似乎给我们一种警示：依靠个人的力量，依靠个人道德上的完善是难以改变社会变革带来的变化的。那么，在这样的变革之年，个人要避免悲剧的发生，使几百年辉煌、十三代承传、汇通天下的丰德票号于绝处逢生，再现生机，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因而《立秋》在弘扬晋商诚信立业的同时就具有了一种深刻的反思意味。这也是该剧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以描写晋商创业的艰辛与事业的辉煌为着眼点，而是截取其秋熟果实，日见衰落的时刻切入的深刻之处。它从晋商由盛而衰的关键时刻寻找反思的切入点，在从道德美学的角度倡扬晋商诚信立业的精神的同时，又从社会美学的角度对晋商衰落的原因进行了揭示，从而使《立秋》具有了一种深刻的批判力量。这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美学空间，拓展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增加了作品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但是，《立秋》又不是消极的、绝望的。它依然相信立秋之后，冬将到来，春将萌醒。在经历了一个严冬之后，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春天将会在晋商代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滋养和孕育下回到我们的身边。那将是一个万物竞生、百花争艳的动人季节。
无论如何，作为一部戏剧作品，《立秋》表现出一种高贵的品格。这首先是因为它阐释和弘扬了一种人类在发展进步中不能忽略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已经成为一种渗透到社会细胞之中的必然需要。不可想象，如果没有现代信用体制，今天的社会还能正常运行。因而，我们可以说，诚信精神的确立与弘扬正是我们现实生活所必需的。同时，《立秋》具有犀利的理性批判精神。它不是一味地赞扬歌颂，浅薄地宣扬一种“唯诚信”论，而是把价值选择放在个人命运和时代变化的宏大背景下进行。其中有肯定，也有批判。理性批判精神的锋芒使我们从平庸和浮浅中警醒，因而作品就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平庸的作品是缺乏思想性的，它们没有睿智，缺少理性，只会盲从。《立秋》则以自己饱满的激情与深邃的理智使我们在悲喜交加中变得深刻，陷入深思，并使我们成熟起来。同时，《立秋》在戏剧结构上也体现了自己的贵族气质。它比较好地运用了古典主义戏剧中最完美的戏剧构成方式即“三一律”的构成方式，使矛盾、事件、人物集中于同一时间、地点，因而就具有了一种典范的意义。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它是一种典范之作，这需要时间的考验，但起码可以说它具有典范的风味与神韵。再经过几次大的调整和修改之后，今天我们从舞台上看到的《立秋》已经可以说情与理、人与事、形与神较好地融于一体。即使是那些演员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也恰到好处，透露着高贵的气质。一部具有极大潜力的剧作成就了那些同样具有极大潜质的演员，使他们貌似平凡的形象变得生动起来，高贵起来。而汲取了晋商内在神韵的舞美设计，又很好地烘托了整部剧作，使构成戏剧的物的因素与完成戏剧的人的因素很好地融为一体。它们共同实现了作品的内在追求，为我们平庸的生活画出了一道亮丽动人的风景线。
2005年1月
《立秋》的艺术构思
话剧《立秋》目前正在进行全国的巡回演出。到目前为止，它已四进北京，五下江南，轰动台湾，在全国各大小城市演出了280余场，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充分好评，成为新中国话剧舞台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之一。
《立秋》的编剧之一姚宝煊是山西大学的教授。多年前他的《张骞》曾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张骞是中西交流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开创性人物。他出使西域的“凿空之旅”第一次拉开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主动交流融合的序幕。而在《立秋》中的晋商，沟通欧亚大陆，纵横五百余年，汇通天下，海内最富，创造了人类商业贸易文明的奇迹与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沟通的典范。近年来以晋商为题材的作品很多，但像《立秋》这样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品还不能说很多。从剧本的角度来看，《立秋》的成功有这样几个特点。
